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将企业家精神的论题扩大一点，放到西方历史，放到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放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来讲，不然，“企业家精神”就成了一个不需要任何语境的、光秃秃的东西，成了几个要素的组合。而精神不是要素，是灵魂，是人们长期历史活动的产物。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相关的语境中来了解什么是活生生的企业家精神，并对专家们所说的、书本上写的企业家精神有一种反思。
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精神，那么，企业家精神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起什么作用？我的看法主要是“推”的作用，即推动社会财富增加、效率提高、竞争合作。这很重要，否则，社会就会停滞下来。但只有推不行，如同列车一味地“提速”不行，社会还要稳、要平衡，人生还要有仁爱、情感，还要有艺术与游戏。所以，我要讲企业家精神，还要讲一下文化，企业家精神既是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从文化的角度也可以反过来看企业家精神的优势与不足，所以，演讲是分析性、反思性的，这与其他学者讲的具体的企业管理的内容有所区别，希望对大家从哲学层面认识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及生成问题，有所帮助。
一，西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及其内在张力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现代精神，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在企业家身上的集中体现（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于是，大家就会想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推崇“入世苦行”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s），除了神圣的情感，主要是理性的计算和坚强的意志，孕育、促成了资本主义勤奋工作并厉行节俭的精神。
这一精神的产生还关联着替代了封建制度的新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个制度确保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及其“自由权利”。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技术理性等诸多因素。原则上说，这个系统在西方历史上是由希腊理性精神、希伯来宗教精神和罗马法律精神，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孕育而生，至13-14世纪之间，率先出现于西欧的意大利等国家。
韦伯曾列举资本主义经济成立的六项条件：
一，合理的会计制度；二，自由的市场；三，理性的技术；四，可靠的法律；五，自由的劳动力；六，经济生活商业化。
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光有新教伦理是不行的，法律的传统就很重要。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无法预为筹划，不能产生一个现代经济体系。”——这一点，我们过去并不特别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根本上是人治，礼教和风俗习惯起到很大的作用，法律特别是刑法是辅助性的。用孔子的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很明显，政刑也好，德礼也好，都是用来规范老百姓的，不是用来保护他们利益的。普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民众财产并无法律保障。到了清末，才有了中国历史第一部保护私产的法律。
我认为，韦伯在当时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即节俭苦行这一方面，所以，他特别强调新教伦理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马克思、桑巴特等人所说的“奢侈”的消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缺乏动力。桑巴特指出，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两种力量”出现，“一是对金子的贪婪，一是创设企业的精神”，不久这两种力量凝聚在一起，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韦伯也看到，资本主义一旦启动起来，就获得了内在动力，这就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而竞争，竞争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也导致了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而这又促使劳动者组织成工会，与资方展开利益的博弈。而为了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公正、文明，学者、宗教团体和政府，在维护个人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也有批评，提出改良和限制的措施，通过立法的形式实行第二次分配，照顾弱势群体，倡导慈善事业等等。
这样，原来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因素的新教伦理，虽然起的作用越来越有限了，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基础上，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节俭苦行的精神，进一步变化、丰富，形成诸如“创新”的、“竞争”的、“机灵”“敏锐”的、“冒险”的意识、迎接“挑战”和“抗击打”的能力，以及“慈善”的观念和社会的“责任”感等等，都逐步产生出来。
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要素的相加，而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状态。根本上，它是一种不安分的、进取的、外向性的征服和扩张精神，充满了张力和矛盾。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从事的是“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工作，它主要指从内部不断地创新、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但从广义上，它形象而又辩证地揭示了资本的“善”“恶”的双重性——超越与否定、建设与破坏的双重性，甚至可以说，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恶的作用和人生的“悲剧”性。
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其生物性的需要由于意识和精神的介入而成为欲望。按照黑格尔等人的看法，人的自我意识的低级形式是物欲，而普遍的高级的欲望是其主体性的“人格”意识得到满足，即获得他人和社会的“承认”。由于人的天赋和生存条件本来的差异与后天的不平等，在社会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往往只是希望自己的人格和主体性被别人承认，而不愿承认别人。于是，就有了人们围绕“承认”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推动一些人的欲望走向贪欲、权力欲，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恶”。恶的力量是很强的，人往往经受不住恶的诱惑，所以只能够期盼万能的上帝拯救人的灵魂，其实就是靠对超越的绝对价值的信仰，来引导、净化人的心灵，限制人的无限的私欲，这就是所谓的“挽”即挽救。
这是基督教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中国现代学者张东荪认为，西方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前者的作用是“推”，后者的作用是“挽”，其间的张力，带来了西方的进步和社会的相对稳定。
取材于德国民间神话传说的歌德的《浮士德》，所塑造的浮士德博士的精神即“浮士德精神”，就是永远进取、永不满足、追求知识、建功立业的精神，也可以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物，它得益于魔鬼梅菲斯特，梅菲斯特是恶的化身，它是上帝特意安排的，上帝知道“人的活动太容易弛缓，动辄贪求绝对的晏安；因此我才愿意给人添加这个伙伴，他要作为魔鬼来剌激和推动人努力向前。”与浮士德相伴的魔鬼，一直引诱浮士德追求事业的成功与官能的享受，而浮士德自己也声称：“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我内心中体味参详，我的精神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身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最后我也和全人类一起消亡。”浮士德精神及浮士德最后归宿于慈善事业，其实是要揭示人生的矛盾，每个人身上的二重性，这里主要是指人的灵与肉、上升与沉沦、奋斗进取与贪图享乐，追求功利与人道情怀等二重性。
资产阶级早期的进取精神，还是与上帝有关联的，但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本身成了动力，原来的新教伦理也就不再发挥主导作用了。西方越是进入现代，宗教的“挽”的作用似乎就越弱。在哲学上以黑格尔哲学解体为标志，在社会事件上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整个欧洲都陷入到所谓“虚无主义”之中，这样，也正如韦伯所说，“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地工作的事业，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它表达了这类生活如此的不乐观。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它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好在西方人通过上帝，并在宗教教会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慈善”观念并成为“事业”，如比尔·盖茨等成功的大企业家的善举。
下面我们回到中国。
二，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现代境遇
理论界曾经长期争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从自己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等人当年依据唯物史观，对此给予肯定，认为中国明清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国外的著名学者大都持否定态度。为什么，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经济范畴，还是政治法律范畴。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及其法律权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在当代还在生成之中。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也有两重性，但中国主导的哲学思想认为这两重性不是完全对立的，更不是分属两个世界，而是互动互补的，或者说彼此融合的，古人用“天人合一”、“体用不二”、“道在器中”、“身心一如”等短语来表示，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生的两方面，如阴阳、天地、男女、夫妻、父子、君臣等等，共同构成一个系统整体，形成一个生活的世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的就是由差异性的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易经中，构成有机整体的双方不存在高下优劣的问题，非常辩证，但后来的解释和社会的主导观念，如三纲之类，虽然仍然认为它们相反相成，却强调了双方性质和地位不平等，一方为主，一方为辅，一方主导另一方，不能颠倒过来。这样，差异互补的双方很难产生较大的张力，并且在结构上就定型了。
所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缺乏西方那样外向性的“推”的动力和“挽”的力量。从先秦看，法家属于“推”，儒家属于“挽”，但儒家当时却挽不起来。后来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似乎属于“推”了，道家似乎在“挽”，这是就统治者的“有为”和“无为”、就儒生的“入世”和“出世”而言。半自然的农业经济和家庭伦理，很难使中国人普遍地形成浮士德精神，充其量只能形成较弱的浮士德精神。而顺乎自然的生存，所引发的往往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意识（孔子），是“生吾顺事，死吾宁也”的态度（张载），儒家如此，道家的“挽”作为一种“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学，固然在后人那里也能孕育出魏晋玄学和嵇康阮籍那样的人物，但在当时皇权专制和儒家主导的社会语境中，更容易让失意的士人产生类似“犬儒主义”的与世沉浮的观念和心态。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现代企业，但有相当发达的商业，有很多成功的商人，也形成了经商的理念和精神，从他们接受儒家文化这一点来看，我们往往称这些商人为“儒商”。儒商经商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是“义与利”的统一，并主张“亲兄弟，明算帐”。但在现实的实践中，由于中国官僚体制的束缚与支配，由于中国没有发育良好的市场和法律的保障，传统的商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与官府相勾结，以求得到官府的庇护和支持，到现在这也是普遍现象。还有许多商人，发了财以后就不再让后代经商，而是让他们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或为自己和后代捐个官。因为在整个社会看来，经商不是人生正途，读书做官才是正途；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有的是地主兼商人。如果买通官府，为富不仁，就会成为类似西门庆一类的人物。我们这里所说的儒商，当然不包括这一类人物。
那么，这种儒商的理念与我们这里说的企业家精神是否一码事？我认为，不是一码事，但有相通之处，并且对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而言，是一笔具有东方特点的宝贵资源。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两者是什么关系，因为一种精神的发育成长，需要一种文化资源的支持。
先讲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作为儒家核心概念的“仁义”的翻译问题。
仁，通常译为Humanity，人道、人性、仁慈之意，但难以表达出中文，如在孔子那里的不同含义，还有亲、爱、宽厚、恩惠等意思，内容丰富，既明确，又有极大的包容性；有的译为Benevolens，仁慈、善意的意思，但偏重心理；还有人译为Consummate person/conduct，指完美的人或行为，突出的“仁”的理想的方面，较为接近。孔子说“惟圣与仁，则我岂敢？”“仁”所指向的道德境界、精神境界具有至高性、无限性。
再如“义”，通常译为Justice，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义”，往往是指共同体或小团体内部的相互关照、扶持，或有恩必报，不报恩的人不仁不义。英文却主要指社会正义、制度正义；还有的译为Righteousness，西方人就会想到这是《圣经》中用语，指的服从上帝的意志（obey the will of God）；有人按照“义者宜也”来译，即译成Appropriateness，也似乎失去了一些内容。
儒家文化讲仁义，还讲诚信。“信”与“诚”相联，诚首先是对自己不欺，即人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上天，所以，对人也应当诚，不能够欺骗。这在熟人圈子里面容易做到，因为有情感，更有相互的制约。但超出这个圈子，面对陌生人，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有的人还能做到诚实，有的人就做不到了。而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中的“信用”体系，是不需要“诚”作为前提的，它是等价交换的要求，又是制度化的。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从中国的三教特别是儒家中寻找与新教接近的思想观点，论证儒家伦理也与新教伦理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主张入世苦行的，从而批评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儒家伦理的确与商业所需要的职业道德有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能够包容商业道德，因为中国的商业道德无外乎勤俭持家、诚信不欺、货真价实、薄利多销。这种道德对于商业的正常运行的确重要，上世纪80、90年代，一般做生意的，如果能够秉持这种道德，就能够坚持下来，有相当的发展，不至于象许多类似“三鹿”的企业。
但是，我总感觉，象余英时这样的论证，与韦伯唱反调，固然可以矫正韦伯对中国文化看法的偏失，却不足以根本论证中国文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儒家伦理与我们说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不停地创新、扩张，不停地冒险、进取的精神，还是有较大的距离的。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耕文明，儒家文化更是农耕文明的鲜明体现，它维护的是中国人“耕读传世”的生活方式，性格上是保守的、内向的，不是外向的、进取的；因为不是二元论的，所以也不是“超越”的。其中关于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任何时候都有其价值，但并不特指某种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的商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商经济，从前者到后者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性的转换。
中国近代以来就一直是在“走向现代”和“回归传统”之间摇摆。它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摇摆，实际上是在要不要“现代制度”这个问题上摇摆。
为了避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缠，秦晖提出了“文化无优劣，制度有高下”的命题。我认为，它的合理性在于体现了现代社会分化的观点，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对文化采取了简单的审美的态度，并且回避了制度文化如政治文化。当然这种说法很有策略性，既然制度是可比的，既然相对于现代化建设、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你的制度是落后的或不适宜的，你就要进行制度的变革，就要采取或借鉴那些能够切实地维护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制度，而不必考虑文化，文化是个人的事情。
费孝通先生在世时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这很重要。不管你原来是什么样的文化，现代社会是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西方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东方处于“边缘”甚至“外部”；你要不想处于边缘或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其实就是被“开除球籍”，你就必须进入这个体系，甚至设法进入中心地带。进入这个体系的中心，你的文化也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你的文化仍然有你的文化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我的看法是，适当区分“文化”和“文明”，文明要转型，从过去的农耕文明主导变成工商文明主导；而文化，则要继承并创新。通过西方，回到自身；利用传统，改造传统，并形成新的传统，这大概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
“现代世界体系”创立者沃伦斯坦写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地球，甚至那些从来没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进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绝不是由于被融入地区的主动而开始的[1]。他还指出：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弱者面前；拒绝或接受都是失败。既拒绝也接受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成为现代历史的常规情况。
这已说明，现代性精神，包括企业家精神，它在中国既不能不利用传统的资源，但更要从西方引进来，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催生出来；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也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换，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精神也需要与时俱进。
三，在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中生成企业家精神
我认为，在中国讲企业家精神，应当特别注意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书的思想，即道德经济合一、义利合一的思想，也称之为“士魂商才”（这本书上有一节的标题即“士魂商才”）。《论语》指的是“仁义忠恕”的“士魂”，让人树立做人做事的道德信念；算盘即工具理性的“商才”，聪明机智、精打细算。
看起来，这与我们一直讲的德才兼备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要充分考虑日本文化的特点和日本当时面向西方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福泽谕吉等人就提出“脱亚入欧”的观点，后来这个观点长期支配日本的走向（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占领，在经济和政治上就更是如此了）。与福泽同时代——比福泽出生晚五年——的涩泽自幼学习中国的启蒙读物，精通四书五经，对孔子尤为崇拜；早年赴法国参加万国博览会，在欧洲游历二年，对西方的工业文明留下深刻印象，对股份公司特别关注。回国后在日本积极地鼓吹发展工商业，曾做过明治政府大藏省的高官。后来他辞职投身实业，一生创办的公司有五百余家，成就卓著，晚年也是倾心于慈善事业，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资本主义之父。
涩泽晚年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的论语加算盘，就不是简单的义利统一、德才兼备的思想，而是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两种理念的结合，把浮士德的取向包容其间，又不丢弃还要发扬儒家的仁义之道。这样，在西方近代工商文明与东方文化之间，就会产生较大的张力，形成一种新的“推”“挽”关系：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原则是“推”，东方的整体主义伦理、道德人格是“挽”。——我想，这大概就是日本的企业家精神。
现在，不妨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刚才说的儒家的“仁义”。仁义的阐释空间很大，它既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其所指向的道德和精神的空间又是无限的。所以，“仁”不是妇人之仁，小恩小惠；学习论语，成为仁人，就是修养出做人的大担当、大胸怀、大原则、大境界。这是做大事的先决条件，也为一个人不断地增长才干、发挥才能，提供了极大的动力和无限的可能性。大家知道项羽，对一般的武艺根本不感兴趣，他要学的是“万人敌”，他要学大武艺缘自于他的大志向。佛家讲“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也有这个意思。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就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先天下后天下的精神，又赋予了现代理性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当然，有大志向、大才能的人，也会有大阻力，遇到大困难。所以要有大决心、大意志。但不要有大失误，更不要造成大悲剧。
所以，儒家的仁义通过重新阐释，通过与西方理性文化的对话沟通，通过现代化的实践，完全可以获得意蕴的开放性和时代的先进性，其实，按孔子的思想，“仁”本来就包含人的自省和自觉，是可以“一以贯之”的“道”，它当然也可以发展出现代精神，成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根本维度之一。
企业家精神，无论着眼于最后将精神寄托于慈善事业的欧美或日本的企业家，还是以仁义为准则的中国的企业家，说到底，它不仅是一种做事的精神，也是做人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与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学问家的精神是相通的、一致的。
但就整个社会的领域分化和职业分工而言，可否说，企业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推”，因而其精神主要是“推的精神”，社会的其他领域、其他部分，比如文化艺术和教育，还有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推重的主要是“挽”或“挽的精神”？现代社会是多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是相对分化的，所以整个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向度，一种精神，更不能让工具理性主导，需要批评、需要制约，对政府如此，对经济也是如此，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既有生机，又相对稳定。所以，要理解那些后现代批评者对现代性、对普遍理性的批评，从而知道自己的有限性，树立边界意识和平衡思想，避免虚妄，头脑发热。但不必按他们的话去做。
在今天如何看待企业家精神，我认为倒可以从《中国不高兴》中得到一些“反面”的启示，如果书的作者属于新左派，倒应当好好地学学真正左倾的思想家沃勒斯坦的著作。
（作者：北师大教授；文章写于2009年5月16日并在企业家协会演讲）
[1]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18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