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事实后，总是问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而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回答方式是：什么样的因素加上什么样的机制，经历了大致什么样的过程导致了一个特定的（发生了的或没有发生的）社会事实（这一点和自然科学也是一样的）。因此，社会科学理论总是试图解释经验和事件背后的东西。一个大致可以成立的理论至少满足以下条件：其解释对象是一个真实的事实，逻辑上自洽（consistent）；其各个不同部分形成一个整体（coherent），有一定的事实支持。而一个好的理论，除了上述基本要求之外，还应该满足以下条件：有驱动因素（factors）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相对其他理论，有更强大的解释力而且更加简约。一般而言，一个好的理论包括几个部分：归纳、推导、因素、因果机制以及过程。因此，描述一个事实不是理论，这是历史。严格意义上来说，对一些事实进行归纳也不是理论，只是发展理论的第一步。　　

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不应该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归纳和总结。一个理论至少要对中国的一些具体外交政策和行为以及这些政策和行为的结果（即成败得失）进行科学的逻辑的解释。也就是说，理论可以用来理解政策及其后果（甚至有时候可以指导一些具体的政策），但是，总结经验教训不是理论，至少不是好的理论。

好的理论研究是要解释政策及其后果背后的东西，从而也能够更好地总结外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理论研究能够为中国外交提供的东西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第一，向外交的实践者提供不能在实际经验中获得的因果因素和机制；第二，提供分析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分析框架（包括政策评估框架）或者工具；第三，提供一些供决策者选择的基于理论研究的备选政策和行为。　　

中国不能作为唯一数据点　　

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来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其一，中国作为我们的生长环境，历史记忆和成长经历深刻影响我们的理解，甚至是潜意识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其二，中国的现实需求（包括外交需要）作为我们提出理论问题的出发点。以中国的现实需求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可取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而不是唯一的出发点。而且，从理论角度看，中国外交所需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至少不见得是永远如此。其三，中国的历史事实（和经验，包括外交经验）是我们的一部分经验基础。中国的历史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经验基础。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即将中国的历史事实作为唯一的经验基础，就会犯将“中国作为一个支点”和“中国作为一个数据点”混淆起来的错误。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数据点肯定是越多越好。起码说明掌握的实际客观事实越多，就越不容易犯简单归纳的错误，而这一错误很容易最后走向“循环论证”。而且，“将中国作为一个唯一的数据点”（也许加上一点美国、欧洲）是偷懒的标志。理论研究需要“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的历史事实只是经验基础的一部分，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数据点。

有比较才是科学　　

社会科学中最核心的方法是比较，而且是“有空白对照”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正如没有“有空白对照”的实验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一样，没有比较（或者实验），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社会科学。这一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尽管它们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也意味着，除了利用一个案例来证伪某一个假说的尝试，任何单一案例的讨论都不是好的社会科学。

正因为如此，要发展理论，并且要实现理论突破，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就更是不可或缺。如果只是从一个事实中发展出一个（所谓的）“理论”，而不用类似（但不同的）事实来对其进行检验和比较，这样的“理论”很容易陷入循环解释和论证，根本谈不上有所谓的理论突破。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也许不多）国际关系理论，这点是肯定的。当然，这些不同理论的解释力量则需要时间和知识共同体的检验。如果有朝一日发展出真正的 “中国学派”，那么中国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必须要有冲击国际刊物的勇气和能力，否则，“中国学派”只能停留在自娱自乐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