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菲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 Scarborough Shoal）对峙为高潮，中国在近期再次遭遇了其海疆困境的挑战。从韩国地方法院宣判中国船长30年监禁，到东京都知事石原的"购买钓鱼岛"言论，甚至是岛国帕劳警方对中国渔民的枪杀和拘留事件，都引发了中国在海疆问题上与别国的重重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从新闻媒体到网民的评论，无一不充斥着激昂的情绪，对中国政府在海疆问题上的退让也发出了频频的指责。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中菲海上对峙升级之时，则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和冷静，在对峙达到高潮之时，主动撤离了"渔政310"船，并一再运用外交手段，试图使事件降温并得到合理的解决。但是，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却是不可小觑的，如何合理地回应和运用民族主义，则关系到中共是否能够进一步顺利地向执政党进行转型。

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效应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作为统治集团的士大夫精英阶层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从而颠覆了他们长久以来的华夏中心主义，开始认识到世界各国并立的现实。因此，在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中首先萌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以此作为他们维护统治、抵御外辱的道义所在。

无奈的是，国力势微的清政府无力解决外交困局，纵有李鸿章等晚清重臣的纵横捭阖，却不能扭转外交败局的命运。统治者原本寄希望于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凝聚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纽带，使这二者可以服务于国家，进而巩固政权。不料，萌生了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精英反而因为认为清政府不能够代表中国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而发起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

1911年成立的民国政府并没有能够解套这个困局。一方面，民族主义继续成为政府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方面，受制于时代因素和国力的局限，民国政府的外交亦不得不时时应对民族主义的压力。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街头学生的愤懑之情，精英阶层发动的五四运动给予了北洋政府沉重的打击。

以革命和推翻旧中国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政权。在撇弃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无国界"观念之后，毛泽东用民族主义的合法性重新塑造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成为党内精英的共识，并通过思想运动和严密的组织化推广，中共将民族主义塑造成为全党的共识，即使是斯大林也对这种民族主义表达了其"第二个铁托"的忧虑。在中共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过程中，这种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效应依然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发酵。

中共向执政党的转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这标志着中共从革命党开始向执政党进行转型。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至此，现役军人全部退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成为保留惯例，中共的革命色彩进一步淡化。常委中兼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和第一副主席的人员（胡锦涛）全部为文职人员，军队退出国家治理的前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的使命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表现出来。

2000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广东提出了"三个代表"，明确中共需"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后党章的表述中，亦增加了中共"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将其与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列表述。此外，中共还放开企业主入党，拓宽了中共的执政基础，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中共性质的激烈讨论，其中主要观点即认为中共在向成熟的执政党转型。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不再兼任书记处书记。至此，军队成员从书记处中完全撤出，中共的治理体制进一步去"革命化"，文官治国的色彩进一步凸显。此次中菲海上对峙事件发生后，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认为"军方的行动，要根据国家外交的需要"的言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民族主义对中共转型的压力

在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抗日宣传小队深入河北农村宣传抗日，当地民众甚至连日本是什么都不知道，民族主义思想更是无从谈起。正如之前所说，中共正是在掌权之后，才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思想运动，将原本属于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思想转变为全民的思想认识，并通过朝鲜战争大大提升了民族主义在中共执政合法性中的地位。因此，民族主义对于执政党而言，是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和资源。因此，对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抬高成为了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随着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这种教育方式的弊端越发凸显。例如，过去的教科书将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区的行为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在2005年中日关系紧张之时，中国各地反日情绪高涨，许多民众不断自发或组织起来冲击日本大使馆，当局不得不派出大量警察在日本使馆周围戒备，顿时遭到民众"汉奸"的斥责。此次中菲海上对峙，也有不少网民含沙射影地提到"不做李鸿章，不是清政府"。

究其原因，除了国内治理体制的"去革命化"外，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放弃过去对世界体系的全盘否定，而不断参与、融入和改造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制度。这必定要逐渐接受现存的国际制度、规则和国际法的约束，在已经成型的规范中活动。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成就可圈可点。但是于此相对应的国内思想观念的转变，却远远没有跟上步伐。

一方面，对过去"革命化"的认知没有彻底得到改变，体现在对国际法的原则、具体内容传播不到位，民众对公海航行问题、大使馆事涉主权问题的认识依然不够。另一方面，对于过去历史上外交的强硬和软弱，没有给出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正确诠释，而是一味用民族主义来加以强调，或突出领导人个人决策的重要性，或单方面强调中国的主观能动性。例如：美国因素、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国内亟待树立新领导人权威等因素，在宣传中越边境战争时，都被忽略而过。再如，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中国领导人敢于在1989年后第一次放手发动学生的抗议游行，也与当时国内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领导人的控制力直接相关。

但是，这些不全面的历史印象，都会被用于影射当下的"软弱"。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中国今日的国内外环境对中国都非常不利，若再轻易以当年《人民日报》上的"勿谓言之不预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来套用当下情形，则并无助于事件的解决，更无助于缓解中国周边的压力，反而会使得中国进入到一个更加恶劣的环境中去。因此，如何正确应对民族主义，改变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教育，是中共能否真正在思想上实现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条件。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民族主义的怒火，那么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民族主义，则会反过来削弱和伤害政治合法性，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