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商人群体怎么做
自庚子年始，国人就用自治的手段，解决面临的问题。
起初是不得已，朝廷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成了丧家犬，他们依靠谁？后来他们发现，没有朝廷，同样可以自治，而且更加便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拳乱”之后，天津商人联合起来，以自治克服了天津金融危机。天津八大家，其中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
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朝廷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乘人之危的要求。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乘此机会，他们提出解散商部下属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治的商务公所。后来，他们又突破官府层层封锁，启用铁路运输，向北京供盐。
不久，天津商会成立了，40个行业的71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12名进入董事会。他们主要来自天津久负盛名的行业：盐业、粮业、丝绸业和钱庄。商人自由入会，自治的派头可谓有模有样。
袁世凯颇有异议，担心商会尾大不掉，久而久之，反而凌驾于政府之上。然而，商部尚书载振却以为袁氏多虑，反而给予了支持。他虽为袁氏政治盟友，但在商部立场，他倒希望各地商会能尽量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缝隙里，商会才能成长起来。由于商会组织机构为民主设置，稍不经意，它便与政府的要求相背离。
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华工禁约》时，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5万元。
但袁氏明确表示反对，他采取了与朝廷一致的立场，不光是害怕得罪美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袁勒令商会领袖停止行动，但刚刚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商人们毫不畏缩，商会也没有在政府圈定的范围内止步，而是继续请愿，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结束。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商人的表现远不如他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那样机智与成熟，但作为以政治运动方式来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一种尝试，他们已走到了政治近代化的边缘。
袁氏对这股力量又爱又怕，但更多是利用。有人说，袁氏怕光绪帝复出跟他算账，就鼓吹君主立宪；想扩大权力，就鼓吹地方自治。除了编撰《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他还通过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
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的代表都是大家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30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其时，立宪与革命虽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形成了近代化合力。革命固然可歌可泣，而自治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天津各自治机关开始工作了。周围农村发生洪涝灾害，商会积极组织救灾，自治派头十足。他们天真地认为，作为民选代表，他们有权代表天津人民。知县也让出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部分权力，如土地使用、粪船和粪厂的管理以及永佃权的界定等，但这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原以为地方官与自治团体是一种师生关系，他们以官为师，但老师已经恼怒了。
议会还通过地方抚赈局通知天津工艺局，要根据章程对这个机构的腐败和经营无方的控告展开调查，主要内容是地方税金的使用问题。如此锋芒毕露，使自治机构自身陷入困境。
天津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的土地税或其他捐纳，能自主地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不给自治机关一分一文，自治一开始就难以生存。议会只好威胁要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可清廷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士绅干预政事，命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
据当时《申报》载，苏省绅士致外务部、袁世凯电：苏省商民因苏杭甬路借款事，惶急走告，人人以为东南大局，将尽入英人范围，不胜激愤，而引起全国性学潮及自办路矿运动。
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认为宪政导致动乱。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说，立宪各国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学务之责者宽纵所致。严修主持学部，压力甚大，但他坦然，只管办学。学校越办越多，学潮越来越猛，兴学带来了学潮。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成了学潮发源地。学潮之于近代史，已成常识，而对学潮“第一推动者”严修，历史教科书里只字未提。
那时的宪政，成绩卓著者，在中央有二部，一为袁氏主持之外务部，另一为严修主理之学部；在地方，则有直隶和两江。宪政之中心地，原来北为直隶之天津，南为两江之上海。袁被开缺后，天津群龙无首，宪政重心南移，上海遂领风骚。
以天津县议会为例，其工作就不受官僚人事变动的影响，该议会曾就一张日印天津地图将中国土地划入日租界向日本领事抗议，还着手调查津浦铁路贪污及在天津站选址时进行的土地投机等事件。对于天津县捐务科的账目，该议会列出了详细的查账清单，包括9万吊铜钱的牙纪帖费，知县每年从脚行征收来的2.2万吊铜钱陋规和滥征等。
国会请愿：官绅阶层的努力
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进展，国会请愿运动也开始兴起来了。
先是杨度上书都察院，请开议院，继而湖南绅民代表、部分京官或上书都察院，或专折上奏，力陈召开国会。那时，袁还在朝，以袁氏与杨的关系，有可能袁还是主谋。
接下来，张謇亦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通电各省，号召全国，约各方代表至京城请愿，要朝廷“以两年为期，决开国会”，加上部分督抚和驻外使节也奏请“请速定年限”召开国会，迫使清廷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并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此次请愿，取得了重要成果。
按照《筹备事宜清单》，预备立宪期限定为9年，并开列9年的“工作安排”单。原单开列甚为具体，乍一看还算是负责任，可问题在于，它没有抓住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是新政府究竟如何产生——是旧朝廷向新政府交权，还是使旧朝廷向新政权转变？如是前者，那就要速开国会，以国会立新政府，开国筹备事宜由新政府去办。如为后者，那么9年太短，而且新旧交替，方生方死，新政权的飞蛾，很难飞出旧朝廷的老茧子。
可惜那时似乎没人去想这样的问题，举国上下忙着开会、请愿，运动来了！
不得已，清廷开了资政院作为过渡，或称“临时国会”。1910年9月，该院成立，议员分钦选和民选。钦选议员由朝廷指派，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选出，“以立议院基础”。所以，直隶代表孙洪伊等人第三次请愿，就不再往都察院跑，而跑到资政院去了——都察院是皇帝的监察机构，资政院是国家的立法机构，这是两条路。跑都察院是通往王权之路，跑资政院是通往立宪之路。他们终于跑在了通往立宪的路上——欲以立宪定国权。
资政院：被人遗忘的议员们
过渡时期的资政院是“临时国会”，可以用它来代行国会权力。资政院里的那些议员们，可不是过渡性人物，他们以国会缔造者自居。
资政院通过请速开国会奏稿，由院总裁溥沦上奏朝廷，清廷俯允所请，下诏，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先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并称此次缩定年限，不能再议更张，违者按法惩办。命民政部及各省督抚立即将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对此，有议员说：本来，议案表决后，皇上裁可“不过是名义上之裁可”，然而，“今本院具奏案主张明年速开，而王大臣议定要宣统五年，则这议案效力全失，所谓资政院‘立议院基础’、‘养议院精神’者何在？”这一问，就问在了湖南发行公债事件上。
湖南发行公债，巡抚杨文鼎不交咨议局议决。有议员指出，此系侵夺咨议局权限，应令其将原案交咨议局议决，并量予处分。而当日军机大臣却副署曰：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谕旨一出，即有议员批评军机大臣“以命令变更法律”。
云南盐斤加价案，议员们指责总督未交咨议局议决，当止。但又被推拖过去。如此轻蔑资政院，说明朝廷一直以其为议政机构，而不肯承认它的权力。
为此，议员们弹劾军机大臣，“既不负责任，还要军机大臣做什么用？”“此次弹劾案，如军机大臣自己见得不是，就应自己辞职；若以资政院为不是，就应奏请解散资政院，断无调和之理”。
可载沣以“朝廷自有权衡”，要议员们闭嘴——“所请著毋庸议”。议员们偏要“议”，他们指出，立宪，本来是要议院与政府相对，现在弄成议院与君主相对了，这样搞下去，要么还是专制，什么资政院、国会、立宪，都可不要；要么就是人民没有法子，只好暴动了。“所以我们要想个法子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如不准，就请解散资政院。
还有人说：军机大臣平日将“君主大权”四字附会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权”，使旁人一句话也不能说，看这两道朱谕，愈见军机大臣欺君误国之罪。又说：军机大臣一经责难，便以辞职要挟皇上，对于下，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一般议员谁敢与皇上相对？将来必至无事敢议，无口可开，势必由立宪复返于专制，宪政前途非常危险。所以，这一次要把立宪的要素说清楚，朝廷如以为是，则是真立宪，如以为非，则是假立宪，不但资政院没什么用处，就是国会也可以不用开设了。
敢于如此公开地同王权争夺国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显然，这些议员们，不是在为自己争权利，而是在为国民争权利；不是在为自身谋官职，而是在为中国立国权。
读史至此，不禁感慨万千！这些议员们，哪一本历史教科书里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居然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里。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易宗夔、吴赐龄、邵义、汪龙光、于邦华、罗杰、陈树楷、李素、黎尚雯、籍忠寅、孟昭常、雷奋、刘春霖……其中罗杰、易宗夔、雷奋，时称资政院“三杰”。刘春霖为末代状元，更是民选议员。且来听听他怎样发言：自古有直言敢谏之人，实在是国家之福，对于朱谕如果不能说话，唯有全体辞职。此次再奏，将军机大臣据实弹劾，就请监国摄政王收回成命亦无不可，否则全体辞职亦无不可……
四次请愿无效：学生罢课、市民声援
身为天津商会会长，王贤宾向参与资政院竞选的议员作了一次演讲。他说，中国的资政院与日本的上院一样，正在推动中国向君主立宪制转变，并担负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
他强调商人有义务为国分忧，以偿还甲午和庚子赔款，为此他发起筹还国债会。同时表示，如朝廷能答应公众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他将全力以赴协调全国的募捐活动。在他鼓舞下，议员们群情昂扬，宣称不经议会审核、监督，人民不应当为政府承担外债，在召开国会前不应产生新债务。
天津商人、学生开始剪去辫子，向资政院递说帖，并请赦戊戌党人。资政院请谕剪发易服，谕下，命毋庸议。资政院再以有名无实弹劾军机大臣，又谕，毋庸再议。于是，奉天请愿代表十余人赴京，发动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被押解出京。消息传到天津，南开中学学生愤而罢课，市民声援。
3000多名学生游行，王贤宾等自治运动的先驱们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前往总督衙门，向总督陈夔龙递交公众请愿书，请陈代为转呈。
陈夔龙傻了眼，这才发现，教育救国，却不一定能救清王朝。
来源: 《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