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各类新闻史的定位。主流中国新闻史著以新闻事业史取代新闻史带来新闻本体发展史和新闻传播主体史的缺失。徐培汀《新闻史学史卷》的偏颇是致命的。做“百年新闻记者人格整合简史”课题的针对性。
［关键词］新闻史 新闻事业史 新闻本体 新闻主体 人格
诸位当我根据个人的积累，初步确定做“百年新闻记者人格整合简史”课题时，觉得还得给20世纪新闻史著作做一个概观，以便求得其针对性。不过此前已有徐培汀的《新闻史学史卷》①，这本书研究的是关于中国新闻史的历史，不就是一本新闻史著概观么？因此，首先要走的一步是对此书提出问题，问题就是针对性。不要小看问题（针对性）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②。当然，事先没有想到，我对徐书的主旨会是否定的，结果我不得不颠覆它。且由我慢慢说来。
把徐书所评介的各种中国新闻史著作的书名都录下来，初步归类并做些补充，中国新闻史不外是如下的一些：
1、中国新闻通史；2、中国新闻事业史；3、中国新闻传播史；4、中国新闻思想理论史；5、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6、中国新闻界人物史；7、中国新闻记者心态史；8、中国新闻记者人格史；9、中国报史；10、中国新闻广播电视史；11、中国新闻采访演变史；12、中国新闻文体发展史；13、中国新闻编辑史；14、中国新闻法制史；15、中国新闻伦理史；16、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7、港澳台新闻史；18、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19、海外华文新闻史。
我们再进一步做分析——分类——分析的工作，即把上述十八九种组合成通史类、思想理论类、人物类、媒体类、应用史类、边缘学科类、其他类。以便在考察其内在联系时，对各种类新闻史在研究对象、范围、重点、主线等方面做出准确的定位，划出边界，由此也就不难推出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针对性来。
一 新闻通史的三种命名、三种推出时间和三种定位
新闻通史史著发展的历史逻辑：新闻史-新闻事业史-新闻史-新闻传播史
A，通史类1——3
三种命名：刘家林、白润生分别编著的都是《中国新闻通史》，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亦是“中国新闻通史”③；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和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等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④；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都是“新闻传播”方面的通史⑤。
三种推出时间：1924年5月有汪英宾的《中国报刊的兴起》出版于纽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通史型的中国新闻史著作，虽然有一章是报纸的广告和发行史，不是纯粹的新闻史，但究竟着眼于报刊的发展过程⑥。与之相似的是戈公振于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中国报学史》，自述“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 ⑦，虽然把报纸对社会文化之影响也包括进来，但着眼点依然是“报纸自身”，而不是如后来的社会、政党主动控制报纸的新闻事业史，其质有阶段性的区别。1983年8月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由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开新闻事业史的先河，由此从1992年到1999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齐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参写者50人，虽说“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⑧，实际上是集新闻事业史的大成，表明新闻事业史乃是主流。
这期间亦有王洪祥等的中国新闻通史仅作为非主流而存在。
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推出的时间已在二十世纪之末，虽受外国传播学流入的影响，但并未落在“传播”二字上，割不断新闻事业史的脐带。
由此，三类通史大致是先新闻史而后新闻事业史而后新闻传播史，或者说是先新闻事业史而后新闻史而后新闻传播史的发展顺序与模式。因为几本新闻通史不仅在1995（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1988-1997（王洪祥主编：《中国新闻史》），1998（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这段时期内出版，而且大都名不副实，依然承袭新闻事业史，王书对新闻事业史的“离经叛道”也只是一个开端，有待发展。如此把二者的走向贯串起来看，明显地走了一个“之”字拐。总之，真正的新闻史和新闻传播史的尚未成型，使新闻事业史成为主流。研究对象重点的转移，表明某种趋势与规律性，很值得研究。不难看出，它已显示并预示未来的发展。不过，为何徐氏对此浑然无觉，不见有应有的梳理？既然三种命名存在名不副实的状况，故命名只做参考，而直接着重去把握这些定位的理性概括。它们涉及质实，是新闻史类的边界的科学保证。进一步可以看出，徐书的问题正出在对三者定位的把握上。
三种定位：王洪祥对“中国新闻史”的定位是“以新闻（界）人物为主线，以新闻思想、新闻作品、新闻事件、新闻业务改革为具体内容，把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界）人物史、新闻思想史、新闻文体发展史、报刊广告发展史等融为一体” ⑨。王说接近新闻史的科学边界。纯粹的新闻史，实即以新闻及新闻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主线是新闻界人物（记者和编辑，广义的新闻记者）具体内容涉及新闻思想史和新闻文体发展史等。要找出新闻以及新闻传播自身的规律及史的线索。这种纯粹的新闻史可称为新闻本体发展史，或称为新闻本义史。与此同时存在新闻事业史，或者让广义新闻史包容新闻事业史而不是反之。
新闻事业史的定位是徐培汀的概括：“以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以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范围涉及新闻媒介的宣传内容与传播艺术、新闻工作者的传播业务与传播技术、新闻人才的培养与教育、新闻伦理与新闻法规的形成与发展，新闻事业的经营与管理等等。重点是名媒介与名记者（广义）的介绍与评析。” ⑩似乎无所不包，但确实说了两个研究对象：新闻事业和新闻传播，既然新闻事业的发展才是主线，那么新闻传播活动就并不是与新闻事业并列的，是新闻事业史包容新闻史而不是相反。
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看来泾渭分明。然而，问题来了，针对性有了。你会问：在徐培汀那里，新闻史做何界定？其边界在哪里？对不起，不仅新闻传播活动在新闻事业史中只是辅助性的，此外，根本就不存在新闻史。虚晃一枪之后，以新闻传播活动作为对象也无所谓了。
且看徐培汀在《新闻史学史卷》“结论”中的一段话：
历史新闻学（又称新闻史学，指的是新闻事业史）。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第78页上这样解释：“历史新闻学——新闻学的史学部分，研究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学科。”“新闻事业史，见历史新闻学条。”按大辞典的说法，新闻事业史就是历史新闻学，也就是新闻史学。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有不同于前面他对王洪祥关于“中国新闻史”定位的引述，两者性质不同。前者是一种客观的陈述，属述而不作，徐书既是史书，就少不了许多这样的述而不作。后者引用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中的释文，却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行文的逻辑顺序是：提出假设——引用论据——得出结论。徐先生终于有了自己的论点了，且以此作为全书的主旨：新闻事业史也就是新闻史，或者说新闻史学，指的是新闻事业史。然而这论点却给他造成一种困境：只承认中国有新闻事业史而没有（不应有）新闻史，让新闻史缺席。只说他以偏概全是不够的。如果说新闻事业史和新闻史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质上在于新闻史首先应该是新闻本体发展史，本体者，根本的存在，而徐氏逻辑的结果实际上是让新闻本体发展史缺席。徐书的主旨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新闻史学存在的价值？这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徐氏就新闻事业史的定位有概括说明，而对新闻史却没有自己的归纳说明？原来在他那里本来就没有新闻史的地位，新闻本体发展史即使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历史，也是不予承认的。他只想证明和承认新闻事业史作为主流的历史和现状。不过，在这个意义上，引用甘惜分的《新闻学大辞典》，也就是反映主流的历史和现状，有什么不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这样，你不能对主流视而不见，有时不能不承认主流的地位和价值，然而不应被主流所裹挟，忽视主流的停滞，主流是一种惯常、故常和齐常。特别是进入庙堂以后，当主流成为政治专制的附庸，也就成为对非主流的专制。“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正在于不断地增添自身……每一次的增添都改变了历史的整体，因为整个过去都由于我们新的生活经验而显得有所不同。” ○11用汤因比的这种历史整体发展观去关照，就不难发现问题了。我们不是进入了21世纪吗？改革开放不是早显示出“新的生活经验”来了吗？显示出忽略新闻本体发展史的错误做法与历史进程相悖？至于不承认非主流的存在，也是说不过去的。“全面的观点同偏颇的观点相比，在反映真实方面，无论如何会减少一些失误。”而“人类的美好品性之一正是具有领会这种局限的智能，拥有继续奋斗的精神和一如既往的热忱，竭尽其天赋的才能，朝着他认定的目标前进。” ○12 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种乐观。
二 主流 庙堂主流 非主流 伪主流
史家的客观和倾向
新闻本体发展史、新闻本体论、理应成为新闻史、新闻学的主流
只要乐观不是廉价的。于是我还得说说在迷信、偏信主流（庙堂主流）的同时那种对垄断话语权的盲目崇拜。
徐书中多次称王洪祥的新闻史编写新军为“第三世界”○13，总觉得这比拟多少有点滑稽。虽然语气上并没有轻视而是肯定“第三世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做出了贡献等等，但划分本身提请你注意那“第一世界”的存在，说明白了就是人大复旦沙场老将们要你承认，不可怠慢，虽说不称霸云云，但要向他们汇报，要得到指教和首肯方可，那权威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这使人联想到——
门户之见、衣钵相传及圈子的形成和势力范围的拓展，相应地，人格个体独立和创造精神不能发挥。于是“第一世界”的垄断话语权和主流地位便合二为一，因为正是“第一世界”的权威们筑成了新闻事业史的营垒，明里暗里让纯粹新闻史的空间可有可无。徐培汀说新闻事业史就是新闻史，新闻史学，指的是新闻事业史，确实不过是对庙堂主流和垄断话语权娱乐紧密结合的现实的所作的一种反映罢了，显示了其客观意味，只是这客观性品质不高，不见半点异议，反而渗透了他的偏颇和局限，由此达成了新闻史学理应是这个样子（以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成了全书的主旨，《新闻史学史卷》的偏颇是致命的。与其说他太拘泥于客观，不如说是看不见历史趋势的主观倾向害了他，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偏颇不是他个人的，他充当广告形象代言人，似乎不是在写新闻史学史。
诸位，社会有文学和哲学，为什么相应地只有文学史和哲学史，而不见像新闻领域那样既有新闻史也有新闻事业史，（如果都去弄文学事业史、哲学事业史，一定费力不讨好只引为笑谈），这是因为客观上从来没有什么哲学事业也少文学事业而确实有兴盛的新闻事业。原因的原因是新闻对社会（尤其是信息舆论）直接产生影响，于是政治、党派还有商业趋之若骛，强调新闻事业，说白了正是政治或商业对新闻本体的控制，因此便混淆新闻系统和大社会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边界，以新闻事业及史抛弃、剔除、取代新闻本体及史，正是社会大系统中其他系统的入侵，从而使新闻本体边缘化、工具化，事情变得如此荒唐、荒谬！
1997年宁树藩在一次对话中，有要区分两种新闻学之说，并认为这对梳理新闻史研究观念也有重要意义○14。他认为，“本义新闻学”以新闻以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新闻本体和新闻传播，是一此贯之的。“广义新闻学”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媒体）为研究对象，必然无法从新闻本体这一逻辑起点来建构理论体系，混乱便由此产生。不难看出，他的“广义新闻学”指的正是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宁说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相对应地新闻史也有本义新闻史（纯粹的新闻史）和广义新闻史（新闻事业史）。他强调新闻本体无疑是科学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新闻本体必立足于新闻本位，而新闻事业却可能立足于政治本位和广告本位。关于定位和边界的认识的混乱已经引起了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状的混乱。作为新闻史学，若要发挥它的正面职能，恰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制止混乱。如果只倡导广义新闻史（新闻事业史）而无本义新闻史，这种混乱还会继续。甚至为了争不当利益与不当权力，伪装成主流，向庙堂主流靠拢，丧失人格独立亦在所不惜。你不得不同意这种说法：“主流是被时代暂时选择的人，证明这时代是对的。时代很势利。顺时代者昌，逆时代者亡。”（陈丹青语）。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科学发展观来看，主流是要争的。争本义新闻史的主流地位，也就是争新闻本体以及新闻本位的主流地位，其主流地位的科学性无可置疑。至少有助于打破学术垄断，让学术民主、学术良知和多元化形成气候。时至新的世纪，经过对20世纪的科学反思，有条件保证它的实施、实践。
1997年的这次对话中所持的观点，和1981年比，对宁树藩来说是一大进步，且看徐培汀如何认识？于此徐氏有一段述评：
3．研究方法的改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由于受“左”的影响，存在着对传统只批判、不继承的现象：史论关系上以论代史；类同党史，缺乏专业特色；见报不见人，见人不见思想，以宣传内容代替如何宣传等。为了改进新闻史研究，我国著名新闻史学家宁树藩教授提出：（1）要把“怎样宣传”的研究放到重要地位；（2）要以新闻事业的发展为主线；（3）研究的范围应该广阔些；（4）要把政治观点、办报思想和新闻实践统一起来研究；（5）要注意社会诸条件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6）要重视综合研究。○15
宁文发表于1981年非属偶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促成新闻学界反思的结果，由于看到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受“左”的影响，为了改进才提出几点主张来。然而有些东西却还是坚守着，比如新闻史研究=新闻事业史研究，要以新闻事业的发展为主线，要把“怎样宣传”的研究放到重要地位（虽破“以宣传内容代替如何宣传”的做法，但逻辑终点还是落在“宣传”上而不是“新闻信息的传播”），不提新闻本体和新闻本位的回归，以至对新闻本体的强调和阐释在中国严重阙如。究其实，这些正是更为深层的“左”的影响，而在以后的1997年的对话中有了新的认识，否定了在1981年的还坚持的这些东西，宁树藩的不断进步，难能可贵。
有趣的是我们又看到了徐培汀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引用。他对宁氏1997年对话中的观点是客观叙述，非我所用。而对1981年宁氏文章中的观点却是以之作为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为我所用。后者成了徐书绪论中的为什么要进行中国新闻史学，也即新闻事业史学（偷梁换柱）研究的“一部分”，“研究方法的改进”，当然是作者的答案、结论，是为了增强其说服力才引述宁氏的文章的。徐培汀不把前者而把后者作为立论的根据，这说明什么呢？我为此沉思良久，结果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连串的问号：史学史家当然不像纯理论家，并不讲究纯粹的推理，本来可以为我所用的事实却非我所用，不是太可惜了吗？徐先生此书的“后记”已是2000年年底，作者已坦然登上新世纪的航船，可是心思却还系在1981年许。诸位，“身在曹营心在汉”习惯作褒义性成语，是否也可作贬义性成语？同时代的宁氏能够做到，为什么徐氏未能，而是难改故辙？如果一个史学家落后于他的时代与同时代人，却去写它的历史，其效果会如何？当然，我们由此正好找到了新闻史学乃至新闻理论的针对性，不能不感谢徐先生，无论如何，研究新闻本体发展史和新闻本体论，就成了新闻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 各类新闻专门史的定位
上述新闻通史实为综合史，以下属专门史或者说是对通史的深化。各专门史如何定位？徐书作为“新闻史学史”因忽视了它而减弱了其理论价值，且其不变的主旨渗透其间，故局限性亦复存在，概观必得跳出徐书的视野方可。然本人孤陋寡闻，实难尽意，有待来者。
B，思想理论史类4——5
除了榜上有名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胡太春）、《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外，尚有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16 这样的专门思想史。张书以自由主义为经，以人物为纬建构一个体系，跨越新闻知识和技术的狭窄层面，从文化、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多种角度去审视自由主义的悲剧涵义。它突破了主流新闻史的框架，别开生面，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然而这尚难以紧扣新闻思想与理论的单元概念、关键词的变化发展。任何新闻思想理论史，梳理新闻关键词的意义的变化发展是少不了的，而关键词的意蕴变化的历史，确实又处于极为复杂的状态，它有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的过程。想提高新闻学著作的学术含量，如果能像写《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雷蒙•威廉斯那样发现关键词的缝隙，直面冲突、质疑定见、探询“词语”背后的思想意蕴及历史结构，会如何？由此才能更好地显示新闻思想理论史的价值，一是通过清理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达成共性，建立学界对话平台，一是理解各“关键词”自身内部的缝隙，通过剖析这些缝隙，描述其演变轨迹，达成对于某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洞察○17。这是一项困难而有趣的工作，当然也是富有原创性的研究，总有人会开始去做。
C，人物史类 6——8
中国新闻记者（广义，包括编辑）的传记有许多种出版，然良莠不齐且综合性的新闻记者史不应被这些个案似的传记所代替。如果找不到一个坐标，积累再多，也会感到无从下手。心态、人格可做新闻记者史的坐标，然而新闻记者心态史或新闻记者人格史尚不见有。所谓心态（mentality），本指底层老百性的集体意识。在西方史学中，开创心态史研究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将少数精英移到了普遍民众以后，就不再满足于研究上层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国内研究心态史的开创者许纪霖返归精英，虽然也结合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不同研究取向，但更主要的，是透过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发掘其心理情感、文化习性和行为模式，“不仅考察通过理性层面所呈现的直觉的理念，而且还要观察其非理性层面的不自觉的心态人格” ○18。许纪霖由青年而中年，二十年来研究的个案有二十余人，功于解剖，敏感兼且深邃，谈言微中，可惜其中新闻记者仅黄远生一人，而且正因为是个案研究，所以取得的是阶段性成果，他若想要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精神史，有待时日。他常把心态和人格混称，何谓人格（person）？大家所熟知的人格的定义都是心理学方面的。荣格把人格的总体称为“心灵”，认为心灵包括一切有意识和潜意识的思想、情感及行为。人格心理学已成为一门显学，是众多心理学分支学科中的一种，甚至有临床医疗，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格。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人格心理学的创始人奥尔波特总纳了前人对人格概念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人格定义：“人格是在个体内在心理物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人对环境适应的独特性” ○19 。虽说如此，对人格的把握，依然需要历史的、系统的研究。如果说新闻记者人格史中的“人格”必得突破心理学的范畴向哲学、社会学乃至神学方面整合，它也就不会等同于新闻记者心态史了。吴恭俭的研究成果：人格是一个主体，人格是一个个体，人格是一个整体；通过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至神学的整合，给现代人格下的定义是：“人格乃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新闻记者人格史也许对新闻记者的生命整体进行审视和理解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因此汤因比说：“对生命整体进行审视和理解的深刻冲动，无疑是史学家心灵所固有的” ○20。内驱力永远是使命感的内在依据。相反，我国史学界对新闻记者的生命整体却表现了一种冷漠，至今不见有像样的新闻记者综合史的写作和出版。无论如何，这已经促成新闻传播主体的缺失，我们难道不应当有负罪感么？反思可也！
D，应用史类11——13
采访、文体写作和编辑是新闻传播主体连续性的业务活动，在于把握工作对象，做出工作成绩，为读者服务。因此，应用史类实为传播主体业务活动演变化发展史。记者的工作对象处于历史之中，总结其规律与趋势，直接为传播主体服务。中国采访演变发展史不见有，文体的演变发展史曾有过李良荣的一本，以后未见有。如果我国最早编辑的新闻公报是唐代的“朝报”的话，那么，中国新闻编辑史从唐代写起也就可以了。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21 不是专于“中国新闻”的编辑史，且厚古薄今，对手段技术的运用所述胜过观念史，或者说，当代新闻传播主体的作用似乎可有可无。如果它把1984年创刊还有1995年转型的《南方周末》的编辑也列入会如何？“陡然发现这张报纸正年轻。在朝气和成熟的拐角，刚好瞥见了平衡的奥妙，重新审视张扬与从容，理性与情感，权力与责任。正如今天的中国，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读懂南方周末，读懂中国。”我欣赏这广告词的真实和自信。在满足读者的知情权，增强公信力等方面所做的探索，其编辑方针、策略、技巧，实为进入新世纪提供了保证。
E，媒体史类 9——10
媒体不是媒介本身，而是某种媒介的介质和机构的实体。平面媒体的报纸和版面已经推进到了电子媒体的广播、电视和通讯社。由于政治和市场迫切需要，媒体史类早已从《中国报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史》这些趋向细化，表现了繁荣的景象，如衍生媒体史有报史，晚报史，再细化至如《新记（大公报）》（吴廷俊），《延安解放日报史》（王敬），《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蔡铭泽），《新华社史话》（刘云莱）等，严格地说，它们是新闻事业史的细化（专门化）。一方面不能不正确拥有它，涉及新闻传播主体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因远远胜过新闻传播主体史类，其繁荣体现了新闻史学类的畸形发展。
F，边缘学科史类14——16
新闻史与其他学科史的交叉，体现了新闻系统与社会系统两个系统的交叉。《中国新闻法制史》是新闻与法制的交叉，有黄瑚的《中国近代法制史论》；《中国新闻伦理史》是新闻与伦理的交叉，尚未见有。《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处于经济学史的边缘，既是开拓，客观上也助长了本体、主体史的缺失，导致新闻史边缘化。
G，其他史类17——19
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海外华文新闻史。
四 一个落脚点的选择
通过上面梳理所作的分类与分析，我们不仅对各类新闻史的定位（研究对象、范围、重点和主线）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具有什么价值）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找到了问题的针对性——这就是，一，新闻本体史被新闻事业史混淆与替代；二，新闻传播主体史的缺失。两个缺失已成为50年来新闻史学界主流的两个致命弱点，习非成是。说来，这与新闻实践及新闻媒体的操作不无关系，对其新闻本体的疏离以及新闻主体的缺失可称为新闻的边缘化、工具化，有新闻的边缘化、工具化就必有新闻理论、新闻史学的边缘化、工具化。如果再推开一步，则不难看出其历史观的宰制，这都已见端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呀！已经到了跟庙堂主流新闻学告别的时候了，就共时性来说，它是实践、理论与史学的三位一体，而就历时性来说，史学处于末端，既以结果去探求原因，就可以带动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逮住这个突破口。
诸位，现在可以切入正题了。正是有了上述针对性的启发，促使我选做“百年新闻记者人格整合简史”的课题，事不量力，以填空白为己任。当然，我的工作是无所谓的，根据自组织的原理，在整个20以至21世纪的时段内，新闻史著发展的历史逻辑：有新闻史-新闻事业史-新闻史-新闻传播史，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有一个时候，三个关键词：“新闻记者”、“人格”、“百年”，在我的脑子里纠缠，最后聚焦。这样，吴恭俭的《百年新闻记者人格整合简史》书稿的主线不仅是对新闻传播主体的关注，而且力图通过揭示主体的人格整合（个案及其趋势）来考察新闻本体（新闻的定义，功能和体裁形态等）的历史变迁，使其成史，当然也并不轻视对新闻事业运转的背景（包括政治与商业等新闻系统外的特定干预）的叙述。
注释：
① 徐培汀 《新闻史学史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该书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中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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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恭俭（传播学者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