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性格，主要体现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按照弗洛伊德弟子荣格的观点，民族性格往往体现在集体无意识之中，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它像梦魇一般纠缠人们的头脑，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0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来到中国人，深入地考察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写出了《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尽管时过境迁，但此书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人自身性格仍有启示意义，因为民族性格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一旦形成了非一朝一夕能改变。史密斯指出：“中国人具有很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时至今日，我们仍不难发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具有浓重的戏剧因素，或者说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戏剧性格，在为人处世上表现为喜欢演戏，或者说喜欢做秀或逢场作戏。
为什么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戏剧性格？考察中国历史，可以得出戏剧性格的形成与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密切相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文化专制，把儒家文化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崇尚仁义道德、“存天理、灭人欲”，表现了孔孟等圣贤的崇高理想和远大追求，然而儒家思想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人性，把它作为全国通用的道德标准，在生产力和精神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封建时代是难以实践的，或者说根本做不到。不但读书人（儒生）做不到，官僚仕大夫也做不到，帝王将相更做不到。既然大家都做不到，贯彻起来就会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但是推行这个标准，有利于维护统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因此便陷于二律背反的悖论。但是，做戏或自我伪装可以协调好悖论。通过做戏可以粉饰与标准的差距，于是民族性格注入浓厚的戏剧因素，从上至下都满足于制造假象，满足于尽善尽美的自我陶醉。特别是近代中国遭遇外国列强冲击后，大清王朝依然自我陶醉，不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援，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能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语）。
离奇的悲剧，最初是以喜剧形式出现的。公元1900年春夏之际，上层权贵与下层民众奇妙地配合起来，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昏庸的清廷希望借助义和团的“神术”，保护其岌岌可危的政权，甚至“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像孙悟空、二郎神、济公、姜子牙、诸葛亮、赵子龙、玉皇大帝、张天师、骊山老母等英雄和天神都被请出来参战；与此同时，那些只存在传说中的神器，如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九连环，也被义和团勇士想象为对付洋枪洋炮的利器。然而幻想中的胜利“奇迹”，最终被八国联军的枪炮冷酷地粉碎；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勇士倒在血泊之中，而老佛爷慈禧太后，却于8月15日从北京逃往西安。第二年，当慈禧太后返京的时候，为了迎接老佛爷大驾，整个北京城到处张灯结彩，歌舞升平，好一派天下太平的繁荣景象，好像“庚子之耻”压根儿没有发生。这是典型的做戏，自欺欺人。
清王朝虽然灭亡了，可是民族性格中的戏剧天才却没有减弱，为了某种需要，我们自觉或不自觉上演一幕幕好戏。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最富有戏剧色彩的时期。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登出“亩产水稻3000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登出“亩产水稻3225斤”的新闻；紧接着全国各地大放“卫星”，喜讯越来越令人吃惊：湖北麻城“亩产36000斤”，安徽繁昌“亩产43075斤”，四川有一个县“亩产超过82万斤”。农业战线捷报频传，工业战线也是好戏连台，钢铁产量一年翻番；文化部的大跃进目标要求“全国人人绘画，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唱歌，人人能表演”。绘画、写诗和唱歌，人人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各种各样的表演，人人都能做到。在“文革”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站队潜移默化地支配着每个人。对中央的方针、路线和党的领导表示自己的态度，说明自己的立场，曾被列为表明个人政治倾向的重要程序。这时候，人们只要唯上唯书，大谈“坚决拥护、紧跟和捍卫”，就被看作革命觉悟高。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善于应变的政治能人，把他们的戏剧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拥护“三面红旗”、拥护林彪、江青，对他们歌功颂德，用“最最最”的话语方式表达赞美；他们积极参加打倒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批判，带头高呼口号，争先恐后发言，是一批真正的“闯将”；林彪、“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又积极投入批判这些人的斗争，言辞激烈如同当初颂扬时这些人的热烈；刘少奇平反、邓小平重新工作，他们又以坚决拥护的姿态发表讲话；华国锋出任中央领导，他们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坚持“两个凡是”的伟大胆识；批判“两个凡是”时，他们又毫不留情地否定“两个凡是”，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信仰者……他们被视为社会的中坚，忠于组织，政治可靠，思想可靠，灵活能干，只要口头上与中央和上级保持一致，不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也不要卓越的政绩，就可以一帆风顺，步步高升；他们紧跟形势，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其安身立命的法宝就是戏剧性格。
在现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戏剧性格可以使人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因此戏剧精神得到充分继承和发扬，以致深入人们的灵魂。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把戏演得逼真，演得活灵活现。不仅能演，而且敢演。1998年5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朱溶基到安徽视察，主要是检查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落实情况。南陵县峨岭粮站被安排为总理视察的对象，该粮站当时已是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了其中的六号仓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仓库基本无粮。为了迎接总理视察，南陵县兴师动众，突击从别的粮站调运1031吨粮食到峨岭粮站。朱总理视察的这一天，该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由三里中心站站长应急受命，负责回答总理的提问。这一曲戏演得很成功，朱总理眼看粮仓爆满非常满意，特地称赞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是坚决的地方之一”，省市县领导听了无不皆大欢喜。在最痛恨弄虚作假的朱总理面前，都敢煞有介事地演戏，还有什么戏不能演？我们口口声声要实事求是，一旦听说上级机关或领导来考察，总是要经过精心化妆，找一些亮点，编一些节目，临时演一曲好戏，以便得到上级的肯定和嘉奖；通常情况下，省里到市里检查，市里要做戏；市里到县里检查，县里要做戏；县里到乡里检查，乡里要做戏；许多成绩和经验，就是在充满戏剧性的表演中被发现。还有，现在大小部门、大小单位的各种“工程”、“行动”、“计划”层出不穷，启动仪式接连不断，拉横幅、插彩旗、邀嘉宾、请领导，敲锣打鼓扭秧歌，郑重其事地大谈“工程纲要”、“行动方案”、“计划部署”，摆去轰轰烈烈的架式，仪式过后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看上去像演戏而已。
具有戏剧性格的人，大多善于逢场作戏，假戏真做，真戏假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们很难辨别真相。由于做戏，一些动机不良心术不正的人容易混进党内；由于做戏，一些品行不端政绩不佳的人容易得到重用或提拔；由于做戏，一些群众不满影响不好的问题容易被掩盖或淹没；戏剧性格造就了亦真亦幻的舞台，使人们在舞台上迷失良知和自我，满足于自欺欺人。自欺，就是自己忽悠自己，欺人，就是忽悠别人；本来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却装模作样地演戏，塑造出一副崇高的样子给别人看。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腐败分子除了具有双重人格，大多富有戏剧才能。成克杰与情妇配合大捞钱财，自己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可他却把自己扮演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公仆，在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面对天下人，说什么“一想到广西还有100万人口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觉也睡不好啊！”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曾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用好‘三盆水’：一盆水来洗头，保持思想清醒和与时俱进；一盆水用来洗手，保持手脚清白，拒腐蚀永不沾；一盆水用来洗脚，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参见2005年7月1日《北京晚报》），这话说的比唱的好听，听起来就像是廉洁自律干部说的话；不过好话是对别人说，戏是演给别人看，如果没有被查处，谁知道他贪污受贿2167万元？1999年，程维高在“三讲”自述中向中央和河北省的干部说：“我从未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搞经济营利活动，没有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没有借选拔干部之机谋取私利”（参见《书摘》2004年第3期）。什么“从不”、“从未”、“没有”之类的漂亮台词，贪官们都说得斩钉截铁、有声有色。福建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2004年8月8投书人民网称，为了查自己辖区内的腐败大案，6年来他穿着防弹衣上班；谁知道，这个书记穿上防弹衣“反腐”，脱下防弹衣狂贪，先后收受多人贿赂的钱物共计人民币354.93万元，黄金高的戏也演得够可以的。不少贪官明知道自己谋得不义之财，却硬是摆出清官的样子，即使“双规”临头了，还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清白的；河南省贪官曾锦城在接受调查时，写信省纪委，矢口否认有受贿之事，为了让组织保证不说假话，居然咬破手指按“血印”。戏剧性格之所以滋长腐败，一方面是腐败分子觉得自己演技精湛，以为别人看不出他们的底细，另一方面群众作为旁观者，很容易被假象的蒙蔽，因此少有被群众识破的腐败分子。所以说，戏剧性格既为腐败增添了频度，也为反腐败增添了难度。
——摘自拙著《透视腐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