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风光一时的美学，在今天已贬值为一门半死不活的学问。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在学界广受质疑。对于那些已经获取了一定学术声名的美学教授而言，他们可以采取一种不理睬的高傲姿态，因为毕竟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中，尚为美学保留了一席之地。最痛苦的应该是那些被误导的天真学生，几年时间外加一笔不小的费用，不仅不能为他们未来的就业竞争增加砝码，而且最后被告知：美学是根本不存在的。学术菜单上的“美学”一科，无非是一项未来得及清除的陈旧遗留，并无任何学理性依据。美学是一门“屠龙术”。

美学之死是一桩既定的事实，尽管有人并不打算承认它。在展开本文主要内容的论述之前，我先为美学之死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美学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从经验性的层面看，美学与文学、艺术有紧密联系，这为当时经历了长期政治禁欲的人们提供了感性解放的出口；这一层面的美学热是与当时的文化热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本身就是文化热的一部分。九十年代之后，文学死了，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化研究开始热闹起来。美学的迷人之处，是它对人之生存论问题的深刻探求。但在九十年代之后，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在此方面进展甚微，而更多的是作为一门文艺学问而存在的；而宗教热的兴起，从更深层面上探究人之存在的终极问题，显然比美学更深沉有力。（克尔凯郭尔说：“在知识的一切分支中，美学是最无信仰的。”）另外还有伦理学，以其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现在也是一门显学。简单地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学所承载的功能，现在已被文化研究（社会学）、宗教和政治哲学（伦理学）所替代，美学之死势所必然。

然而审美这一要素并未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反而在后极权主义的大众传媒时代得以凸显和放大。我在下面所要谈的，主要是想讨论权力如何通过一套隐秘的程序，“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并进而“塑造”每一个个体的感性审美方式，使其“自觉”、“自愿”地避开那些“危险”的东西，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一个由符号构成的虚假世界中。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学问题，然而它与当代中国大陆人的生存境遇如此相关，自然有专门讨论的必要。

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和服务，是理所应当的。而作为个人而言，他当然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与生活方式，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我所要指明的是，当今天的人们过多地沉溺在物品消费之中，并将消费视为生命意义的最终来源之时，这是成问题的。正如人们关心身体健康是好的，但如果在我们的公共传媒中过多地充斥着养身保健的信息时，恰恰说明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因为人们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用于关心自己的身体时，必定意味着公共空间的萎缩。更何况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社会，物品消费或影视娱乐的繁华背后，是无处不在的恐惧与谎言。这也正是哈维尔所批判的后极权主义社会的奇妙景观，人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室内装修、各种娱乐活动上，并以拥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小乐趣为荣。患有政治冷漠症的人数众多。应该说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人们患有适度的政治冷漠症，并非是一件坏事；反而是那种每个人都急吼吼地热衷于政治的社会（想想文革），恰恰是病态的。但换个角度看，如果这种政治冷漠并非出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而只是一种自我保全式的风险规避，那这种政治冷漠就是不正常的。那种半推半就式的“不关心”，正好迎合了当权者的统治意图，从而使自己成为维护不合理现实的一部分。哈维尔说：“今天当权者真正的兴趣最适合的是我称之为平庸的美学，它十分难以觉察地、可以被接受地和花言巧语地错过了真实（因为它对于惯性的头脑来说太可以消化），并且非常适合在商品哲学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用真实激发他们，而是用谎言令其放心。”

下面我再讨论一下阅读的问题。因为正是出于对个人经验的反省，构成了我写作本文的内在动机。严格说来，阅读也是一种消费，同时也可能是一种娱乐。但读书与物品消费、观看影视节目、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还是有所区别的，专门来谈并无大错。陈冠中在其小说《盛世——中国·2013》中，塑造了一个名叫老陈的人物形象。老陈曾经很关心时政，但在中国进入“盛世”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阅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严重改变。他已不再关心那些历史、政治类的书籍，而主要是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再读一点轻松的东西，其乐也陶陶。他发现读历史与政治，太累。“盛世”中国时期的老陈，应该是不少读书人的生动写照；他们的感性审美力，不知不觉间已变得细腻无比，阅读胃口日益细小。更有那早已失掉文化理想的学院中人，用虚假的学问装点门面，浪费学术资源不说，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叶·扎米亚京在其小说《我们》中用诗人R-13之口训斥数学家说：

那算什么学问！您的学问本身就是胆怯而已。没说的，的确如此！您不过想用一道墙把无限大围起来罢了。而不敢探出头去望望墙外。是啊，您要是看看外面，您都不敢睁开眼睛呢。真的！

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第3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