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的人格特质是理解特朗普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微观基础。特朗普展现出双重的矛盾性，即负面的形象与政治的成功，消极与积极特质并存，此外还兼具任性而为与理性算计。完全并客观理解特朗普及其政策偏好，需要摆脱认知偏见和情感立场，更要认识到他的某些负面特质所可能具有的积极政治效果。与外在形象的不确定性不同，特朗普自身具有长期稳定的政策偏好，同时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综合而平衡看待特朗普的微观心理及其与政策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调整了诸多对外关系国际秩序理念。学术界主流的观察注重宏观结构性因素，强调美国国内政治、权力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作为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及其政策偏好。即便关于总统的研究，也是将其放在制度化的框架下理解，或者认为美国领导人特朗普不可捉摸、较为负面等。这些观察与视角，会带来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困境，比如妖魔化特朗普、负面评价、难以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反传统战略行为等。为此，本文尝试从心理学视角分析，旨在认识一个全面而客观的特朗普总统及其对外政策。描绘一幅全面而客观的特朗普人格图，需要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支持，同时需要破除研究者自身价值观和偏见的影响。结合相关心理学方法，综合特朗普执政前后的各种言行，本文将平衡归纳特朗普政治人格与行为的模式，为理解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确定性的路线图。
特朗普的双重矛盾性
从外在形象和内在性格特质来看，特朗普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时期，都给予外界观察者一种较为确定性的印象，这种印象大都为单一的、带有偏见的、极端的和负面的。比如极为自恋、任性而为、言行粗俗、大嘴狂人等等。外界对他的认知带有特定的立场、情感以及利益倾向。实际上，特朗普是一个复杂的双面复合体。
第一，负面的形象与政治的成功。特朗普的外在形象较为负面，因为他不遵守传统，蔑视一些常见的社会习俗与规范，情绪也变化无常，言行较为极端。在经商时期，对于一些特定群体，比如女性、移民的极端言论经常随意出口，这些缺乏修养的反智主义言行，使得他的负面形象与日俱增。自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以来，特朗普的言行以极端为特点，对当局批评较多，指出各种内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执政一年多以来，在他逐渐适应美国总统角色的过程中，各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言论仍层出不穷，在中东问题、朝鲜问题等外交事务方面表现尤其明显。而在内政方面，他身边的核心幕僚稳定性极差，从最初的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到前国务卿蒂勒森辞职，特朗普宜人性差的风格显露无遗。然而，与这些极端负面的形象相对的是，特朗普的经商和政治生涯可以说都是成功的。作为商人，他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名人之一，他也成功赢得了2016年美国大选。在执政一周年之际，虽然他媒体形象负面，民众满意度不尽如人意，但通过实施减税法案、重振美国实力计划等，加之美国经济指数上升，特朗普执政成就也有可圈点之处。
第二，消极与积极的人格特质。自从特朗普从政以来，各种对他人格特质的观察，基本上是以负面描述为主。比如，极度自恋成为他最大的性格特点。从他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在其父葬礼上的自我表扬，到将各种座谈会议变成他的个人表演等，均展现了其极度自恋的特点。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可以分为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积极外向五个维度。其中，不羁善变、逐利自我、好胜执着，体现了他的负面人格特质，即对周围环境的不尊重和不重视，对传统规范的挑战，责任心与稳定性较差，在与环境关系上的宜人性极差，偏好竞争与攻击等。但是，通过数据测试以及对于政治人物人格特质的全面分析，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也有较为积极的一面，这些积极特质是他成功所应有的人格基础，比如不羁善变说明他或许长于创新，与众不同；逐利自我体现出他对于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好胜执着说明他对于目标追求的恒定以及政策承诺的可信性；积极外向体现了他善于谈判、沟通。
第三，任性而为与理性算计。基于特朗普极度自恋的性格特点，以及他最为突出的不羁善变的人格特质，特朗普的自我成为他为人处事的核心人格驱动力。特朗普对于事务的判断建立在他颇为自信的直觉基础之上，在他获得成功的地产商业的经验介绍中，他对于直觉决策也非常得意。在政治决策中，特朗普并不喜欢传统的官僚政治模式，也不喜欢依赖专家的参考意见，而是依靠自身的感觉和偏好行事。从对全球多边制度的反对，到中美经贸战的任性征税，都是其依靠直觉任性而为的体现。在团队领导风格方面，他喜欢从商业精英、军方背景人士中挑选幕僚。而在团队磨合过程中，几乎大部分核心幕僚都因为与特朗普相处不融洽、偏好差异、政策主张不同等，相继辞职离任。这说明特朗普延续了经商中的行事风格，而并没有完全被政治社会化。因为商人精英崇尚的是效率原则，而政治讲究权力的平衡。尽管在决策模式、团队建设和政策理念上，特朗普任性而为，似乎展现了其极端的非理性，但是在很多方面他又精于算计。比如对外交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凡是美国在经济收益上吃亏、付出较多成本的，他都重新考虑。所以在特朗普看来，各种多边制度、双边经贸关系、全球同盟等都得进行调整。
自从特朗普成为政治人物以来，他与众不同的个性、形象及其反复无常的言论，在内政外交上打造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图为2018年1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等待出席活动。
负面人格特质的可能积极政治效应
传统上，学术界更愿意将领导人看作是具有独特而正面的人格特质的群体，比如追求成就、积极向上、一心为公、责任心强等。然而现实中，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展现出偏执、极端等病态特质，而且很多领导人年事已高，往往疾病缠身。基于此，对于那些与众不同，尤其是具有某些病理特征的领导人，人们在认知上忽视了他们可能的积极效应，更愿意带着“污名化”，从负面视角看待这些领导人，由此会带来判断和应对上的失误。
第一，负面的人格特质有助于问题诊断。根据美国相关心理学家的诊断，特朗普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包括极度自恋、自我极度膨胀、为人专断、不容异见、幻想遭受侵害等。基于这些判断，很多舆论质疑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正当性及其危害。负面的人格特质确实影响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决策质量和团队稳定，但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是特朗普的一些负面特质，可能有助于他分析和解决问题。比如极度自恋，对环境尤为敏感且宽容心不够，对周围环境的不安全感和敌意甚重，这是一些优秀领导者所共存的特质，这些特质虽然负面，却有助于领导人从纷乱复杂的局面中，较为敏锐地捕捉到问题的实质。正如某些患有精神病的施害者很容易从人群中发现“猎物”一样，作为领导人的特朗普，也能够敏锐地发现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确认美国21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挑战，即从经济层面看到国内的问题，从外交层面确认美国利益优先。我们对这种较为自私的问题判断持批判态度，但不能否认，特朗普的问题捕捉能力迎合了新时期美国所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是根本性和全局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
此外，特朗普自身的道德感较低，价值权衡困境程度较弱，有利于迅速作出理性抉择，打破传统，挑战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战略。这种“美国优先”其实是美国自私，应该受到批判。根据对财富精英领导人的相关研究，这些领导人均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比如宜人性较差，不习惯受人领导，也有很多人喜欢依靠隐性知识直觉决策，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特朗普并无太多差异。当然，随后的问题解决方式以及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国际道德义务的忽视等，都是负面的后果，忽视了领导力实施中的道德和伦理维度。这样的决策既缺乏道德考量，又没有增加美国及其民众的道德选择能力，因而不是一种优质的领导能力。
第二，偏执下的政策兑现效果。在特朗普竞选时期，他的一些看似疯狂的言论，比如对于移民、经贸等敏感问题的指控，外界认为可能是出于争取选民的需要，但在其执政后，先前的政策理念和言论，均得到一一落实。此外，在国内问题上对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经济的承诺，对非法移民的限制，国际问题中关于经贸战的指控、中东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退出当前一些主流多边制度等一系列举措，特朗普均兑现了先前的政策承诺。一方面，在特朗普自身对承诺的叙述中，一直强调言出必行的原则，在其经商时期就是如此，尤其是对对手和敌人的威胁等；另一方面，特朗普提出的一些口号，在先前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与我们对美国的一贯认识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均反映了他真实的政策意图。
第三，特朗普对负面特质的理性运用。特朗普认为美国的战略意图不能过于透明，应让人捉摸不定。在他看来，善变、情绪变化也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他善变而不受传统规范束缚、不按常理出牌、不怕冲突和斗争的作风和性格在经贸战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这实际上是其有意利用自身某些捉摸不定的特质，在谈判和竞争中获得主动和优势。一个负面的特朗普形象，很可能是不客观的，这将把我们带入到认知的偏见当中，从而忽视他的积极特质；更有可能，其被忽视的某些特质实际上有助于他做出政治判断和决策，有益于其政治获得成就。
特朗普及其政策偏好的确定性
自从特朗普成为政治人物以来，他与众不同的个性、形象及其反复无常的言论，在内政外交上打造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对于中美关系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然而，所谓的“不确定性”更多地挑战了我们的既有认知。就特朗普本身而言，他的人格特质、认知风格、领导风格和政策偏好都有章可循。
确定性的分析需要科学方法的介入。之所以会产生对特朗普性情和政策偏好的不确定性认知，很大原因在于观察者难以调整自身的固化认知，从内心也否认特朗普政策偏好存在的合理性。从现实来看，政治履历空白，没有太多政策传统可以参照的美国另类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初，团队组建和政策制定尚处于变化之中，这是特朗普不确定性的外在政治环境原因。把握特朗普的人格特质、认知风格、领导风格和政策偏好，需要引入科学的心理测试方法，这有助于从特朗普自身复杂、矛盾、变化多端的言行中找到规律。
第一，特朗普的恒定政策偏好。从特朗普长期关于经济、移民、对外战略、国际秩序等言论来看，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恒定性，这一点也被美国学者所赞同。特朗普最为突出的三点政策偏好包括：一是在贸易领域，反对多边主义，强调双边的对等互惠，不容许他国“占美国便宜”，反对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多边国际制度对美国利益的侵害以及美国自身所付出的成本。二是在安全领域，在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中更为强调美国的联盟成本。特朗普并不反对美国在安全保护方面的责任，但更为强调，美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而相关地区的盟友则不能免费享受。这两点，与特朗普竞选以及获胜后着重打造的“美国优先”战略不谋而合。这体现了特朗普自身政策理念和战略设计的长久一致性，也与他作为商人的精明特质息息相关。三是特朗普天生青睐威权式的政治风格。虽然特朗普出身于民主政治社会，他自身也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但特朗普极度膨胀的自我、专断的决策风格以及独裁式的人员管理特点，都决定了其作为领导人并非是一个民主式的人物。从内心偏好来看，他颇为青睐强人政治。同时，特朗普个人与强势领导人的交往，也是在战略利益算计之下的一种关系交往补充，他的根本目标在于获取利益和回报。
特朗普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三点确定性，在他执政一年多的外交战略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比如，美国任性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国际制度，与北美、欧洲的传统盟友也重新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在联盟关系上，不断制造让盟友埋单的压力；意识形态外交减弱，而以经贸、地区安全热点为主的战略规划不断加重。在对华政策偏好方面，特朗普以利益算计为根本，比如贸易战，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交往中着重获取利益，从2017年11月访华后对华外交立场变化极快可以得到印证；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意在获得战略利益和优势。
第二，特朗普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特朗普执政以来，调整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外战略，美国外交走向更加内向化的时期，一般称之为“美国优先”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传统上，美国外交传统可区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特朗普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基于利益算计和武力建设的现实主义。
如果把美国外交政策传统进一步区分为四种类型，亦即汉密尔顿学派、威尔逊学派、杰斐逊主义学派和杰克逊学派，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汉密尔顿、杰斐逊和杰克逊学派的结合。从注重商业利益、美国为先、保护美国的商业发展环境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政策理念无疑是汉密尔顿重商主义学派的延续。这也体现了特朗普自身商业履历在此产生的重要影响。讲究经济效益成本，以最小代价和成本维系美国的霸权地位，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又与杰斐逊主义学派的理念吻合。对于军事实力的崇敬，则是杰克逊学派的重要特色。杰克逊学派反映了美国人民主义大众文化，崇尚荣誉、独立和勇气，偏爱军方人士担任国家领导人或入阁，这一点恰恰是特朗普的特色。总体来看，特朗普自身的外交政策理念，并非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偏离，而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有机融合。
结语
从特朗普自身的政策理念来看，他提出了美国所面对的适应性挑战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处方，尽管这种政策并不具备相关道义和道德基础。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他独特的个性及其领导风格，也来源于观察者受到认知固化的影响，以及内心不愿意接受特朗普所带来挑战的现实。一个确定的特朗普至少带来了诸多的启发。比如，特朗普虽然形象和言行极端，但是个复杂的双面体，这预示着特朗普既有积极的人格特质也有负面的人格特质，既任性而为又理性算计。但是若能抛除成见，便可看到负面特质可能具有的积极政治效用。长远观察，特朗普的政策理念又是恒定的，他的外交政策也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延续。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品牌计划“中美战略沟通的政治心理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8CNI001）的系列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