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人口经济应该说研究不多，谈不上是专家，但许多现象我也看到了，计划生育给我周围人带来说不尽的痛苦，深感中国人口问题潜藏着巨大深刻的危机，若不注意将遗患无穷。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觉得有必要出来呼吁一下——计划生育搞了这么多年，应该停下来了。
毛主席在刚解放时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人口是国家构成的最主要因素。现今我们政府处处讲要“以人为本”，古代政治思想家也反复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口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人口不仅关系到经济，也关系到社会、伦理、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历代当政者都把人口当作资源，采取存民养民政策，人口多标志着国力强盛。战国时为了扩张本国人力资源，列国都争相采取“俫民”政策，即招揽临国百姓到本国来耕种。对本国民众则分家析户，增殖人口。人口增殖也是地方官考课的主要标准，所以说人是一切事物中第一个可宝贵的，自古以来就如此。
根据现代高分子遗传生物科学DNA的测定，我们现今全球人类，都是大约15、16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十几个智人的后代，虽然现在全球人口是70亿。但地球人口是很晚才突然快速增长的，长期以来全世界人口数量一直很少。走出非洲后，人口长期停滞在2万人到20万人之间，直到一两万年前，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才开始发展起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大概一万年的农耕，发展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但直到盛唐，人口也不过6000万。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古代人口达到最高峰，约有4亿人。中国古代虽也有因土地兼并、人口繁衍、人多地少而造成的“流民”现象，饥寒交迫的人民不甘苦痛起而造反的事件也屡屡发生，也有过人口压力，但历代统治者中还从来没有因为粮食不够，而要采取一种减少人口的政策，要节制生育。相反，历代的地方官，如果能够使得冶下人民安居乐业，能够使人口增长，那都是最好的政绩。
人口数量是与经济规模关系密切，也的确受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但人本身也是资源，宋朝“不抑兼并”，放手让流民开荒，开发出了锦绣江南。“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还是有其道理的，聪明智慧的人的潜能得以发挥，是可以冲破自然环境的制约，创造出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奇迹。而相当一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都与人口稠密有关系。学术界有一种“密度”理论，认为一定的人口密度促使了各种生存需求，引发出科技发明，也带来文化繁荣。保持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前提和动力。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国的GDP也占全世界三分之一。
但乾隆以后直到解放前一两百年，中国人口因为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战争几乎就停滞不前，民国时期人口始终停留4亿多，始终没有大的增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口5亿多，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看好新中国，就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依据，认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人口爆炸问题，将不会有什么前途。对此毛泽东很气愤，于1949年8月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加以驳斥，正是在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毛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气度豪迈，出语壮哉，对“美帝”打的错误算盘，作了坚决的回击。应该说新中国第一代革命领袖，对于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充满信心的，认为那不在话下，国家的目标不在填饱肚皮，而是更宏远，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所以说我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十年代，不但不推行计划生育，而且宣传人多力量大，实际上是鼓励生育。众所周知，我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全面移植了苏联的政经体制。当时的苏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人太多，在人口政策上是大力鼓励生育，奖励生孩子，宣传英雄母亲。中国在内战结束后的五十年代人口也增加很快，很快人口数量就突破了6亿。这本来也属正常，是与世界同步，但由于走错了路采取了错误国策，农业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959－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竟饿死了几千万人口。
新中国成立30年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执政党又何以面对治下的百姓，又如何正视历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借口很快就找到了，那就是人口太多，新中国30年一切失误都可归结于此，于是，在文革后期就在全国推行了计划生育。
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计划生育，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易博士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认为当时搞计划生育，一是迫不得已，第二也有一点必要。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状况堪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如果不忍痛搞计划生育，恐怕社会真的承受不了人口压力要崩溃。我是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亲眼目睹也亲身经历过当年的惨境，知道放任生育实在是不行。毛泽东改变生育方针也是忍痛割尾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不是好事情，并不像后来宣传口所说的是“甜蜜的事业”，计划生育是非常艰难和残酷的。为了节制人口，采取了非常残忍的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中华民族为此又付出了惨痛巨大的代价。
其实马寅初当年倡导计划生育，也是倡导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且不主张强制推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戏剧性，没有想到《新人口论》又会受到追捧。他的观察和理论虽说有其一定道理，但并不是完全正确，中国的贫苦病根不在人口，而在制度、理念。
但矫枉过正的“一胎化”政策竟强制推行了30多年，官方自吹少生了4亿人，是为世界作出了莫大贡献，但并不被世人承认。现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急降至1.5以下，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恶政，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严重侵犯人权，老百姓说干的是“缺德”事，本应是临时性的纠偏措施，如果长期搞下去，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民族来讲，是祸是福，其实是一目了然。
200多年前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用以解释农业社会及经济发展比较低的社会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解释不了当今欧洲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口现象，现在情况是经济越发展，城市化程度越高，青年人追求享乐根本不愿生养孩子，根本就不存在人口成几何数增长，相反是经济成几何数增长，人口反呈减少趋势。为此，现在的欧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都在为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而忧心忡忡，在费尽心机鼓励和奖励生育，这是马尔萨斯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也是正在高速现代化、城市化的我国应该高度警觉，而需要未雨绸缪尽早提防的。
现在我国的人口形势已非常严峻，严峻在哪里呢？未富先老，人口结构不合理，老年人越来越多，青年人、孩子越来越少，中小学都面临并校的局面。对于老百姓来讲，不是少生快富，而是未富先老，老而无着。对于国家来讲，是人口红利收尽后丧失发展的后劲，养老负担过重，丧失社会发展活力。计划生育已搞了30多年，我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每个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在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人们对计划生育都是怨声载道。特别是极端的一胎化政策，更是引出一系列的问题：独生子女不但娇生惯养，奋斗精神大不如前，而且成为高危人群；现在征兵已出现兵源不足，这对国防影响最大；独生子女成家后但一对夫妻要照顾4个老人，家庭结构出现畸型；有统计说我国现已有百万丧失了独生子女的双亲，这个数目还会很快增加，计划生育造成男女比例失调，据统计将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设想一下平均每个县就有一两万光棍，社会治安道德风尚还怎么维持啊！据说现在我国一年有200亿“超生费”。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做将计划生育说成为甜蜜的事业，那真是颠倒黑白。
计划生育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不光是经济上，在政治、国防、教育、伦理等各方面都在对中国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如果说30年前出于纠偏改错救时，搞一段时间的节制生育，还有一点必要的话，那么，现在应适可而止了，若不及时调整，将使中国一错再错，再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