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正在逐步蚕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何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正在形成的共识是要拉动消费。而拉动消费,就需以改变收入分配体制为入口,破除收入分配不公、家庭收入占比和消费率下降等问题,构建一个橄榄形的社会。
在今年两会临近结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按照这个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今年之内就会出台。
那么,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没有形成共识?在今年就要出台的时间约束下,是否能出台一个完善的方案?这一方案又是否能够落实?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基本共识不能违背
记者:如果不出意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今年就会出台,那么现在各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有没有形成共识?
迟福林:我想至少可以说共识在增加,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紧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两会结束那天,温总理已经宣布了今年年内就要出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化呢?第一,两会期间各方面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第二,看到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依赖性在增大;第三,不仅仅是对社会体制改革,还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
记者: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但是被退回修改,今年在压力之下出台的方案,会不会是各方部委在博弈中形成的一个妥协产物?
迟福林:这个担心不必要,有几件事大家现在看来很明确。第一,是把“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总目标,这个思路已经很明确了,而且“同步”不是虚的,应该是实际的,这一块已经列入国家规划,可能会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目标已经形成。
第二,现实问题很突出,政府收入要有适当的限制,因为政府的收入在提高,企业收入在提高,劳动报酬在降低,这个问题也很清楚,总体劳动报酬的增长是比较慢的。
第三,各方面反映的问题也很突出,部委再博弈,基本的事实不能违背,这包括:
1.收入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因为物价水平上涨了,农村这两年虽然是2位数的增长,但对多数人来讲收入水平总体来说变低了。
2.在收入水平低这一块,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间数,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没有感受到实际的增长。
3.大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看得很清楚,但现在公开透明度不够,很多腐败问题掩藏其中。比如前不久国务院提出政府财政收入全部公开,温总理发表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东西只能往前走。
对改革方案,开始的时候期望值可能不要太高,但是总的趋势是往前推的。
增加中等收入者比例
记者: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最容易的切入点在哪里?
迟福林:第一,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第二,政策性调整,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第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护为重点的制度安排。
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只占20%,中国处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中,社会处在一个转型中,20%的中等收入群体与这一转型不符合,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至少不能低于40%,那就是说现在每年至少需要有2个百分点要提高。
怎么才能做?一是靠政策调整,现在出台的有些政策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即便是即将出台的房地产税也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牵动大局。
二是改变制度安排缺失的状态,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变为中等收入群体,为什么变不了?很大的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缺失,农民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的话,则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加大公共投入,医疗、教育(包括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文化等的投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基础。现在需要多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如果10年达不到40%以上的比例,则会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了。
记者:结构性减税应该从哪一方面入手解决?
迟福林:首先是个税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个税实际的征收很不到位,尤其对高收入群体很多成本交到企业去了,真正交的是白领,零打零算的,所以个税的调整无论是标准还是实际的手段都要考虑。
第二,对中小企业减税。要靠鼓励创业,经济发展不能仅仅靠大企业,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中小企业能够解决农民工就业,自主创业企业主也能成为中等群体重要来源。
政府对问题判断应该到位
记者:垄断行业的国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利润会产生挤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迟福林:垄断行业要打破垄断,在竞争性环节放开,既对垄断行业很重要,也对民营经济发展很重要。
垄断行业改革以后会改变收入分配的大结构。石油、电力、烟草,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8%左右,工资福利分配占全部职工的50%以上,这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有很大影响。
凭垄断得高收入,这种状态对民营经济发展不利。
记者: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事情本身是政府对自己动刀子。
迟福林:第一,推动者的角色,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是没办法推动的;第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问题,二次转型以改革为重点,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改变和职能转变的问题是核心;第三,观念的问题,政府要形成共识,到底转型发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利益关系。
最重要的是,政府对问题的判断应该到位,明白现在利益失衡是一个突出矛盾。这个判断到位,决心和魄力才能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口号。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