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东移背后的掣肘

4月初，美国主要传媒广泛报道了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人员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基地，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去年达成的加强军事合作协议的开端。澳国防长斯密斯甚至在次日记者会上宣布“这是历史性的一天”。4月16日，美国和菲律宾在中菲两国黄岩岛对峙的敏感时节中，在吕宋岛附近南海海域开始“肩并肩”联合军演，同时两国谈判签订允许美军重新驻扎菲国的新条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美国朝野在描绘这些“历史性”发展时，普遍使用的动词是“枢轴转向”。例如《华盛顿邮报》便以《随着五角大楼枢轴转向东南亚，美澳拓广军事关系》为题，详尽报道了美澳军事关系的扩展计划，具体项目从印度洋环礁上的无人飞机基地，到美国海军使用澳大利亚港口不等。报道甚至提到，美军使用印度洋中部英属迪戈加西亚环礁的租约到2016年期满后，五角大楼计划东移2700公里，转进到澳大利亚所属的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上。

虽然美国官方口口声声说这一区域枢轴转移并不针对任何单一国家，《华盛顿邮报》却引用美国专家的话，指出这是对中国崛起的明确反应。尤其是准备放弃印度正南的战略要地迪戈加西亚基地，而东进澳大利亚，其指向可谓司马昭之心。华盛顿还表示乃是回应诸如菲律宾和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的要求，这部分动向说白了，便是笔者10多年就归纳过的美国的离强合弱经典战略。

奥巴马政府的这一战略转向有从国际、国内直到个人的多重因素。可以先看个人因素。我曾指出从家庭出身和生长教育环境看，奥巴马是典型的“环太平洋产物”，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欧洲情结”的白宫主人，而更像是个“亚洲总统”，同时对以色列感情冷淡、而力图与生父所属的穆斯林世界修好，从大中东的战略泥沼中脱身。针对亚太地区的枢轴转向，完全符合这一个人“阶级烙印”。

个人因素之外，这一战略转向也直接关联到美国近年的内政变幻，尤其是符合奥巴马政府的东北部常春藤知识精英“意识形态”。按照已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文明的主要敌手固然是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但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的是宗教文化冲突，而华夏文明则在称霸世界的本钱——经济实力上挑战西方文明。10年“反恐”战争中，在若干犹太知识分子主导的新保守主义和共和党右翼草根的“新十字军”信念驱动下，美国运用全部军事力量和外交资源，来对付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政治伊斯兰”，在财力和人力上都精疲力竭。在主流知识精英眼中，这使得中国借机在经济上坐大，超过日本而直逼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这是美国必须正视的国际大势。

换言之，虽然都必须借助军事力量，共和党“反恐”，算的主要是“政治账”，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更关注的是“经济账”，以及美国长远的世界老大地位。美国国际战略的东移，象征“文明冲突”的主要对象，从伊斯兰转向华夏文明。要完成这一战略转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华盛顿必须淡化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冲突，降低传统的中东外交重点。

回顾奥巴马上任以来，从首访土耳其到开罗演讲，无不摆出与穆斯林世界修好的姿态。去年12月，美国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尽管近来的种种挫折，白宫寻求与塔利班谈判，刻意降低朝野对阿富汗终局的预期，也是旨在早日脱身。至于近日伊斯坦布尔的伊朗核问题国际谈判，也是白宫国际战略东移转向亚太地区的重要铺垫。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4月17日宣布澳国将提前从阿富汗撤军，也决不是巧合。

然而对华盛顿的战略重要性和优先次序而言，大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两者之间，具有强烈的“压下葫芦起来瓢”的零和关系，使得奥巴马政府的“枢轴转向”政策面临一种“鱼和熊掌”式的挑战。

《纽约时报》曾经坦率总结：美国在中东的两项基石或关键利益是能源供应和以色列的安全。在前一点上，奥巴马政府的好运是美国能源安全的改善，使得华盛顿得以相应调低中东在美国能源政策中的重要性。这里一个特别因素是页岩天然气（shale gas）开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国内的能源供应。根据《华尔街日报》，去年是美国1949年以来首度再次成为石油产品净出口国。加上加拿大油砂矿和巴西海洋油田的开发，中东石油对华盛顿的战略意义明显有所下降。另一点是奥巴马政府精明地利用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以及沙特阿拉伯王室对阿拉伯民主革命的恐惧，以沙特增加石油供应来制约伊朗的能源武器。

可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另一基石——以色列的安全，却成为奥巴马国际战略枢轴转向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在总统大选年的国内政治中，无比强大的以色列和犹太游说势力，以及共和党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全力攻击，有望形成对奥巴马外交战略转向的明显制约。

大选年：犹太势力愈发影响美国政治

人算不如天算。“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出乎奥巴马政府的预料，虽然华盛顿借此机会除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并且大力打压伊朗的关键盟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阿拉伯民主运动却导致以色列长远安全局势的明显恶化。各种民调表明，不到两成阿拉伯民众同意以色列的“生存权”，绝大多数阿拉伯民众把西方强加在中东的这个现代犹太国家，看成是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最大屈辱。在埃及，过半数的老百姓要求废除与以色列的和约。除了通向以色列的天然气管道不断遭到破坏，以及“恐怖分子”通过西奈半岛袭击以色列，近日甚至发生直接从埃及领土射向以色列的火箭。

“阿拉伯之春”后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势力的上升，虽然短期内有利于欧美利用打击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世俗政权，阿拉伯政治的宗教化以及基层民意开始制约国家决策，从长远角度却是以色列的噩梦。华盛顿要把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降格为“次要矛盾”，除了近期防止把伊朗核争议上升到军事冲突，从中长期角度，更要压迫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作出实质性让步，以缓解整个穆斯林世界在这一问题上对西方世界的深刻敌意。在以色列现有内政和美国国会对其无条件支持下，这是一桩“不可能的使命”，在大选年尤其明显。

除了犹太游说势力在美国的传统影响，这一局面与近年来共和民主两党各自社会基础的加速异化也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加上教育水平，美国犹太人本身还是自由派和民主党居多。但是除了高教育阶层，民主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是黑人、拉美裔、亚裔代表的少数民族，这些群体普遍对以色列利益不感冒。例如黑人曾经是美国土生人口中皈依伊斯兰教最多的族群，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是个典型代表。拉美裔大都信奉罗马天主教，对犹太教即便没有历史性歧视（二战期间执掌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庇护十二世对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视而不见而被名为“希特勒的教皇”），也相当淡漠。至于亚裔，不仅包括许多南亚穆斯林，也缺乏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文化和历史情感。

对比之下，共和党的草根基础日益偏重于教育程度不高的中下层白人，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和原教旨派。这些群体不见得真正亲近犹太人，但是具有强烈的反伊斯兰倾向和穆斯林恐惧症，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和两场针对穆斯林国家的反恐战争以来，共和党草根群体的情结不断加深，继续视伊斯兰为美国的最大威胁。新年以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伊斯兰教法（Sharia）”，以及金里奇称巴勒斯坦人为“虚构民族”，都是例子。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开始明朗，共和党转向基于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论战，并且影响到国际议题。尤其是在以色列和犹太游说势力煽动影响下，提升伊朗核争议的热度，攻击奥巴马对伊朗采取绥靖主义。《纽约时报》披露稳操共和党初选胜券的罗姆尼与以色列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具有很深的个人交情，而多数以色列人把奥巴马看成是历来最不友好的美国总统，可以预期共和党将会继续把奥巴马的中东和穆斯林政策作为重要靶子。

说到底，鉴于日益深重的国债危机，奥巴马的战略枢轴转向必须以对穆斯林世界的某种妥协或绥靖主义为代价，而不能不被以色列看成长远的安全威胁。伊斯坦布尔国际核谈判次日，内塔尼亚胡立即攻击美国和西方对伊朗无条件让步，引起奥巴马的个人反驳，是个明确例证。

从这个角度，中国作为奥巴马枢轴转向的剑指对象，而产生与以色列的显著国际利益交集，也即利用中东局势来拖累华盛顿的战略东移。不妨指出以色列向来自身利益至上，甚至不惜对山姆大叔进行间谍活动获取战略情报。尤其一旦怀疑美国保护伞的诚意，会更加我行我素。例如去年年底，欧美政府普遍谴责俄罗斯执政党在杜马选举中舞弊，以色列外长却在莫斯科公开赞扬这场选举“既公正又民主”，支持普京政府。其理由无非是以色列需要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影响莫斯科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