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道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
编者按：9月11日，除了是美国的“9.11”事件纪念日，对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民族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9月11日，有超过80万加泰罗尼亚民众在首府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举行游行集会，要求脱离西班牙独立。报道称，当天的系列游行是由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组织的。
近年来的世界政治演变大大超出了传统观察家思维的预期，如果说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只是局限在西亚北非的不发达国家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政治不确定性已经开始在发达的欧美国家普遍出现了。全球化、自由贸易、多元主义、国际发展等曾经如此积极的词汇，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人们不禁在问，世界到底怎么了？在所有的乱想或者说不确定性面前，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还是土耳其被挫败的政变，都见证了一股新力量的出现——底层社会的崛起。
不同政治秩序下社会底层民众的反抗
在政治秩序得以确立的地方，这种情况也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首先，在政治制度较为成熟的地方，民众已经从过去达沃斯前抗议全球化和占领华尔街的人群，变为了在投票箱前愤怒的选民，他们利用手中的选票，对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发出了抗议。特朗普的崛起和英国脱欧，就是心怀不满的民众借助制度性的权力机制集结起来的力量。其次，在政治制度较为不健全的地方，或者是对政治制度高度不信任的地方，民众往往选择走上街头，以大众抗议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一点在香港和台湾的街头运动，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抗议活动中已经能够看到。而土耳其军方作为过去几十年世俗化领域的建制派力量，远不及强人埃尔多安及其政策在民众中的号召力，一场未遂的政变就已经充分见证了这种来自底层的力量如何能够在新的时代下影响国家的政局走向。
在缺少政治秩序的地方，恐怖主义势力或者武装化的地方势力在争夺权力的真空，而恰恰是这两类组织也已经开始变得更加底层化，而且相互之间影响和渗透。冷战后，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开始对欧美发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但他们的许多首领依旧出于伊斯兰的上层阶级，例如，本·拉登本人就出自富豪阶层。随着“阿拉伯之春”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伊斯兰政权和基地组织遭到严重的打击，游击主义的“伊斯兰国”从底层的草根力量崛起，他们对该地区的文化、社会和民众了如指掌，并从民众中吸收力量，迅速成长为巨大的有组织力量。与之前的民族国家行为体和恐怖组织行为体不同，“伊斯兰国”对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发起了挑战，是一个“超国家”的精神行为体。他们深谙当代社交媒体的力量，拥有一大批专业的医生、工程师和现代技术人员，将触角直接伸向了欧美国家的移民二代中的年青人群体。这种“去组织化”的方式不亚于一场“人民战争”，以无组织化的方式对抗有组织化的国家，后者注定难以抵挡。欧美日益盛行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就是典型例证。
一种新的社会革命模式？
这种来自底层社会的崛起，与以往的抗议模式或者社会运动有着几个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是真正的底层运动，与以往的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有着专业的革命家或者异议人士来领导有所不同，这些运动没有一个特定的发起者，当局的反对派力量往往也不是运动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他们最初也是观望着，一旦形势对其有利，他们往往善于利用这些运动来作为压迫当局的工具。由于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种运动如果不能被有效压制，那么将一直持续到当局垮台、或是当前政策改弦易辙为止，因为当局没有谈判的对象，运动中也没有能够抑制运动升级的领袖人物。而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在之后就消散了，由原有的反对力量来填补权力真空。在阿拉伯之春和台湾的学生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其次，这些运动往往不具备一个特定的纲领和目标，对事态未来的发展也不负任何责任。在更多情况下，一个当局所推动的目标会成为表面上的众矢之的，所有的不满情绪都会将矛头针对着它们。例如美国的移民政策、英国的脱欧运动还有台湾地区的服贸协定等等，在这背后其实更多的深层原因可能是对社会认同的担忧、经济利益的受损、社会公平的缺失等问题，但是底层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无力去剖析，转而轻信正是这些上层所笃信和推行的政策导致了他们生活的每况愈下
最后，与以往的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拥有富于经验的年长领袖不同，来自底层的社会运动，其参与者都比较年轻，因为年轻人往往是现存制度的牺牲品，不管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来看都是如此。低迷的就业率、政治上的发声无力、文化上的认同困惑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有的积极分子会在运动中成为一个主导者，但是由于年轻，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社会资源，他们无法像以前的领袖一样迅速构建政治力量。相反，在运动结束以后，他们获得了社会声誉，借助这种声誉，他们重新投入原有体制下的政治过程中去。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在东南亚地区和中东地区，都能看到年轻世代在经历了运动后投入政治的例子。
根本原因：精英主导思想与底层民众感受的“断裂”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将苏联的崩溃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那么当下世界失序的现状就可以理解为“来自底层的革命”。很多学者将这些行为简单归咎为民粹，然而，我们无法轻易地用民粹来指责他们。这些民众或许不懂政治（如在英国公投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他们最清楚自身的生活境况。讽刺的是，刺激底层革命的因素，恰恰来自全球社会的上层。
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和资本全球扩张，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发展迷梦，无论是政治家、知识阶层还是商业领袖，都相信技术进步、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国际发展将会锻造一个全新的富饶世界。由此造就的发展迷信、技术迷信和自由迷信，真正达到了入脑入心，成为全球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见，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达给底层社会。然而，一旦精英阶层宣扬的这种主流思想与底层民众的日常感官背道而驰的时候，全球上下阶层之间的断裂就必然发生。美国的老百姓不会再相信由政治正确构成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与之完全相反的现实世界，从而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过度政治化，以政治激进主义的方式表达反对的声音，这在全球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激化了这场革命
如果只是上下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断裂，没有技术手段和权力手段进行赋权，底层的力量也不会轻易地被带动起来。三星美国分部社交媒体营销经理埃斯特班·康特雷拉斯（Esteban Contreras）在其著作《社会国家：社交媒体国家的思想、统计和故事》（Social State: Thoughts, Stats and Stories aboutthe State of Social Media）中认为，社交媒体通过新的技术手段重构了组织模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模式，从而重新构建了一个“社会国家”。只要有一个议题在社交网站上发酵，来自底层的运动就很容易酝酿起一场新的风暴，而在运动发起之后，链接全球的社交媒体再度为运动保驾护航，通过直播运动的进程来引起全世界的同情和关注。在社交媒体技术的刺激下，底层不再是无能的思考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接收与传统不一样的信息，也不再是无能的发声者，人人都可以汇聚成一股声音。
冷战后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全民普选也将越来越多的底层社会纳入到政治机制当中，使得他们有着制度化的权力来影响政治的走向。受到全球资本力量盘剥的底层民众，开始拿起选票的武器回击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那些出现权力真空的地区，通过社交媒体受到思想性感召的地方势力和底层势力，就开始拿起枪杆子来发动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选票还是枪支，都是一场新型的“底层人民战争”。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的世界上层并没有良好的手段来应对底层的崛起和世界原有秩序的崩塌，相反，反而让世界的上层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分裂。底层的崛起是对上层构建的世界秩序的反对，也是警醒。所谓危机倒逼改革，如果原有的秩序和发展模式不能得到重构，底层的不满将最终推翻上层的世界。
发展不是不好，技术进步不是不好，全球化不是不好，自由贸易也不是不好，但是要什么样的发展、什么样的技术进步，什么样的全球化和什么样的自由贸易，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发展和进步不能普惠，终将酿成巨大的灾难。正如欧洲19世纪的工人运动最终打开了社会保障和普选权的大门一样，这一次，全球上层又需要做怎么样的调整，才能完成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