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大音乐学院女生停课陪舞事件”引起社会哗然，也引出了很多尖锐的话题：大学不是官场的婢女、社会上的恶劣风气侵入神圣校园、权力越界、变相性贿赂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但我认为还有更多问题有待思考和揭示。

说大学现已成为了官场的婢女，似乎大学本身是受欺压的。但是，如果我们追问真正蒙羞的婢女是谁、这婢女是怎样炼成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大学官员的媚上这一话题。

首先，说大学成了“官场的婢女”固然是击中痛处，但某些大学官员作为官场中人，具有婢女的媚上作态其实是很自然的 —— 当然，婢女也不一定都是媚上的，在黄世仁家里当婢女的喜儿不就是敢于反抗么？—— 他们既是媚上的婢女，同时又是可以使唤婢女的“地主婆”，因而这婢女是做得心甘情愿、并不以为有什么耻辱的。想想吧，多少人想当这样的处级、厅局级婢女而不得，又有多少人庆幸于暂时当稳了某一级别的婢女？要求他们不当官场的婢女，是否是苛求得不近人情了？很明显，只要大学官员的产生还是遵循着世俗官场的机制，这婢女是当定的了。

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研究，那个在大学里不得不充当婢女、但深深感到了耻辱、时刻梦想着打破桎梏、逃出牢笼的究竟是谁？在这个陪舞事件中，除了那些女学生，还有谁是同样受到最深的伤害呢？我认为是那位正在上课的老师，没有谁会比这位老师更深感到被一种骤然降临的耻辱所伤害。在这里让我们把学生和教师的尊严往她们所代表的那种事物去思考吧，你马上会发现，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教育和学术，施害者是一种统治着校园的极其肮脏的政治 —— 我认为这才是陪舞事件最发人深思的问题：使教育和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这才是中国教育与学术事业最大的耻辱。试想一下，如果在大学里教育与学术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教育与学术的独立性是绝对得到确立的，如果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是超出所有势力的威权的，还有谁可以把教师和学术从课堂上逐出去、还要驱向那些个无耻的政客？！

还有，同样重要的是要研究这婢女是怎样炼成的 —— 那无比神圣与高贵的教育与学术是怎样被改造为婢女的？

我们先回到陪舞事件。作为同样是一名大学教师，如果这事发生在我的课堂上，那种心情又岂止是无奈？感到天大的耻辱与愤怒是必然的。我敢说，在那种情景中我不会无奈而退—— 这绝不是夸耀我有多勇敢，我也绝无意于追究那位任课老师的道德勇气，而是因为当时发生在课堂上的这一事件与道德伦理相悖的性质太明显、太具有象征性了—— 叫女学生不上课去陪官员跳舞？对这样荒唐、恶心的事进行反抗的正义性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如果来人通知学生停课的理由不是陪领导跳舞，而是参加什么活动、过什么生活、听什么领导的报告呢？而这正是最经常会发生的、早已被视作很正常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反抗具有正义性吗？作为大学教师的我或者你还有什么样的道德勇气支持你的反抗呢？

我在这里想思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陪舞事件的确可以看作是教育和学术被视为婢女的符号性、象征性事件；但是，其荒唐性可能会遮蔽了教育与学术的尊严与独立性是一点一滴地被貌似合法的权力行为所剥夺与摧残的更严重的事实；

第二，教育与学术的婢女地位是被权力的性质和它所具有的权力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存在着管理社会的权力但世界上很多大学都能保持着教育与学术的尊严与独立性；

第三，“大学不是官场的婢女”这个命题所要反对的是官本位，所研究的更多是大学与社会官场的关系；“教育与学术不是婢女”这个命题要反对的是意识形态本位，所研究的是大学内部的权力斗争——教育与学术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本位的行政权力的斗争。

第四，非常关键的是，教育与学术的婢女地位一直是在很华丽的话语外衣的遮蔽下形成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的形成充满了权力的诱惑和交易。

就这样，婢女就是这样炼成的。教学与学术研究这个婢女在校园里强颜欢笑，但是毕竟无法“越界”。多年前，我所在的系提出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口号作为“系训”，但实际上的情景仍是令人难以乐观的。

婢女者，“旧社会里被迫供有钱人家使用的女孩子”（《现代汉语词典》）。教育与学术何时能跳出这个火坑呢？

来源：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