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从乡下考来北大的男孩在未名湖畔见到一个优雅美丽的北京姑娘，男孩从此念念不忘，而对方也多少有意——那么这会成为怎样一个故事呢？《三四郎》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三四郎》是夏目漱石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九〇八年发表的报纸连载小说，连载于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九月一日开始，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束。当时日本的学年不同于现在，是从九月开学。于是读者得以实时跟随男主人公三四郎的脚步进入大学校园，和他一起邂逅名叫美祢子的城里姑娘，一起领略男女交往当中微妙的心境涟漪，一起以乡下人的眼睛打量东京城“文明开化”后的光怪陆离，进而探寻光怪陆离背后的种种社会信息、政治信息，同时感受由此产生的种种困惑和惊愕……
对于考上东大（时称东京帝国大学）而从乡下乘火车来东京的三四郎来说，困惑也好惊愕也好，旅途中就已发生了。在名古屋站转车投宿时，车厢邻座的少妇居然满不在乎地和他住进旅馆同一房间甚至同一蚊帐。三四郎惊愕之余，像木乃伊一样睡在一侧一动未动。第二天分手时少妇以平静的语气看着他的脸说：“你是个好没胆量的人啊！”在中国语境中，一般说来对方应该为这种近乎坐怀不乱的君子风度表示感谢，而这位少妇的说法显然别有所指。这让三四郎颇受震动，觉得自己仿佛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劈头盖脸痛打一顿，同时觉得自己二十三年来的弱点因此暴露无遗。不妨认为，这也为以下错位的爱情或爱情的错位埋下伏笔。
美祢子显然受过高等教育，会讲英语，举止优雅得体，长相端庄秀美，俨然大家闺秀，而又兼有新型女性特质。三四郎最初是在东大校园中的水池旁见到她的——水池后来改称“三四郎池”——美祢子“一晃儿看了三四郎一眼。三四郎意识到女子黑眼珠刹那间动了一下”。第二次相见，地点是在医院走廊。两人去看望同一位病人，三四郎看完出来，美祢子正要进去。“走到距离三四郎两步的跟前时，脖颈突然向后倾斜，直视三四郎。修长的双眼皮显得清秀而沉静，眸子在黑色的眉毛下显得特别灵动，同时露出好看的牙齿……细腻的皮肤红润得恰到好处。”美祢子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三四郎一眼，看得“三四郎的魂儿飘忽不定”。
美祢子一再看三四郎甚至“直视”，表明这位城里的美貌女子对三四郎这个从乡下考来东大的淳朴大学生也有了不同一般的兴致。而且，不久她开始有意提供单独接触的机会。在为广田老师帮忙搬家时，美祢子站在二楼昏暗的地方招呼三四郎上楼，两人的脸一度近在一尺，手也险些相碰，继而在迎面泻来的光照中脸对脸笑了起来。接下去，三四郎又在美祢子头发的香水味儿中俯身和她一起欣赏画册上的美人鱼。而最微妙的情节，是看菊展当中两人和同去的几个朋友走散了，或者莫如说美祢子有意独自离开，三四郎尾随而去，问她怎么了。
美祢子仍然一声不应。黑眼睛甚为忧郁似的盯着三四郎额头。三四郎这时在美祢子双眼皮上发现一种不可思议的意味。那意味中有灵的疲惫，有肉的懈怠，有近乎痛苦的哀求。三四郎忘了此刻是期待美祢子应答的场合，而把一切遗弃在这眸子与眼睑之间。这当口，美祢子开口了：
“出去吧！”
眸子和眼睑的距离看上去逐渐拉近。随着拉近，三四郎心中萌发一种感觉，觉得不为这女子出去就对不住她。当这种感觉达到顶点时，女子猛然转过脸，手离开青竹栏杆，往出口方向走去。三四郎立即跟了出来。
两人在外面并立之时，美祢子低下头，右手贴在额头上。周围卷起人的漩涡。三四郎把嘴唇凑到女子耳畔：
“你怎么了？”
女子穿过人群往谷中那边移步。三四郎当然也一起走了起来。走了五六十米，女子在人群中停住。
“这里是哪里？”
“到了这里，再走就是谷中天王寺了，和回程路正相反。”
“唔。我心情不舒服……”
三四郎在路面正中感到无助的痛苦，兀自站着思考。
“哪里可有安静的地方？”女子问。
随后两人走到河边草地坐下，“美祢子满不在乎弄脏艳丽的和服”。两人一起看天，看云的形状。遗憾的是，三四郎未能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机会，再次催她起身回去。而美祢子仍坐着不动，问他可知道“迷途孩子”的英译，并且告诉他是“a stray sheep”，在《圣经》中直译应为“迷途的羔羊”。不知趣的三四郎又一次催美祢子起身，美祢子自言自语地低声重复“a stray sheep”。终于起身的美祢子踩着石头过水洼，三四郎伸手相迎。
三四郎伸手时间里，她只是摇晃着维持平衡，没有迈步。于是三四郎把手撤回。这一来，美祢子把身体重量托付给石头上放的右脚，左脚一忽儿朝这边迈来。由于过于注意避免弄脏木屐，结果用力过猛，身腰不稳，胸部倾倒似的往前探出，致使双手落在三四郎的双臂上。
“a stray sheep。”美祢子口中喃喃有声。三四郎得以感觉出她的呼吸。
后来不久三四郎收到美祢子的一张明信片，收信人姓名下面小小地写着“迷途的孩子”，明信片背面还画了两只迷途羔羊——“straysheep”是两人爱情以至整部小说的关键词。这不仅指三四郎，也指美祢子本人——这对青年男女像迷途的孩子、迷途的羔羊一样在爱情错位地带往来彷徨，不知所从。执着与困惑、拘谨与胆量、淳朴与心机、甘美与苦涩……难解难分，莫可名状。从中亦可得知夏目漱石确是心理描写和气氛渲染的高手。或许，错位的夹缝才是爱情的微妙所在，才是爱情故事发展的广阔空间。
此外还有一处错位。因为格外复杂的缘由三四郎向美祢子借了三十元钱。同学与次郎让他永远欠着不还，三四郎说自己不愿意那样。与次郎告诉他：“你不愿意，可对方求之不得嘛！”实际上美祢子的表现也似乎如此，以致三四郎一再想还而未能如愿。
钱得以还上，是在美祢子在教堂唱完赞美歌走出门的时候。三四郎从衣袋里掏出钱来——钱用纸包着——这回美祢子没有推辞。
女子把纸包揣进怀里。那只手从和服外套伸出来时，手里拿着白手帕，随即贴在鼻端目视三四郎，样子也像是闻手帕。俄尔，那只手倏然伸长，手帕来到三四郎脸前。一股扑鼻的香气。
“Heliotropium。”女子静静地说。
三四郎不由得把脸往后撤了一下。Heliotropium 香水瓶。四丁目的黄昏。Stray sheep、stray sheep。空中丽日高悬。
“听说要结婚了？”
美祢子把白手帕收回袖口。
“知道了？”说着，眯细双眼皮，注视对方。那是将三四郎置于远处又反而不忍相离太远的眼神。但是，双眉显然不动声色。三四郎舌头紧贴上腭不动。
女子凝视三四郎有顷，而后微微泄出几乎听不见的叹息。片刻，把纤柔的手放在浓眉上方说道：
“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
声音几乎听不真切。而三四郎真切地听在耳里。三四郎和美祢子就这样分别了。
“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语出《旧约圣经·诗篇》第五十一章，乃美祢子对三四郎说的最后一句话，话中含有致歉的意味——为自己未能最后嫁给三四郎致以歉意。这场恋爱就这样无果而终。
怪谁呢？怪三四郎？回想之下，三四郎诚然有错失良机的懦弱或迟钝，但毕竟也说过“纯粹是去见你的”——尽管为时已晚——即使没说过这句话，以美祢子的机敏和聪明，也不可能对三四郎的心思浑然不觉。那么怪美祢子不成？就结果而言，回答是肯定的。美祢子要找的是值得她尊敬和理应有经济能力的人。而三四郎如他自己所认为的，要学问没学问，论见识没见识，经济能力更是无从谈起。是的，作为东大学生，英语比不过美祢子，一起看西方画展也看不出名堂。而且，美祢子对《圣经》里的典故和语句脱口而出，三四郎则几乎一无所知——教养上的错位。这也是刚进城上大学的乡下男孩和大约是教会学校出身的都市上流社会女子在身份上的错位。那么为什么美祢子还不无主动地对三四郎施展女性魅力示好呢？美国学者约翰·内森的《夏目漱石传》给出了一种解释。书中说漱石开始创作《三四郎》之前刚刚读完德国作家赫尔曼·苏德曼《过去》的英译本《不死的过去》（The Undying Past ），提出“无意识的伪善者”的概念，表示要写一部展示其矛盾的作品。“毫无疑问，美祢子诱惑了淳朴的乡下穷小子小川三四郎，但是她的引诱举动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则无法得知了。……美祢子神秘、模棱两可的态度，推动着三四郎的彷徨迷茫，构成了故事叙事的主要张力，为这部不完全成功的小说增加了趣味。”（《夏目漱石传》，［美］约翰·内森着，邢葳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什么叫“无意识的伪善者”呢？一位日本学者引用漱石本人的说法：“我曾把这个女人（笔者注：上述《不死的过去》中的出场人物）译为‘无意识的伪善家——这么译固然欠妥——那种巧言令色并非刻意而为，而几乎是无意识的天性的流露。”（《夏目漱石》，福田清人编，纲野义纮着，清水书房一九九九年版）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三四郎固然是乡下人，但并非“乡下穷小子”——母亲每月寄二十五元（就职于东大的野野宫的月薪为五十五元）供他在东京上大学，家里有地产，雇有长工，绝对不穷。他向美祢子借钱，简单说来，完全是他的同学佐佐木造成的。
另一方面，以我之见，较之“无意识的伪善者”，美祢子其实更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但是上个世纪初的日本社会不可能为这样的女性提供工作机会使之成为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她所具有的教养不过是上流社会女子的一种“嫁妆”罢了，以致她既不能嫁给值得自己尊敬而经济捉襟见肘的大学助教野野宫，又不能同她怀有好感的淳朴的同龄乡下青年三四郎终成眷属——何况他们对她也并非多么热情主动，加之二十三岁的她在婚龄上也到了那个年代的底线，最后选择嫁给哥哥的朋友实属情有可原。那是一位年轻绅士模样而又不失男子汉风度的“气派人物”。是否值得美祢子尊敬另当别论，至少看上去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并且能在她晚归的时候前来接她。其实这也是一种错位——美祢子的理想和现实的错位、美祢子的现代意识和日本社会保守的婚姻状况的错位。这无疑是男女主人公错位爱情的深层次原因。唯其如此，爱情的错位也就在微妙之余，有了更多的凄婉况味，分外令人唏嘘和沉思。在这个意义上，美祢子的结婚，不仅意味着其少女时代的结束，而且是对这种错位的无奈的叹息。
深究之下，小说中还有一种错位。三四郎在去东京上学的火车上和高中英语老师广田相邻而坐，途经浜松站时看见站台上有四五个洋人。其中一对像是夫妇，女方长相甚是醒目。三四郎说好看，广田也说：“洋人真是好看啊！”说罢，广田这么评价日本人的长相和日本这个国家：
“长这么一副嘴脸，又这么弱小，就算打赢日俄战争成为一等国家，那也不顶用啊！不过，看建筑物也好看庭园也好，倒是哪一样都和长相两相般配。你第一次来东京，想必还没看过富士山。马上就能看到，好好看看！那是日本第一名胜。值得自豪的，除了这个什么也没有。不过，那富士山是天造地设，古来就有，和人无关，不是我们制造的东西。”说罢，又嘻笑不止。
三四郎没想到日俄战争之后还能碰上这样的人，感觉总好像不是日本人。
“可日本往后也要一步步发展的吧？”三四郎争辩一句。
结果，此人完全不以为然：“要亡国的。”
接下去广田劝三四郎不要让自己的脑袋被什么束缚住，“被框住是不成的。哪怕再为日本着想，结果也只能因为偏袒而害了日本”。
须知，当时日本正为日俄战争中获胜而全国上下处于“爱国”的狂热中，而广田却预言“要亡国的”，可谓振聋发聩的警世预言，表明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认识和由军国主义政府主导的所谓爱国热潮之间的错位。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广田是漱石本人的化身，因此广田的看法即漱石的看法。自不待言，历史的发展证明漱石言中了，一语成谶，可见漱石的先见之明。而且他同时提出了避免亡国的途径，即国民不要“被框住”。问题是当时有多少日本人能不“被框住”呢？
广田语境中的错位还涉及东西方文明。广田一行人外出找房子的途中，一座古寺旁边的杉树林被全部砍除，建起一座涂着绿漆的西式洋楼。广田感叹：“时代错位。日本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是这个德性。”同样，他指出位于九段的一座古灯塔和名叫“谐行社”的新式砖瓦建筑物并列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但谁都没注意，无动于衷——这代表了日本社会。”显而易见，漱石借广田之口指出西方文明和日本传统以至东方文明之间的错位，再次表明他对作为国策的“文明开化”即全面西化的担忧和批评。这也是几乎贯穿其所有文学作品的一条主线。
顺便说一句。虽然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但书中三四郎面对的“三个世界”，很多时候未必就不是当下中国青年所面对的。所谓“三个世界”，一个是远方母亲所在的故乡，好比安稳的避风港。一个是广田先生和野野宫所在的学问天地，到处是书。另一个是美祢子所在的华丽场所，欢声笑语，香槟四溅，粲然生辉。“再好不过的，是把母亲从老家接来、迎娶美貌妻子，并且委身于学问。”遗憾的是，现实总是与之错位的，甚至处处错位。然而必须说，大多数时候错位之处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正是我们施展拳脚的赛场。难道有不错位的、犹如无缝钢轨般平滑顺畅的人生吗？
（《三四郎》，［日］夏目漱石着，林少华译，青岛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