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尤利西斯》中，可怜又可笑的斯蒂芬．代达勒斯的尴尬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代工商文明中人的非英雄性或平庸性的抗拒。这种抗拒往往不合时宜，多少是带有吉诃德式幻想色彩的。与他恰成对照的利奥波德．布鲁姆以其善良、宽厚和宽容的品性代表了现代人的非英雄性。或者说，那种古代人的“英雄性”在布鲁姆这个其各个方面都被加以充分表现的现代人身上淡化成上述诸特质。而且，正如约翰．格罗斯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姆也提醒读者，古代的奥德修斯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而是有着凡人的种种弱点。1 在此意义上， （像许多评论者那样）只认为《尤利西斯》用古代英雄反衬出现代人的平庸的观点就不完全站得住脚了。古代英雄是古代人类在不可抗争的大自然力量面前想象、塑造出来的能够同大自然对抗的理想人物。在古代人眼里，他们甚至是神或半神。英雄作为凡人的种种弱点只是到了近现代才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布鲁姆便是这种表现的典范。
乔伊斯同他的好友弗兰克．布金在讨论《尤利西斯》时认为，从古到今文学中“完全的、全面的人物”不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未与女人住过”，而同女人生活在一起是一个男人所必须做的最困难的事之一；“不是浮士德，因为我们连他年龄多大也不知道，况且，他没有家庭，甚至从未单独行动过，因为靡菲斯特永远跟在他身边或背后”；也不是哈姆雷特，因为尽管他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见到的人，但他只是一个儿子，没有尝过作父亲的滋味。2 乔伊斯认为，从古到今的文学中，只有荷马的尤利西斯及其现代翻版布鲁姆才是“完全的、全面的人物。”由此看来，乔伊斯心目中的完全的人或者说英雄首先必须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尽食人间烟火的凡人。布鲁姆因此也就不止是一个假英雄的笑话了。乔伊斯要读者相信，现代英雄、现代完人的概念与古代英雄、古代完人大相径庭，因此要在正视人的生物属性的前提下重新树立现代英雄观念。
如果用布鲁姆作为参照系来考查斯蒂芬，便会发现后者远远是不完全的；他连布鲁姆意义上的非英雄都称不上。而这种不完全性又主要在于斯蒂芬的道德不成熟性。《肖像》中那种狂热虽已大大减退，但哈姆雷特式的装腔作势却依然存在。这种显然属于道德范畴的自负使斯蒂芬呈现出严重的脆弱。他在本质上是缺乏生命力的。他与希腊神话中能工巧匠代达勒斯的儿子伊卡洛斯有着相同的特征：即走向毁灭。斯蒂芬是需要拯救的。作为儿子，他又需要一个敦厚、踏实的父亲来帮助。
二
布鲁姆便是这个父亲─拯救者。当然，斯蒂芬不是没有自己的父亲，但他早在《肖像》里便把自己的父亲与罗马天主教和上帝等同了起来，把父亲─上帝当作自己的反抗对象。在《尤利西斯》中，这种情形依然如故。在“普鲁透斯”章里，斯蒂芬在思考自己的“根”时有这样的心理活动：“被他们、即那个有着我的声音和我的眼睛的男人与那个呼吸中带有死亡灰末的鬼一般（斯蒂芬母亲已死）的女人生出来的。他们搂抱起来，又分开，遂交媾者这所欲。开天辟地以前他（原文为大写的“He”）就有把我生出来的意欲，但现在却可能没有使我存在下去直至永恒的意欲了。”3 在这里，斯蒂芬不仅把父亲与上帝等同起来了，而且对上帝－父亲怀着与对自己的母亲相同的怨恨。在心理分析的意义上，斯蒂芬之所以恨母亲，是因为她把自己出卖给了父亲加罗马天主教的上帝。包括斯蒂芬母亲在内的整个爱尔兰不都处在天主教上帝的统治下吗？摆脱了传统宗教，背离了同这种宗教紧紧捆缚在一起的父亲和母亲，斯蒂芬表现出了灵魂无所归依的种种症状。这或许就是他那自大狂的根本原因，他之缺乏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因吧。
从传统宗教中挣脱出来了，期蒂芬在现代世界的世俗社会中漫无目的地浪荡。他寻着新的上帝、父亲和母亲，也就是他心目中不搞宗教压迫，不在宗教统治的淫威下自甘沉沦的新的世俗的上帝－父亲和母亲。向他提供了这样一种形象的，是布鲁姆及其妻子莫莉安。如果说《尤利西斯》讲述的是布鲁姆这个现代的、世俗的和犹太的奥德修斯在社会学、宗教和哲学意义上的游历，这部小说何尝又不是斯蒂芬寻找上帝－父亲和母亲的相同意义上的游历呢？当然布鲁姆与莫莉安由于爱子卢迪早夭，也需要一个儿子。它是达到《尤利西斯》结尾时那种神秘团契的现实前提。正是这种团契使布鲁姆的“永恒性”成为可能。4 这就意味着，斯蒂芬与布鲁姆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拯救的关系。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布鲁姆在这种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是斯蒂芬所不能比拟的。毕竟，斯蒂芬只是一个不成熟的乔伊斯，一个既传达又承受作者所有的自我嘲讽与自我批评的艺术形象，而布鲁姆则是一个成熟的乔伊斯，一个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昭示作者的现代启示的艺术中介。
斯蒂芬摆脱传统宗教后的灵魂上的骚动不安也表现在“客耳刻女妖”章中他在妓院里砸碎那台玻璃大吊灯的举动上。鸨婆贝拉．科亨敲榨他，要他赔偿十先令，而实际上这台吊灯只值一先令。这时出来援救他，与鸨婆巧妙周旋的是布鲁姆。这个事件的含义深远。因为它再一次重申斯蒂芬对宗教的摈弃是彻底的、不妥协的。砸碎大吊灯就是否弃赎救之“光”。这里不是在作缺乏根据的比附，因为“客耳刻女妖”章中的一个重要场面是斯蒂芬在幻觉中见到自己死去的母亲，后者要他为拒绝替临死的她祈祷之事忏悔，但他坚决不答应。母亲之灵对斯蒂芬的光顾象征着传统宗教信仰对现代人的持续影响。反过来，这也表明现代的世俗社会急需某种非传统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以为精神依托。因此，布鲁姆对斯蒂芬的救助，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包括在“客耳刻女妖”章中帮斯蒂芬看管好自己的钱，以免被妓女盗走，以及斯蒂芬与英国警官卡尔发生冲突，后者要拘捕他时，布鲁出面为他辩护，使他转危为安），就不止是心理分析意义上父亲寻找儿子这种简单的情形了。在此意义上，可以把布鲁姆视为乔伊斯心目中的现代赎救之光？助盲人过街（“赖族人”章）之场景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他以救助行动体现了超验意义上的光亮。
布鲁姆的救助行动也是谦和的。乔伊斯既然避免了对这种行动的大声张扬和热烈歌颂，实际上也就避免了不是把它作为本真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堂而皇之的伪目的来根本否定的危险。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因为它包含这样的因素：把人类幸福作为根本否定这种幸福的手段，其结果是无边无际的灾难。希特勒不是要建立一个人间的“千年至福王国”吗？纳粹主义留给世界的东西是毒气室、集中营和焚尸炉的恐怖，是精神上的压抑和创伤。“千年王国”的伪目的最终成了制造空前灾难的最佳手段。
三
布鲁姆作为救助者的行为的意义，还在于让飘飘然地沉醉于救世幻想中的斯蒂芬返回平庸而又不乏英雄性（当然主要是上一章所讨论意义上的英雄性）的现实。布鲁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斯蒂芬树立了一个他能够也应当成为的人的榜样。由于布鲁姆对现代世俗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理解和接受，斯蒂芬与他的结合便意味着：前者陶醉在普罗米修斯式的为人类受难的虚幻情怀中这种情形将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他们的结合意味着对相互素质的吸取。这种吸取的结果将是斯蒂芬更为接近布鲁姆的人格，亦即关注现代世俗社会芸芸生灵的根本福乐，也就是不仅要有出世的超越心境，也要有入世的担当行动。也可以说，布鲁姆与斯蒂芬的结合的根本目的，是要指出一种适应并解决现代世俗社会种种矛盾和任务的理想人格，而理想人格的树立对于现代人现实意义和超越意义上的根本福乐是至关重要的。
如许多评论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布鲁姆体现了希伯来精神，而斯蒂芬则代表了希腊精神。前者蕴含着至关重要的道德关怀，后者则关注于对自然的认识，亦即对知识的追求。在马修．阿诺德看来，希腊精神的主导观念是自发的意识，而希伯来精神的主导观念则是严守良心。5 希腊的人性观是“不健全的”，因为它不能向人类提供精神依托，而希伯来精神则提供了不可残缺的“行为基础和自我控制基础”。6 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古代希腊人孜孜以求的完美才可能实现。以此观点来观照斯蒂芬和布鲁姆，可以认为前者是文艺复兴以来急剧发展的唯智主义倾向的投影，而后者则表现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浸润了商业精神的平庸；前者使人想到海伦．施莱格尔，后者使人想到亨利．威尔科克斯。7 然而，现代人的平庸不仅是现代人享有一切现代优越性的前提，而且蕴含首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英雄性。这种英雄性主要体现为健全的社会关怀和道德关怀。因此，布鲁姆－斯蒂芬联盟，这一联盟所象征或包含的相互拯救便不能没有主次之分。布鲁姆的现代博爱主义其实就是阿诺德意义上的“道德心”和“自我控制”，能使人向阿诺德意义上的“温馨与光明”趋进。8 这种博爱主义也使布鲁姆获得其在《尤利西斯》中不可动摇的主人公地位。如果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看《尤利西斯》的启示，那么传达这启示的人主要是布鲁姆。
事实上，乔伊斯并没有象爱．摩．福斯特写威尔科克斯家族那样，把布鲁姆写成完全没有灵性和艺术追求的近乎纯粹的工商实业人士。布鲁姆至少具有二流艺术家的种种素质。他与斯蒂芬二人“对艺术都是敏感的，对音乐比与对造型和绘画艺术则更为敏感。二者都认为在欧洲大陆生活比之在岛国上生活更为可取......二者都宣称不相信正统的宗教、民族、社会和伦理诫条。”9 布鲁姆与斯蒂芬的相似点正好是乔伊斯本人的写照（由于视力不好，乔伊斯在视觉描写方面比十九世纪小说大师差，而向往欧洲大陆和反正统观念这两点在乔伊斯批评和爱好者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由于乔伊斯本人绝非是一个威尔科克斯甚或福尔赛，要塑造一个与自己的禀性全然相悖的形象可能很困难。他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把自己的完整人格裂成表面上大相径庭的布鲁姆和斯蒂芬，亦即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现实主义”的布鲁姆和“理想主义”的斯蒂芬。
但正如斯蒂芬不可能（也不应该）长久地沉浸在艺术拯救的狂热中一样，布鲁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想追求和超越心境的庸俗的“现实主义者”，他只不过不像斯蒂芬那样大声嚷嚷罢了。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反抗工商文明中的人那种不可避免的平庸。但这种反抗本身已包含了超越的可能和希望。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他才能成为体现文艺复兴滥觞以来的世俗精神，离开了传统社会和谐的斯蒂芬们的拯救之光。在更广泛的意义，可以把他看作超渡现代世俗社会芸芸众生的拯救之光，而这种拯救说到底，是要消除那种传统的人神分离，使人性中固有的本真神性宏扬光大，从而达到一种全新的理想境界。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其表现型态的那么一种理想境界。
四
斯蒂芬砸碎象征传统宗教的“光”之后所找到新的光，就是布鲁姆这个耶稣－上帝。斯蒂芬摈弃了自己的生身父亲代达勒斯先生后，所找到的新父亲，便是布鲁姆这个上帝－父亲。斯蒂芬脱离天主教统治下的爱尔兰祖国后所找到的新的归依，便是布鲁所姆体现的那种世界主义，亦即超越了特定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普世的博爱主义，而这种普世的博爱主义又以现代世俗精神及其伴生物都市文化和通俗文化为表征。但是不应忘记，布鲁姆与斯蒂芬的结合也带有互救性质。无论布鲁姆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现代博爱主义者帝，无论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完全”的人或现代“英雄”，就《尤利西斯》结尾时那种神秘团契的前提来说，他必然是有欠缺的。他之苦苦地反抗世俗社会的平庸，就是为了超越这种代价颇高的平庸。虽然他象征着超越的可能与希望，但在《尤利西斯》世界里更集中地体现超越精神的，却是斯蒂芬。尽管后者表现出种种缺失，甚至在走向毁灭，但他那吉诃德式的超越对平庸的现代社会却无疑是一种根本的补救努力。
当然，从另一方面无讲，“现实主义”的布鲁姆本身也不缺乏超验的意味，他所体现的现代世俗精神本身就包含理想主义的内在神性，亦即现代人自我拯救的可能性。只是在此意义上，他与斯蒂芬所象征的那种上帝圣父与上帝圣子的一体化才具有逻辑的前提和合法的基础。对于这点，乔伊斯本人并非没有认识，也就是说，上述阐释并非是强加给《尤利西斯》的。他在１９２１年２月写给好友弗兰克．布金的一封信中对布鲁姆和斯蒂芬的超验性作了如下评论：“我正在以教义问答的方式写“伊卡塔岛”这一章。所有件事都被解释成宇宙般宏大与和谐的物理和精神等等的（physical、psychical）等值体。例如， 布鲁姆在他房舍区域内跳来跳去，从水龙头里吸水，他们俩在花园里排尿、香柱、点燃的蜡烛，还有雕像。因此，读者不仅会知道一切，而且将在一种不加虚饰和极其冷漠的情形中知道这一切，可布鲁姆和斯蒂芬都因此成为两个徘徊于天际的天体，正好象他们抬头凝视的两颗星星一样。”10这里可看到布鲁姆和斯蒂芬的升华。如果说在“伊卡塔岛”章中，他们还是彷徨于天际的两个“天体”的话，那么在最后的“佩涅洛佩”章中，斯蒂芬便已经“化”入布鲁姆中了，因为在莫莉安的潜意识里，只有布鲁姆才是她在包括斯蒂芬在内的所有男人中唯一可以完全接受的男人；对她来说，斯蒂芬只是一个她对之有一定欲望的儿子形象罢了。
在同一封信中，乔伊斯还对布金说：“最后的话（富有人性的、人性十足的）11是由佩涅洛佩来讲的。这是在布鲁姆进入永恒境界在护照上不可或缺的会签。”12所谓“最后的话，”显然是指《尤利西斯》的结尾句“Yes”。这个Yes犹如贝多芬第五和第九交响乐胜利的结尾音符，以最大的力度，激情洋溢地重申了《尤利西斯》的乐观主调和积极情绪。这一点是为多数评论家所赞同的。但许多人所忽视的一点是，这个Yes 是莫莉安回忆十几年前与布鲁姆在直布罗陀恋爱及至结合时所说的话。过去时可能使读者疑惑，因为在现实的层面上，很难搞清从1904年6月17 日起，莫莉安与布鲁姆是否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正如尤利西斯在外游历多年后终于回到家乡与妻子佩涅洛佩团聚一样。这种现实层面上的困惑会不会影响对整个小说象征主义的解读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莫莉安太熟悉布鲁姆了，以至于不可能不接受他。她知道他收藏淫秽画片、照片和书籍，知道他迷上一个新的姑娘后在饮食上会有什么表现（如在“卡吕普索”章中，布鲁姆在格卢兹肉店对邻居的女仆产生觊觎之心，随后便有买猪腰的决定和吃猪腰的生理特写镜头），知道他与某有个女人有着“笔恋”关系；知道他在自己爱上其他女人时会出于内疚而过家门而不入；也知道其他人在背后嘲笑他被戴绿帽子。
莫莉安之所以接受布鲁姆斯而不是布莱齐斯，也因为她太熟悉与她通奸的布莱齐斯了。布莱齐斯这个给人戴绿帽子的老手有许多不负责任、甚至使莫莉安厌恶的表现。因此，6月14日下午4时许她与他在一起时，她就已经断定他不可靠而在心里拒绝了他，正如与此同时，布鲁姆望着格蒂．麦克韦尔成功地手淫时（“瑙西卡亚”章），心里一直挂念着妻子一样。如果说在夫妻关系上，布鲁姆经历了从莫莉安到玛尔莎（与他在信上调情者）、到邻居的女仆、到格蒂．麦克韦尔，最后又回到莫莉安的游荡的话，那么“佩涅洛佩”章的莫莉安在下意识中也经历了从布鲁姆到马尔维、斯坦霍普先生、赫斯特、牧师、老船长格罗佛斯，众水手、布莱齐斯，最后又回到布鲁姆的游荡。13
五
在《奥德赛》中，主人公最后返家时，与儿子一起设计将妻子的求婚者全部杀死。与《荷马史诗》相呼应但又不同的是，“佩涅洛佩”章根本就没有任何暗示或象征这种大屠杀的场景或描述。布鲁姆对主要的对手布莱齐斯的态度是容忍。正是这种宽厚的现代品性才使《尤利西斯》最后的团聚成为可能。布莱齐斯被击败了，他是被布鲁姆的宽容与莫莉安的理智联合击败的。他的失败是这种现代团聚的前提，而正是这种团聚赋予《尤利西斯》以不可动摇的正价值，故尔Yes 到底是回忆中的Yes还是实时(1904年6月16日)中的Yes便无关紧要。14况且， 整部《尤利西斯》以Yes来结尾这一事实本身也可看作一种对正价值的强调。“佩涅洛佩”章以yes开始，以Yes告终；该章也以对布鲁姆的描述开始， 再以对他的描述（当然是通过莫莉安的视角来进行的）告终。这种对称有力地说明莫莉安对丈夫是完全接受的，夫妻团聚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说莫莉安在夫妻关系上象布鲁姆一样，经历了现代漂流，她在人生观方面的世俗性也是与布鲁姆完全吻合的。“佩涅洛佩”开章时可以看见她批评布鲁姆的姨妈里尔登太太把钱全部用来为自己的死（亦即灵魂的安息）的时候作弥撒，一个铜子也不留给布鲁姆；说她太“虔诚”，甚至“如果所有的女人都跟她是一路货色的话上帝救救世界吧，”15这种想法与布鲁姆在“冥国”章中批评把过多的钱花在修建坟墓上，是完全一致的。
莫莉安的世俗性还表现在她那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母性冲动上。用一个心理分析的术语，这里所看到是莫莉安未受压抑、未加掩饰的“本我”。有关这一点，批评家们没有分歧，但对她的母性冲动的解释则有褒有贬。很少有人指出莫莉安在许多方面都与布鲁姆形成了对偶关系，其中也包括他们所体现的世俗性。这位“巴斯的妇人”，这位大母神又何尝不是一个世俗的圣母玛丽亚呢？她的名字Marion本身就是Maria的变体。如果说布鲁姆扮演了上帝圣父的角色，那么除了莫莉安， 谁还能扮演这个圣母玛丽亚角色呢？然而，这却是一个颂扬人的肉体、充分享受肉体快乐的现代圣母。在她心目中，女人的生物性如同男人的一样，是神圣上帝意志的表现：“我想那是女人之为女人所应当有的东西不然他当初就不会把我们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对男人们多么有吸引力呀”。16
尽管莫莉安有着常人的一切弱点：小气、邋遢、甚至嫉妒，但她表达了人类摆脱传统观念压制的原望，预示了人类在对待自己的肉体性方面的一种更宽松的态度。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了，莫莉安所体现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实。至少没有哪个评论家再像《尤利西斯》刚问世时那样，骂她为“猪猡”了。更重要的是，莫莉安是《尤利西斯》结束时那种父亲、儿子与母亲那种团契式的神秘融合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或一种俄底浦式三角关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尤利西斯》所体现的世俗的现代性，便将由这群凡夫俗子延续下去。
临近“佩涅洛佩”章结束时，还可以看见莫莉安想象着斯蒂芬长期住在她家的可能性：“假设他同我们住在一起为什么不可以以呢褛上有间空房米莉的床在后面的房里他可以在那里的桌子上写东西学习任他涂任他写假如他想像我一样每天早晨躺在床上读书因为他（布鲁姆）为一个人准备早点时他也可以为两个人准备”。
这种把可怜的布鲁姆放逐到厨房为莫莉安和斯蒂芬做早点的景观显然不乏俄底浦式母子关系的意味。但只是在这种象征的层面上，莫莉安与斯蒂芬才有母子关系可言。在这里，她与布鲁姆的对偶关系是明显的：如果说布鲁姆找到了一个儿子，莫莉安又何尝没有找到一个儿子呢？严格地说，《尤利西斯》的故事发展只是找到了这个时刻，那种象征层面上的基督教的圣父－圣母－圣子关系或心理分析意义上的父、母、子三角关系才最后形成。
游历结束了，三个主要人物在团聚中找到了各自的归宿。在现实的层面上，这种团聚是恒久的稳定感和完成感的源泉。在象征的层面上，它则是一种团契，一种神圣的融合，一种基督教话语中人与上帝的“和解”或“修好”(reconciliation)这个词才能加以描述的景观。按照乔伊斯本人的意思，布鲁姆这个现代世俗世界的普通人在这种团契中进入了“永恒”。布鲁姆既是一个普通的人，进入“永恒”的，也就是每一个普通人。
附注：
1 见前引约翰．格罗斯，第９６页。
2 理查德．埃尔曼，第４３５页。
3 《尤利西斯》，第４６－７页。
4 乔伊斯本人语，见埃尔曼第５０１页。
5 马修．阿诺德，《散文选》（企鹅版，１９８２），彼得．基廷编，第４２９页。
6 《尤利西斯》，第２７９页。
7 见第一章的有关评论。
8 见第三章有关阿诺德的讨论。
9 《尤利西斯》，第７７７页。
10 转引自埃尔曼，第５０１页。
11 括号里为乔伊斯本人语。
12 见埃尔曼，第５０１页。
13 当然，在这一长串“情人”中，真正可能与莫莉安发生了性关系的，只有布莱齐斯一人。
14 《尤利西斯》，第８７１页。
15 同上，第９２８页。
16 同上，第９２９页。“他”在原文里为“He”，即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