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数字化时代的关系，如今什么都喜欢和阿拉伯数字发生关系。就敝人供职的大学这个行当来说，眼前就时不时有“211”、“985”这两组数字晃来晃去。其实，不仅在乡下老家当农民的大弟一头雾水，就连我也说不精确。只大体知道“211”大学有110余所，之后教育部又从“211”中圈点出大约40所，为“985”大学，均直属教育部，可谓重点中的重点，国立中的国立，校长有不少是副部级、军级出身。

我必须承认自己命好。两度毕业于 “211”兼“985”，毕业后在 “211”任教一二十载。之后调任的，不仅“211”身价未降，还加冕“985”——如今是“211”+“985”大学专职教授。人不可貌相，别看我本人整日灰头土脸，睡眼惺忪，所经大学无不金光四射。正可谓番薯秧长在金銮殿上，没人敢拿咱不当个玩意儿。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并非校长的平头教员，我本人倒没怎么把“211”、“985”当回事情。若叫我重新选择，未必稀罕什么金銮殿，宁愿长去荒草坡——荒草中就我这么一棵大番薯，脚下溪水琤瑽，头上彩蝶翩跹，多显眼多神气多幸福啊！但切实认识到金銮殿的难能可贵，在我还是前不久的事。

事情复杂也不复杂。今年应届毕业研究生中我带了五个，五个都是女娃，女娃也都要找工作。很快，五人中有四人有了工作或者说有了“婆家”，只一人还“待字闺中”。毕竟人家苦苦跟我三年，眼见她整天强作笑容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忍。于是四处打探帮她找到一家还算不错的单位。对方表示若是男生就好了。我认真地开玩笑说如果只差性别，导师我让她做个变性手术。不知幸与不幸，没等变性，别的问题首先冒出来了——就业推荐表传过去之后，对方回复：“按人事处规定，我们只要211的！”我说：“是211啊，连985都是。”“不，本科毕业校也得是211。两个211，研究生211，本科211，加起来422，一个都不能少！”不巧的是，这位女硕士生的本科校不是“211”——出身不好。幸好在出版社有一位铁哥们拔刀相助，才得以化险为夷，我这导师也多少捞回一点面子。尽管如此，我还是暗暗下定决心：以后非“211”出身的，一个也不带！

可冷静下来细想，我这决心下得对吗？进而言之，这用人单位的“211”规定对吗？高考一纸定终身，考上了又一校定终身。也就是说，只要本科出身不是“211”，那么以后就算玩命考上硕士博士也休想翻身。以博士来说，211+211+211，非633不可！一句话，本科出身论。其后不出数日，我参加本校考研阅卷，研究生管理部门宣布，今年如果接受调剂生，该生必须本科出身“211”，报考学校“211”，否则一概不予考虑。学校不肯降格以求自是好事，作为导师将来也可避免日前那场尴尬，但这岂非又是本科出身论？招生学校如此，用人单位如此，纵有漏网之鱼，也难有一跃龙门之望。“211”啊“211”！

忽然，我想起了“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阶级出身论，想起了去年暑假在故乡小镇散步路上的一件事。一位在院门那里站着无事的老者主动打招呼和我闲聊。闲聊之间，告诉我他有个高中同学当年考上北京一所很有名的大学，不料录取通知书先到了公社党委书记手里，书记当面把通知书一撕两半：“你一个‘右派’的狗崽子也想去首都北京上大学？做梦去吧！”他这位同学几乎因此疯掉，几次轻生都被乡亲们好歹劝住，结果落得在生产队低头当农民，只干活，不说话。改革开放时人已三四十了，还能再干什么呢？老者强调他这位同学真聪明，脑袋瓜真叫好使，可就那么毁了，就因为他父亲是“右派”，“右派”毁了当高中老师的父亲，又毁了考上大学的儿子，毁了两代……

是啊，那正是出身论、唯成分论甚嚣尘上的年代，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工人贫农下中农——“红五类”，绝对红黑分明。出身论也是血统论。“文革”时有两句顺口溜，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无论当兵上学招工，表格上都有“家庭成分”一栏表明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幸亏我那栏填的是“贫下中农”。说起来，这方面我必须感谢“胡子”（马匪），假如土改前三年祖辈们的家产不给“胡子”一把火烧光而在土改定成分时被定为地主或富农，抑或当小干部的父亲被打成“右派”，那么我会怎么样呢？不用说，那位老者的同学可能就是我了……

虽说眼下的本科出身论和三十几年前的阶级出身论性质截然不同，但毕竟同属出身论，因而有可能是另一种血统论，对不？

（作者系知名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