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正在读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的皇皇巨著《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谢爱磊、周晟、柳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的时候，传来正式出台的我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意见，颇增添了一些对比思考的话题。或者说，别人的这只酒杯正浇上了自己的块垒。

网上有人认为这个新方案设计合理，“本质上就是美国高考的翻版”。以我对美国高考的一点粗浅了解，实未敢同意这种“翻版论”。但是，新方案与美国的“被选中”的“秘史”的确可以产生不少有意义的联系和比较。例如，有教育专家认为，这一制度改革的突破有限，未涉及招考分离和打破招考的行政垄断等关键性改革，仍然是政府主导下的计划招生体制。然而，我们在卡拉贝尔的书中看到的德夫尼斯案和巴克案却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大学念兹在兹的自主权问题（见第十六章），这对长期以来仅仅寄希望于教育体制自身改革的期待惯性来说，是否更有启发呢？还有，不应忽视的是新政策严格控制和大幅减少考试加分项目这一条，与“三巨头”偏爱体育特长生的一贯倾向（722-723页）相比，新政策不仅表现出对学术成绩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机会主义“虎妈式”素质教育的纠偏。其实，与备受关注的考试科目与方式的明确改变相比，“意见”提到要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这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议题更贴近《被选中》的揭露性与批判性—“它有力地控诉了精英教育机构出于自我利益而长期掩盖其维护特权的事实。”（《芝加哥论坛报》）实际上，并非仅仅在高考招生的关口上维护特权，而是在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中早就开始，因此导致近十多年来农村孩子上重点高校的比例急剧下降。卡拉贝尔在谈到“对学术拔尖者态度暧昧”的时候，指出一个容易被低估的问题：“尽管哈佛是头脑聪明的学生心中的理想圣地—或许原因也正在于此，它对学术拔尖的学生的态度却十分含糊。”（231页）这可能让人联想到我们的北大等名校在地区名额分配上的不平等，虽然所要维护的特权并不相同，但是对“考试专业户”（在本科阶段被称为“油鸭”）的不满是共通的。在我们这里，更可怕的是这些考试专业户往往是少数成功的考试专业学校批量生产出来的，甚至在难以有严格标准分数的美术高考中也有数量巨大的考试专业户出现，以致某些最热门的美院不得不推出地区限招对策。

更有意思的是，卡拉贝尔在序言中特别提到在研究三巨头大学的学生录取以及相应的社会排斥现象时，对文献档案进行了深度发掘—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文献档案包括了学校管理者和招生事务管理者的通信、内部备忘录、校友访谈、内部数据、招生委员会及教授会与学校理事的会议记录、新生档案、年鉴以及教育署人权办公室提供的相关指控与调查资料等等。我们可以说这反映出作者的严谨学术态度，但是更应该认识到这些资料的存在与公开是实现和维护招生公平的制度环境，对我们来说更是在高考招生中反特权、反腐败的基本前提。前两年我曾经在电视台的公共时评中提出，顶尖高中每年公布的应录取人数与最后实际入学人数及名单、分数和家庭情况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和接受审查，高考中以各种名义保送的名单更应该提前向社会公示。谁都明白，许多腐败必定会在这里暴露出来，因此我的呼吁不会获得回应。如果结合作者在第一、二章不断谈到的校园内的学生俱乐部和社团的选拔问题，更可以联想到，如果能够公布二三十年来重点大学校级学生会领袖、学生团委等职位的名单、家庭背景、选拔过程的话，同样可以发现卡拉贝尔所说的特权阶层在校园中投下的浓重阴影。总之，在“被选中”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这是很令人感兴趣的议题。

回到卡拉贝尔这部书。该书详细地讲述了一个美国顶尖大学三巨头如何招生的、发生在校长办公室与招生办之间的内部故事，同时讲述了社会变迁、思潮奔涌和各阶层利益团体的斗争等外部故事，如排犹政策的变化、黑人与妇女地位的改变、民众对教育公平的强烈呼声及精英集团的回应策略、校友会影响力升降所折射的精英特权变迁等等。另外，书中围绕着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招生政策的变化，生动地讲述了威尔逊、罗斯福、科南特和布鲁斯特等人如何塑造了颇有“美国特色”的高考制度的传奇故事。故事开始于1900年秋天的一个哈佛新生入学的早晨，未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办理入学注册，在他身上引出了三巨头的精英录取政策：WASP（信奉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世家、来自格罗顿（Groton）等私立名校学习、广泛的爱好与社交活动能力等，而需要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考试成绩则是行之有效的淘汰手段。然而，时势比人强，二十年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和犹太学生比例不断上升。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变化看作进步，苦读、高分与培养社会精英的根本宗旨产生巨大裂痕，于是有了洛维尔的改革方案，把品德、才能、名流推荐主观色彩甚强的要素列入选拔标准。到1960年代，主要由于社会沉浸在民权运动与反体制的呼声中，也由于苏联等外部挑战因素，新的精英录取体制终于以脱胎换骨、螺旋上升的方式得以确立。但是，这种新的贤能主义同样存在不公平与危害性，“被选中”的故事看来远未有穷期。

关键的问题是对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的“贤能主义”的认识和评价。卡拉贝尔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机会平等与条件平等（财富、权力和地位之间的不平等需要尽力维持在最小的限度）之间的差异是叙述三巨头历史的线索，也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框架（第4页），进而引申出迈克尔·杨在1950年代末对贤能主义的批判，以及丹尼尔·贝尔的相关论述，还有就是从韦伯和布迪厄关于才能与权力的文化分析中获得的启发—作者的社会学研究功力在这里尽显。他在注释里特别推荐贝尔的“Meritocracy and Equality”一文，并说虽然自己的立场与他有所不同。这篇文章就是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 7月）的“结语”中的第三节，“能者统治与平等”。贝尔指出能者统治就是以新的等级原则取代旧的等级原则，在过去这被认为是公正的、具有自由主义的进步意义；但在今天（贝尔此文最早发表于1972年）则被认为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新根源（466页）。而且他还引用了卡拉贝尔在《入学开放政策的前景》中的一段话来加强论证，卡拉贝尔认为能者统治比公开的阶级社会更富于竞争性，这种毫不退让的竞争使穷人的自尊心受到损害，“一个极富竞争性的不平等社会是否大大优于阶层归属性的社会（它至少不强迫穷人把失败归于内因），这是可以怀疑的”（467-468页）。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卡拉贝尔的《被选中的》最后一章是“"才能"之争”，而结尾那一节的小标题就是“贤能主义的阴暗面”。他一方面承认贤能主义的招生政策与过去公开、鲜明的歧视和世袭制体系相比是巨大的进步，在分配高等教育和更高层次的工作岗位等稀缺资源时是更合理的原则，另一方面指出如果贤能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想，则有着太多缺陷。最后结论是，“更贤能主义的大学体系以及更贤能主义的社会追求仍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但是不能忽略贤能主义的负面因素带来的危害。

如何使要求平等的伟大理想不被残酷的竞争所彻底取代，这也是我们在“深化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