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西北地区从事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并在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后，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亲密战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幸亏有刘志丹领导开创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才有了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1936年后，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1942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1943年后，任绥德地委书记、绥（德）米（脂）警备区政治委员。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书记、第三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大西北地区党、政、军日常工作。1952年9月奉调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由于受到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事件”的牵连，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经过三年审查后，被贬到河南任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十年内乱”中多次遭到批斗，被关押监护，九死一生。“十年内乱”后期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流放在洛阳的习仲勋看到了平反冤案的希望。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最后，他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习仲勋通过这封信，表达了渴望“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心愿。这也说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习仲勋和许多老同志一样，盼望着拨乱反正的早日到来。此时，习仲勋身在洛阳，心向北京，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急切地盼望着十几年来的沉冤能够尽快洗雪。但是，由于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使拨乱反正步履维艰、徘徊不前。按照“两个凡是”，“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是毛泽东批准的。因此，“习仲勋反党集团”根本不可能翻案。
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写信，热烈祝贺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希望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时，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更加为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能得到解决而心急如焚。她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备尝艰辛。随后，齐心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当习仲勋夫人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申诉习仲勋的冤案时，当即受到接见。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然后，胡耀邦十分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各种磨难深表同情，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他还说，现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既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方面对习仲勋的革命历史作了充分肯定。叶剑英也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齐心迅速把与叶剑英和胡耀邦的谈话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当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时机来到了，长期笼罩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久经磨难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
随后，胡耀邦雷厉风行，立即行动，指示中央组织部迅速查清了习仲勋的冤案。1978年2月，饱经沧桑的习仲勋否极泰来，人生历程出现历史性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
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到达河南省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位省委书记当即安排：习仲勋白天在中州宾馆休息，晚上坐火车回北京。习仲勋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到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新鲜空气。”而后，习仲勋游览了刚刚结束“十年内乱”，开始恢复生机的郑州市区、百货公司，来到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殉难烈士的二七纪念塔。他拾级而上，在塔顶上举目远眺，绿城郑州的景色尽收眼底。习仲勋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说：“二七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烈士，没有烈士，哪有今天的新中国啊！”当参观郑州市劳动公园时，习仲勋深情地说：这里是碧沙岗，劳动公园是冯玉祥将军为西北军阵亡将士修的，里面也掩埋着不少进步人士，也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共产党员，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谈起“十年内乱”时期有一段时间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的情况。转圈开始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退着走，从一万数到一。他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习仲勋准备为党为人民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令人感动。当天晚上，习仲勋登上北上列车，翌日抵达北京，被特邀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历经劫难，苦苦等待了十几年以后，他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
习仲勋与叶剑英是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老相识。对叶剑英渊博的知识、卓越的能力、超人的才能、深邃的智慧，非常敬佩。对叶剑英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中的勤奋严谨，为人的谦虚宽厚，生活的节俭朴实，一直十分仰慕。在此期间，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代表中央亲切会见了习仲勋。习仲勋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弘的气度，对同志的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在离开中国政治舞台16年以后，能够见到德高望重的叶剑英，习仲勋激动万分。
叶剑英对于安排饱经沧桑的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务、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地处中国南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因此，叶剑英决心派习仲勋这位担任过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资格”坐镇广东，主持广东省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习仲勋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关于中央派自己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到广东赴任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习仲勋，对其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反复强调做好广东工作的重大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表态时，谦逊地提出希望继续保留韦国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以后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邓小平、叶剑英的高度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深为感动、深受鼓舞，决心不辱使命，做好广东工作。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忆说：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代表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韦国清对我说：“等一会儿开完会后还有一个小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们谈一谈。”会后，我和韦国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室，胡耀邦已经来了。胡耀邦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韦国清，他准备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习仲勋的职务也要在会议上通过。随后，习仲勋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期间，为广东省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德怀，出身贫寒，性格刚强，早年投身革命，领导平江暴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红三军团。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八路军副总指挥和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兼职未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为民请命，仗义执言，坚持正确意见，被打成“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头子，“十年内乱”中饱受迫害，最后悲惨地辞世。
为了留下自己一生的真实记录，免得背着“历史黑锅”死去，彭德怀在“软禁”中写下了一批回忆资料，交给侄女彭梅魁保存。
这批秘密保存在彭梅魁家中的彭德怀手稿时而被藏在北京，时而被埋在彭德怀老家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的彭家老屋里，时而又被带回北京，时而被彭梅魁带在身上。1976年北京、天津、唐山一带发生地震时，彭梅魁一家搬到防震棚里躲地震。彭梅魁把彭德怀的手稿装在一个旧书包里背着，昼夜不离身，睡觉时就把书包带缠在手腕上。1978年春天，彭梅魁从报纸上看到彭德怀的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复出的消息，欣喜万分，几经周折，找到了黄克诚。黄克诚感慨万端：“1974年我也因病住进三一医院，和你伯伯住的是一个医院。彭总因癌症逝世，我竟完全不知情！他们多会封锁消息啊！后来我听说，你伯伯因为剧痛难忍，把被子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啊，如此悄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令人痛惜！”彭梅魁向黄克诚详细讲述了彭德怀的晚年和临终情况。她说：伯伯在弥留之际，说话已经十分艰难，还断断续续嘱咐我，要我代他去看望黄伯伯，并将他遗留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黄克诚听后，极为悲痛地说：“我也很想念彭老总，粉碎‘四人帮’恢复工作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黄克诚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笔，写下1965年被贬到山西后，因遥念远在四川成都的彭德怀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的全文是：
调寄江城子
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顶，峨眉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
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写罢，又轻声念了一遍，谈起彭德怀的遭遇，不禁热泪盈眶，泪洒衣襟。
黄克诚把这首词送给了彭梅魁。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谈过往事之后，彭梅魁告诉黄克诚秘藏彭德怀手稿的来龙去脉。黄克诚大为感叹，称赞彭梅魁有勇有谋，做了一件大好事。
彭梅魁问：“这些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
黄克诚说：“自己保存难，容易损坏，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交吧。”
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排除阻力，顶着压力，坚定不移地奋力推进为彭德怀平反的有关工作。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正式向中央提出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为彭德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12月24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并为彭德怀致悼词。指出：彭德怀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是国内和国际着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他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他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德怀九泉之下终于可以安息了。
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认为上交彭德怀手稿的时机已经成熟。
1979年1月3日，彭梅魁致信胡耀邦，并请黄克诚将这封信和彭德怀手稿交给胡耀邦。
翌日，黄克诚神情肃穆，缓步走进胡耀邦办公室，把一个纸包交给胡耀邦。
“黄老，这是什么？”胡耀邦接过纸包，看着黄克诚。
“你先打开看看。”黄克诚十分郑重地回答。
胡耀邦轻轻打开包裹在彭德怀手稿外面的旧报纸，看到笔记本和泛黄的一摞稿纸，上面的笔迹苍劲有力，原来是彭德怀元帅的手迹。他伏在办公桌上，急切地浏览起来……
胡耀邦不禁有些疑惑：彭德怀的这些手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黄老，彭德怀的这些手稿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啊？”胡耀邦问。
黄克诚道：“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在母亲和两个弟弟的帮助下，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算来有17个年头喽，不容易啊！本来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的时候就想交给你，彭梅魁同志怕你忙，让我在方便的时候再交给你。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
“好，我这就写。”胡耀邦一边说着一边挥毫写道：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5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1979年1月4日上午
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接收彭德怀的这批手稿以后，并没有交给中央档案馆保存起来了事。在他的大力支持、帮助、关注下，有关方面组织力量对彭德怀的这批手稿进行认真整理，以《彭德怀自述》作为书名，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向全国发行，在国内外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和轰动。彭德怀的老战友、老部下纷纷发表读后感。《彭德怀自述》对拨乱反正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彭德怀生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逝去，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却是永存的。
彭德怀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永远活在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史册里。
彭德怀生前坚信：“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终将会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摘自：薛庆超 著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 九州出版社 2011年6月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