在“人民”被高扬的时候，很可能也正是“人民”被遗忘的时候;当“人民”因为被过分遗忘而需要重新高扬的时候，人民自己需要认真思考的就不再是那个裸的“人民”、那个可以被遗忘的“人民”，而是重新思考“谁是人民”、什么是“制度”中的“人民”。
詹姆斯·G. 马奇、约翰·P. 奥尔森的《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三联书店，2011年3月)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反思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制度问题，为思考制度在政治稳定与政治变革之间的作用提供了深刻的论述。作者在第七章“对恰适性制度的探寻”中特别论述了与人民主权制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作者说“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来思考作为民主工具的政治制度”(第118页)，就涉及“人民”问题。
关于人民，在近代政治学上最重要的概念可能就是“主权”。对把“人民”与“主权”联结在一起的理论，作者引用Pitkin的表述说，“人民主权理论的核心理念是，人民的意志应该最终获胜”，“这些理论因在下列概念上的不同而产生分殊：谁是‘人民’，如何发现‘人民的意志’，‘最终’的时间有多长，以及‘获胜’的含义是什么。”(第118页)的确，正是这几个问题的混淆和扭曲导致“人民”在制度中被书写的同时也被遮蔽，导致在人民制度的名义下最容易被雨打风吹去的永远是人民。作者继续说，“其分殊体现在两种传统的区别上，即一方面所谓的聚合式(aggregative)政治过程，及另一方面所谓的整合式(integrative)政治过程。”聚合中的“人民”是作为公民的个体，在多数规则治理下追求自身利益，人民的意志通过政治竞选和理性公民间的交易而实现，秩序建立在理性和交换基础上;整合中的“人民”则是群体的，在共同的社会价值下探寻幸福，秩序建立在历史、责任和理智的基础上。在两者之间还有很多重要的区别：“聚合过程中的领导阶层好像实现利益群体间联盟的‘掮客’(brobrokerage)。整合过程的领导阶层则是社会传统上就有的与未来所需的托管统治者，并充当教化者的角色。聚合过程理论强调及时回应人民当下的利益。整合过程假设要对体制缓慢适应，保护体制免受一时激情和唯理性的伤害。聚合理论强调多数规则的至上性。整合理论将多数规则放在权利和制度规范的框架之下。聚合理论把公共政策和资源分配视为政治过程的首要成果。整合理论则将拥有共同目标和彼此信任的政治进步视为首要成果。”(第119页)接下来作者分别对聚合式制度和整合式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及制度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复杂的辩难，最后大体上是从历史上两种制度的循环性变迁中寻求对价值判断的理解：在两者之间的动态变化中寻找新的平衡;这部著作刊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作者预计在未来的十年中整合性制度将被强调。
对我们而言，需要重新认识在一种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极端化的整合制度中“人民”的权力、偏好、愿望及其利益分配的实际状况，以重新思考我们的人民主权制度。实际上不难发现，我们的困惑还不是比较两种制度的优劣问题，而是需要比较究竟是力争在整合性制度框架内使“人民主权”得以实现呢，还是寻求实现聚合性制度来实现“人民主权”。在很大程度上，这根本不是政治学的理论问题，而是对现实政治的博弈的分析和判断问题。重新发现制度和在原来的制度中重新发现“人民”，重新思考和积极变革政治制度中的“人民”的处境，都是任何个人轮换、政治机构重组等历史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然，人类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最坏的时期，制度以人民之名而行压制人民利益之实。这样的制度已经很难用聚合或整合来区分，而可以从一个被标签化的国家政治概念中获得对其进行认识的启发。法国当代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最后一部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有一个颇为奇特的书名《无赖》(汪堂家、李之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4月)，但它讨论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它批评的是以“无赖国家”为标签的国际政治。译者汪堂家在报上撰文谈“无赖国家”的政治修辞问题，重点论述美国政府为何喜欢使用“无赖国家”这个标签，也有助于读者从今天美国政治的角度思考德里达对美国政治的批评。德里达认为，“首要的和最粗暴的无赖国家，就是那些无视和持续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这类国家恰恰以国际法的捍卫者自居，以国际法的名义讲话，每当它们受利益驱使，它们就以国际法的名义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发动战争。这样的国家就是美国。”(第128-129页)“最邪恶、最粗暴、最具破坏性的无赖国家,首先就是美国，有时是他们的盟友。”(第129页)这是典型的德里达式的国际政治批评，容易带有激进的最高级修辞。
但是，德里达还有一些更复杂、更内在的论述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在他那些过分搀杂了自我分析和词语分析的思想独白中，有些问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他讨论了诸如民主、自由、友爱等词语的种种内在限定性，从而使当它们简单地延伸到外在的“世界化”之时所遭遇的理论困扰以复杂的表述呈现出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就重新思考制度中的“人民”这个问题而言，“无赖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和品性?把制度改革与“无赖国家”的概念放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框架中，是否又会对社会情境和个人动机重新给予重视呢?
以制度看待城市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问题，也是认识近年来在城市的盛世美学颂歌与个人权利申诉悲歌的密集交替的有力途径。英国学者约翰·伦尼·肖特的《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通过对城市经验的各色碎片加以检视，研究了城市和经济、城市和社会以及城市与权力的表达等关系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城市结构和社会权力的关系。虽然该书不是像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那样，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讨论城市问题，但并不妨碍它在问题的论述中充满历史性的引证和思考。如对农业革命与城市兴起的关系、意大利城市兴起与商业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等等，都是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论题。书中谈到的有些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上城市斗争的案例，则又使我们回到那个关于人民的主题，这回我们思考的是：即便是在制度的名义下，人民还可以做什么?
在该书第六章“资本、劳动与城市”的案例分析中，1971至1974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出现的新南威尔士建筑工人联合会(BLF)所创造的奇迹令我们大为惊讶。由这个工会组织发起的绿色禁令运动(Green Ban Movement)竟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狭小范围扩展开去，为城市环境问题和更为宽泛的社会问题而斗争。它成功地阻止了在权贵勾结下的约四十亿澳元的城市开发项目，保护了悉尼歌剧院的外部绿化环境、皇家大剧院、岩石区、乌鲁木鲁区以及百年公园等重要景观;它还迫使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无法开除一名同性恋学生，迫使悉尼大学允许两名女学者前来开设女性研究的课程。绿色禁令运动其实是一种更为宽广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会领导人满迪说，最重要的是人们学会了不跟在经济主义后面亦步亦趋，学会了如何与更广阔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且最与众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中上层的有识之士和启蒙了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达成的联盟，他们共同为社会和生态问题而斗争(第166页)——这是否也正是那种需要重新发现的“人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