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觉”，无非是指人在面对对象世界时返诸自身的感知、认识、观照和理解。它区别于一般意识和认识之处在于，它在心灵内部的成像不是以客观知识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自我理解、自我期许的方式，为人在现实中的思考和行动提供动力、方向乃至意义说明和价值辩护。自觉带来的是一种具有内部生产力和创造性的自我形象，它一旦成形，就会驱动人按照这个内在的“本来面貌”去改造整个世界。
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存在一个“市民阶级”（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镇居民，但当它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群体，就会作为“第三等级”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拒不交税，甚至砍掉国王的脑袋。20世纪中国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命运的过程，也正是一个精神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地在外部环境的“实在性”和内心要求的“合理性”之间循环往复，以日益扩大的人类活动范围和思想空间为参照去理解自身客观环境的不自由，以不断萌醒的“人的意识”去对照、冲击、变革外部世界，把它改造为广义的自由（包括独立、平等、尊严、富强等内在观念和诉求）的外在领域（自强、立宪、民国、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当毛泽东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描绘一种新民主主义政体时，他同时也是在描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确立过程，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意识的确立过程。可以说，20世纪中国革命的高潮，也是近代中国人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最为明晰的时刻。
自近代以来，“文化自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政治自觉”一道，作为中国人对自身客观环境、历史条件和集体潜力总体上的精神自觉之一部分，获得具体的思想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在这种精神内在能量外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即鲁迅在他著名的黄埔军校演讲（1927）中所说的那种由革命人所生产出来的革命文化，而非未经过新的政治洗礼、陶冶和赋形的遗老遗少的文化。由此往前追溯，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的内核，正是一种新的政治概念，一种新的道德和价值诉求。这样的“自觉”是人内在的自由和自我观念同实体世界（家庭、风俗习惯、道德秩序、经济技术发展、国家制度、世界历史空间里的力量对比等）不断冲突和调和的具体产物。另一方面，“自觉”的文化维度总是同它的政治维度相辅相成。在这个“自觉”的内部空间里，所谓“启蒙”和“救亡”从来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面，而1980年代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的出现，不过表明了这个统一体破裂，从而预示了当代中国文化自觉和政治自觉的衰落和危机。我们今天的讨论，仍然只能是这个危机的征候。
回顾历史，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既是空前的政治危机，也是空前的文化危机，在应对和克服这个危机的过程中，“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范畴，而是在同一种历史经验中生成的意识和觉悟的两个方面：中国文化的延续、新生和再造，一刻也离不开政体的存在和力量；而现代中国政体的建设，同样也离不开文化/政治自觉的精神灌注。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说，文化／政治自觉，或者说文化政治的自觉，并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意义上的那种随着物质条件和经济技术发展程度而来的教养、礼貌、趣味和由教育、经验、专业技能支撑的自我感觉；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技术、乃至一切“器物”和“制度”层面上的努力，都恰恰是由一种不断清晰化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激发和推动的结果。反过来，也只有包括器物制度层面的国家形态实体及其意志，才能为进一步的文化政治意识的外在化提供基本的保护和支持。
当代中国有关“文化自觉”的讨论需走出“三重障碍”方能触及到问题的实质。这三重障碍是：1）在近代市民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法权思想及其对文化政治概念的否定（自由主义或经济主义）；2）文化拜物教和复古思想；3）国家主义和行政系统主导的文化工具主义。
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当代中国文化自觉问题的讨论，不能不参照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以此为前提，我们才能真正进入问题的实质。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里，我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在此无需赘述。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近代化以前，文化／文明和政体／国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离的，雅典消亡了，希腊文明还可以在希腊化世界里延续；基督教文明并不依赖特定的世俗国家形态；作为“天下”的古代中国文明则存在于王朝更迭和种种特殊文化（包括族裔）／政体形态之上。但在近代化以后，在资本、市场、国民教育、媒体和大众政治时代，这种政体和文化／文明之间的“分离”状态已经绝无可能，因为两者（文化和政体）的结合正是现代主权概念的实质，而“主权”作为国家存在的事实性原则，内部不能存在丝毫的间歇（即施米特所谓“法律中止处，国家依然存在”）。离开政体的文化和离开文化的政体，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之后，变得难以想象了；事实上，在真正的 “大同”到来之前，是根本无从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选择退出了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共同体的思考（虽然他们的这种选择也未必是自觉的！），因此也在文化上放弃了任何自觉的可能（或者说选择了另外的文化认同）。对于这种人来说，不但“文化”已经不带有任何政治意味，就连政治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内容，因为两者在根本上说都被视为经济领域个人自由（和特权）的法权上的延伸与合法化，最多只有利益和“生活方式”上的意义，而不具有文化/政治的意义，因此于当代中国文化自觉问题是完全隔膜的。
另一方面，那种“遗老遗少”或“仿遗老遗少”的文化概念，同样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自觉问题无关。任何静态的、非历史的“文化”概念只能把关于“文化自觉”的讨论引向种种有关“曾经有过的”和“一成不变”的礼仪、秩序、等级、趣味和生活方式的感伤的幻象中去，最终成为文化拜物教的一次闹剧式的回潮。但真正的文化，如同真正的人的自觉，却只能在人同客观环境包括人所继承的历史条件的斗争中，通过对对象世界的克服，最终通过对自身固有规定性的超越，才能被具体地、实实在在地生产出来。这样看来，所谓自觉，不过是今日之我同明日之我之间的批判性、否定性的纽带（当然也是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之间的批判性、否定性纽带），是人对自身将要所有和可能所有的世界的专心致志的想象和一心一意的追求。这样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常新的文化，因为它精神实质、客观内容和外在感性形式都只能是在历史中斗争着、创造着的人的活生生的体现。只有在这样的斗争和创造过程（它首先也是物质和技术生产领域的斗争和创造）中才可能出现新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所自觉到的，归根结底只能是内在于人的、在这个斗争和创造过程中被再一次认识到的、劳动着的人的内在的无限丰富性和自由。只有传统成为新的内在性概念的一部分，只有当它成为今天的斗争和努力的一部分，它才真正作为传统对我们发言，我们也才能够聆听传统的声音。我们很难想象，对这种内在丰富性和自由的自觉会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文化”领域而不流动并贯穿到“政治”和所有其他人类活动的领域。
相对于这样一种不断把自己对象化的自我意识，这种把自己不断作为他者的自觉，那些由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同与异、内与外等对立因素构成的冲突本是“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意，正如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内部，一与多、高与低、自由与秩序等等矛盾不过是文明的自我意识的实体性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政治自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批判因素和对立面存在，而不是粉饰和演绎既有的现实状态。但毫无疑问，文化/政治自觉对中国文明和中国国家形态的更为根本的正面意义，却正来自它所内涵的（自我）批判性，即通过自我否定而把自己推向新的、更高的矛盾统一体的那种思想的自由和力量。“自觉”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是中国人对物化了的所谓传统的顶礼膜拜，或是对经济领域所取得成就的沾沾自喜，更不应该变成市场或行政管理系统的推销或宣传功能，或既成事实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文化论证”（诸如“我们今天的成就必然说明我们具有取得这种成就的文化基因”）。由此看来，种种关于“软实力”的思维实际上也同思想层面上展开的有关文化自觉讨论毫不相干。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
原载于：《文化纵横》2012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