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旦治国集团的顶层失公心而谋私利，不再遵从民本思想，绩优原则、分工制衡被侵蚀，这个职业治国集团就会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国家就衰落。这是中国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原由。在新形势下，领导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欲坚持群众路线，保持执政活力，就只能闯出条新路。这条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区自组织”，以社区(和单位)人民的“自组织”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至上”机构。
关键词 治理 责任 道义 民本主义 群众路线
人类管理社会的手段相通
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盛行“蒙昧主义”(obscurantism)，把人类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两类。“启蒙运动”就是针对“蒙昧主义”的。当代政治也盛行蒙昧主义——把政府分成“民主和专制”两类。说明不了丰富多彩的现实，就有西方学人发明“民主的专制”及“专制的民主”之类含混矛盾的概念。
人类是相同的，管理人类社会的手段也是相通的。正如亨廷顿所称，“世界各国政治最重要的差异不在政府的形式，而在治理的程度”。①
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只有四种。世界各地的政府，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混合使用这四种最基本的手段来管理社会，只是侧重和程度各不相同。
第一种——执法(adjudication)：以垄断暴力为后盾，执行关于社会秩序的规则。第二种——问责(accountability)：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②第三种——责任(responsibility)：平衡(部分与整体、现在与未来、变化与稳定的)利益。第四种——道义(justice)：通过塑造价值观而“建构”和“凝聚”利益。
因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人类管理社会的手段有明显的形式差异。很遗憾，自古希腊以降，很多大国的政治家为了自己国家或政府的利益，抹杀历史条件，夸大政府形式差异的作用，让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憎恶，而非相互尊重。正如相邻的雅典与斯巴达城邦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并没有根本区别，也不可能有根本区别。两大城邦本可以成为拉动希腊城邦世界进步的两驾马车。但政客们煽动对彼此制度的蔑视，奠定了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群众基础。这场战争终结了两大城邦，也终结了古希腊的所有城邦。
中国政府强调责任和道义
与欧美各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在治理上较少强调“执法”和“问责”，较多强调“责任”和“道义”。这种情况主要来自中国的社会结构。
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主要由自给自足的独立小农家庭构成，几乎是一盘散沙。在狩猎游牧航海传统中形成的社会，就比较看重等级和纪律。中国社会一直有贫富差异，但就农耕而言，中国地广人稀，不采用长子继承制，所以“富不过三代”，形不成稳定清晰的“阶级”。缺乏阶级分化就缺乏阶级意识，就有了非阶级的“百姓”这个统称。百姓都做“发财”梦，远甚于“美国梦”。能推翻王朝的是“农民起义”不是“贫雇农起义”，因为起义并非只代表贫苦农民，而且推翻王朝之后还是采用旧制，并非推翻“阶级制度”的“社会革命”。缺少阶级分化和阶级意识的社会是“自由”社会。因此，用西式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阶级及社会集团理论来理解中国，解释力就不强，“水土不服”。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与推翻社会固定分层的“社会自由”或“阶级解放”没什么关系。
缺少分化的社会催生了三大政治结果。
第一，中国缺少西式“法律主义”(legalism)传统。在独立自足和充满真实和虚拟血缘关系的家庭之间，执法无需严格，严格执法的成本太高，法律也就不“神圣”。执行道德原则中的“天理”和“人情”比执行“国法”重要得多。斯科特称农民社会的经济是“道义经济”；③农民社会的政治则应是“道义政治”。当代相互依存的城市生活要求严格执法，但那与法律主义传统中的“社会契约”不同，并无强烈的政治含义。西方的“法”(law)是“神圣的”，《圣经》称其来自神与人的“社会契约”，而今则是“人民”与政府的契约。西方的“法”还是“自然”的硬约束，物理的自然规律也是law。因此，法律判决，无论对错，都是要接受的，否则会被整个社会唾弃，也会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而在中国，“法”不过是一些人定的“方法”或者“办法”，没有在西方那么大的权威或政治含义。在中国，“法治”被理解为严格执法，以保障城市人相互依存的生活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是重要政治机构，但其重要性并非来自其为“立法机构”，立法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第二，在中国，向自己代表的社会集团“问责”缺少“合法性”，即缺少正当性。中国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社会分化和分际，比如阶级和阶级界限。中国社会有(四民)“分业”，但无论士农工商，根本都属于“农民”家庭。④如此，社会呈“一盘散沙”状态，“阶级统治”很难生存，集团问责也就难以生存。⑤在缺少利益分化及利益分际的社会，让利益集团的代表来执政缺少“正当性”。用西方概念表述就是缺少“合法性”。这个中国传统延续至今。“利益集团”主导政治在西方是“合法性”的基础，是(西式)民主的本意；但在中国就“不正当”。在西文里，“党”是社会某个“部分”(part)的利益代表。在中文正体字里，“黨”是个贬义词，由“尚黑”两字组成，与光明正大相悖。“结党”必为“营私”；“党争”是劣政和“自私自利”的代名词。所以，中国士子有“君子不党”的明确政治传统，要求官员施政出于“公心”。而今，中国大众传媒常把自认是“坏”的政策归咎于“利益集团”，如同美国传媒给“坏”政策贴上“社会主义”标签。
第三，中国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依照“伦理道义”对“百姓”承担“责任”。这是由一个职业治国集团来承担的。自两千二百年前中国形成统一大国(公元前221年)，历朝历代的中国社会都由“中立”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其管理对象是一盘散沙的、自由独立的农民“家庭”。这个集团在政治上强调“道义”，即扶老携幼的家庭伦理道德，以德服人；在行政上强调“责任”，即以照看百姓福利为“本”(职)。由于社会结构不同，中国政府与欧美政府“正当性”的来源不尽相同，前者来自强调“伦理道义”和“责任”，后者来自强调“执法”和“问责”。
“中立”是为方便西方知识界理解而使用的概念，是想指出，不由集团利益代表组成的政府也可能是个“好”政府。但“中立”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政府的准确表述。既然社会缺少稳定清晰的分际，何来“中立”？在“大一统”的利益下，仅靠“中立”无法获“天命”。正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⑥
治理中国社会靠的是职业治国集团的“杰出”(官称，“先进”)而非“中立”。
中国的“民本政体”
“杰出”(outstanding)不是同欧美政府比。“杰出”指的是在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中“脱颖而出”。中国政体的核心特征是杰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职业治国集团。其杰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思想上杰出，声称坚持“民本主义”。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要求其成员拥有超越一般百姓的政治思想，即“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其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否则理应被人民推翻。此思想源于《尚书》所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且“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伤害了百姓福祉就“失天命”，就发生“革命”。⑦民本主义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亦是一千七百年选官考试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则。当然，思想与现实不是一回事，而且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在哪里都不是。“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也是思想，不是现实。但思想影响现实，人民能用这思想来衡量和挑战现实。思想为改善现实提供依据。没有民本或民主思想，中国或欧美的现实将完全不同。
第二是组织上杰出，声称官员的选拔遵从考试加考核的“绩优准则”(meritocracy)，逢选必考，无功不拔。这种“业绩制”与西式“选举制”同样基于竞争。执政集团的官员靠政策竞争来获得出色政绩。中国土地辽阔，东西南北各地社会条件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迁，不得不包容“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政策，包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弹性。在前三十余年的开端，安徽和四川领导采取了不同于众的政策，效果很好，双双被提拔为顶级官员。三十年后的今天，广东和重庆分别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政策，引起世界瞩目。中国的政策和政绩竞争是世界各国中最激烈的，有时甚至可称“惨烈”，还为弄虚作假提供动力。政绩竞争是中国职业治国集团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当然，纯粹的绩优准则，正如纯粹的多数决选举准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过。裙带、金钱、关系，在世界所有的选官制度中都发挥作用。然而，绩优制的确与西式选举制有重要区别。政治上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使得绩优制成为必然。
第三是历史悠久的分工制衡机制，用于防错纠错。中国由政治思想统一的职业治国集团领导，无法“分权制衡”，却有“分工制衡”的悠久历史传统。⑧而今，我们不仅能见到来自大众舆论从民本主义角度挑战官员行为的“软”制衡，而且看到党政“双行政系统”本身的分工制衡，还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加上年龄限制的任期制，官员定期轮岗和地域交流制，纪检监察机构，各级人大、政协、法院和信访机构，还有各部门职责之间交叉的灰色地带，当然还有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分工与分权一样能达到制衡效果，因为分权制衡的基础也是分工。一个政体，没有制衡机制，断然不可能长久生存。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同样的分权制衡，在拉美、印度、非洲都起不到在欧美的效果。分权制衡的典范是美国，美国政府也犯重大错误，因为难以制衡能控制政府的华尔街和军工集团。
政体的差异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来考察。第一是政治思想，即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思想；第二是主要的执政机构；第三是选官方式；第四是防错纠错的办法。不同政体通常依照其政治思想的名称来命名。欧美政体称为“民主政体”，中国政体可称“民本政体”。民本政体有四个支柱，第一是民本主义思想，第二是职业的治国集团，第三是官员的绩优选拔，第四是以分工制衡来防错纠错。
在缺少社会分化条件下，由职业治国集团来“治国平天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内部成员却在政绩和政策上激烈竞争，就维持了富有弹性和活力的中华大一统，构成了世界政体中的一个独特“物种”——“民本政体”。这个政体“物种”并不能保障国家长生不老。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而已。一旦治国集团的顶层“入奢”，失公心而谋私利，不再遵从民本思想，绩优原则就被侵蚀，分工制衡也被侵蚀，这个职业治国集团就会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内外交困中崩溃，国家就衰落。这是中国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的根本原由。
制度是人造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活人能够轻易绕开或者改变死制度。政治制度不是“永动机”，人也不是机器，没有任何制度能让“人”领导的“国家”永葆青春，逃出兴衰循环的法则。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神学。
令人惊异的是，中国的职业治国集团不断随王朝更替死而复生，与朝代和国家共兴衰，始终管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差异也最大的社会。民本政体延续了两千多年，“超越”了(中国的)国家兴亡，是世界上持续最久的政体。“中华文明”延续的根本内容是什么？若非这制度文明还能是什么？
“党”在现代中国的演化
自1640年到1840年的大约两百年间，拉美玉米和土豆等薯类粮食作物进入中国，人口爆增，从1亿变成了4亿。每遇天灾，就出现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中央政府对地方逐渐失控。1840年，工业强敌入侵了农业社会的中国，自此中国内外战争频繁、社会混乱。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艰难维系了半个多世纪，轰然倒塌，各地乡绅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在各种内外势力间飘荡，导致了“半封建”社会。由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四处泛滥，“革命”成为社会普遍欢迎的概念。与此同时，西学东渐，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传入中国，代表不同“阶级”的西式“政党”在中国思想界逐渐获得了“正当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录的头两篇文章是“阶级分析”的典范，确立了毛泽东革命理论家的地位。⑨中国共产党似乎运用西学理论成功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然而，即便在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另两个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其实是以往新朝“均田地”政策的延续，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称为小农社会的保守主义可能更恰当。
在“革命”完成后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继续了“阶级斗争”路线，但国旗五星红旗中的大星代表党，团结其他四个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统一战线”。阶级斗争概念在“文革”时达到了顶峰，但“打倒”的并非“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分子”。在其后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逐渐淡化了“阶级利益代表”的认同，强调“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强调“和谐社会”，回到了中国社会整体利益代表的传统认同。中国其他的“党”则是“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人民的普遍利益，并非阶级或利益集团代表。
许多学人指称，市场经济导致中国出现阶层或利益集团分化。⑩西方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理论是阶级斗争和多党政治信仰的前提条件。中国而今有贫富分化；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也不乏贫富分化。只要“富不过三代”，就无法形成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文化意识。越来越多的职业划分，并非社会公认的社会地位高低之分。中国过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属于农民家庭，中国今日工商企业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庭企业，依然是“一盘散沙”。自古至今，中国社会都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中产”社会。所谓“培育中产阶级”，虽在新闻界热炒，却是个伪命题，因为把“中产”定义为城市里有某种固定政治倾向的富人。中国“富人”占人口比例很小，而且都是最近二十年才“致富”，父母和兄弟姐妹或许就是农民、工人、甚至下岗工人。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社会意识错乱”——普通人争相致富，富人认同普通人。所谓“富二代”和“官二代”是贬义词，直指怪异行为。“富人俱乐部”非但不似在欧美那样受敬重，反而是大众媒体讥讽的对象，暗指其为妓院。
在当代全球激烈竞争的工商界，“富不过三代”不仅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也正成为世界的现实。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没有强化阶级界限，反而淡化了阶级界限，导致了中产化，导致了欧美政党的“中立化”和“全民化”(catch-all party)，导致了政党政纲的“趋同”。欧美学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谈论“政党政治的衰落”，而且于今为甚。现在，对抗性的政党政治是落后的典型表现，最具对抗性的政党政治都发生在落后国家。如此，中国政治何以应当“退化”为利益集团竞争的“民主”舞台？
台湾地区今日似乎有“两党制”，但国民党和民进党争相宣称自己是“超党派全民代表”。该两党的分歧不在于经济社会政策，更非代表社会不同阶层，而在危险的“国家认同”。若谈政策区别，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策，在正式出台之前的讨论远较西方激烈。争论的不是税收增减一、两个百分点，甚至是收或不收房产税。
在缺少社会集团分际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是欧美那种“议会党”，在议会中分成“一党、两党、多党”。中国共产党是个延续了中国政治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思想上依旧信奉民本主义，组织上依旧执行绩优制和分工制衡制，成员们在政绩和政策上依旧激烈竞争。简化字的“党”不复由“尚黑”二字组成，而是“尚儿”——还是照顾百姓福祉的“大家长”。
类似历朝的治国集团，中国共产党目前发挥七个核心功能，身系华夏“大一统”。
第一，制定全国统一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抵制社会分裂和冲突。
第二，维持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抵制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维持绩优选拔，抵制血缘、地缘、裙带、派系主导官员选拔。
第四，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抵制军事割据。
第五，维持边疆地区的向心力，抵制族裔分裂主义。
第六，维护世俗政府传统，抵制宗教势力干政。
第七，领导全国“统一战线”，并凝聚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治国集团有三大不同之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带领“中华民族”完成“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任务；而儒门弟子的目标是“天下(太)平”——那个时代的“天下”环境简单，没有民族国家，无需谋求“发展”。其次，中国共产党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手段——民主集中制，以适应现代的国家间竞争。传统治国集团目标低，组织上就相对松散。最后，中国共产党发明了“群众路线”，成为共产党生命力的源泉，既适应革命时代动员人民的要求，也适应教育普及条件下人民政治参与的要求。
什么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也有两大不同。第一，苏共是“立国为党”，是党国(party state)。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是国党(state party)，是中国人民的“党”。第二，苏共是世界党、传教党，目标是在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与美国传“自由民主”之教类似。而中国共产党尽管怀有孔子的“天下大同”理想，却立足中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自称世界上唯一正确，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
新困难与新道路
与中国政治不同，美欧实行“现代”政党政治，不要求官员“知识化”，没有学历要求，无需每天加班及周末无休，无需为职务升迁进党校“培训”，更谈不上追求“理论创新”。而且，西方社会的管理水平并不低于中国。既然西式政治普遍被称为“先进”，为什么中国依然延续职业治国集团的老办法？可以用两点结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由于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利益集团分际，也缺少法律主义传统，中国出现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是必然的，也在中国拥有政治文化上的“正当性”。因此，中国共产党身系国家治乱兴衰，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
第二，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中国共产党之兴衰取决于其“先进性”的兴衰。党兴则国兴，党衰则国衰。治国集团丧失“先进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思想堕落，不再为人民负责，则为公的“民本主义”信仰必被形形色色为谋私利辩护的“主义”所取代。第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贪污腐败，则“绩优选拔”的人才原则必被“结党营私”取代；分工制衡机制也就不复起作用了。第三，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拒绝群众监督，拒绝群众批评，“政绩和政策竞争”必被阿谀奉承和欺上瞒下取代。如此之治国集团，就会蜕化成缺少生命力的、脆弱的、“尚黑”的特权集团。
所有国家都有兴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主要朝代的寿命相当长，平均约三百年，秦汉、隋唐、宋明清就能概括中国近80%的王朝史。但二、三十年的短命“朝代”也不鲜见。一旦职业治国集团无力强调责任和道义，就进入衰败期，就只能靠“执法”和“问责”的激素来苟延了，如同1948到1949年间的国民党。那时，“执法”演变成抗暴，“问责”演变成下台、换班、大分裂的闹剧，接下来就是民不聊生和兵败如山倒。
中国共产党虽已成立九十年，但执政方过一个甲子，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平均寿命的五分之一。其近期前景取决于解决好下述新的基本政治矛盾。
作为执政党及双行政系统之一，共产党必然“变质”，从“扁平组织”变为“科层组织”，用全国统一的法治来管理国家。如此“变质”是建设事业“办大事”的需要，理性化、知识化、专业化、法治化，层层相连。但科层体系“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必然脱离千家万户的群众，再也无法像扁平组织时期那样为百姓“挑水扫院子”，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于是，一方面，由于科层化和法治化，党政体系“办小事”的能力严重退化，有心无力，无法解决群众五花八门的生活矛盾，而“国法”也无力满足社区内部关于“公正”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自组织坍塌了，科层体系无法“对接”亿万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于是，亿万个体的“人”去找一个统一的、依法办事的科层系统去要求“公正”，使得“潜规则”盛行。于是，“维稳”与“维权”成了一对大矛盾。
西方分裂的社会结构导致强大的宗教传统和法律主义传统，使之可以轻易通过法院、教会和公民自组织“办小事”。小国寡民也比较容易解决这类问题。在新形势下，领导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欲坚持群众路线，保持执政活力，就只能闯出条新路。
这条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区自组织”，以社区(和单位)人民的“自组织”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至上”机构。《周易》称，阳上阴下即为“否”，因为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背道而驰就无法相交。所以，“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又曰，阴上阳下，乾坤倒置为“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果所有的科层领导都有在扁平的社区自组织服务的经历，在升迁之前重回社区参加组织工作，在退休之后还去担任社区的“乡绅”，人民“办小事”的需求就能解决，中国共产党也就能接上“地气”。
当然，天下本无绝对的新鲜事。中国的传统治国集团是依靠这类非科层的扁平组织而获取“天下平”的。我指的是获得政权大力支持的，在“乡绅”领导下的宗法、宗庙组织。那时，“乡绅”们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而且，宗法、宗庙的信仰，天然与职业治国集团的治国理念相契合，即家国一体“以孝义治天下”。
历史是开放的
若我们把天下文明分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即为来世的乌托邦牺牲现世的物质享受)、制度文明三个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乃是最多物质主义，最少精神文明的。中华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平衡由制度文明来弥补。被称为“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实质是制度文明的思想结晶。百年来，西学占压倒地位，中华制度文明被国内外学人痛斥为落后乃至野蛮。然而，那只是因为在农业财富到工业财富的转型中，中国的物质财富积累慢了一步。？“启蒙”时代之后，物质主义占了上风。当中国由工业生产而来的物质财富积聚到了一定程度，中华制度文明的精致会为世人所注意、研究、理解、尊重。
一神论的思维方式与多神论及其衍生的无神论思维方式很不同。世界的未来是开放的还是目的论的？若人类制度的将来有事先设定的目的，就有“普适”的制度模式，就有线性发展的“阶段论”，就有天使与魔鬼的二元论，天使必然战胜魔鬼。然而，制度不是“永动机”，不可能阻止国家衰落。人类历史的将来是开放的，二十世纪的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就都只是历史的一部分，21世纪新兴的“中国模式”当然也是。
取经文明比较容易相信多元主义。传教文明则信奉一神论，习惯于善恶对抗的二元主义思维。在取经文明中，制度研究是为获取新的知识。在传教文明中，制度文明是为“拯救全人类”。当预设的制度成为宗教，人类历史就不再开放，而是个绝对的、有终结的、早被一些思想精英设定了的“必然王国”。
启蒙的本意是消除迷信。但总会有人把传播迷信当“启蒙”。制度迷信是当代世界最大的一个迷信，荒唐到可以为无端杀戮别国人民而辩护。
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结果还是原因？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