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育的控诉，历来已久，却又似乎如昨日之气，反复的去提醒与诠释，甚至是一个响亮的辩解，却还是“不敢摸着石头过河”。这似乎是构成了一种遗憾。在遗憾之间，我们总能给自己找一些宽慰的理由，进步无须“大跃进”，而只能循循善诱，只需循序渐进。的确，无论是对于那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而言，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何况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教育呢？

中国传统教育的形式以填鸭式“闻名于世”，且越发不得民心，追问其因，其或许有“启蒙”、“觉醒”之意。顿然，被教育的对象可以对教育说“不”，这“不”的话语背后是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愤懑与不愿。故此，亟须教育进行改革，却又越改越“烂”。譬如，所谓的自主招生考试。从进行自主招生考试至今，因此落马的官员可谓是三三有余。只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招生形式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太多。而靠着关系与背景，完全可以将教育公平撇在一边，而更为糟糕的是。另外，如今对“农村教育”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城市教育”。学前教育，就更不用多言，几乎是一片“无人区”。

话再说回来，我们对于教育的悲叹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根本得不到一个开化我们的教育。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各个学科都需要遵从的时候，教育本身与政治就脱离不了干系，更何况，当我们的某些学校官员，行政官员为了一己之私，把教育作为博得个人名誉与权力的工具，在现行的社会结构与流动机制的背景下，何谓“教育之本在于培育社会需要的人才”忘却的干干净净。可笑的是，当被教育者对于现行的教育不满时，偷换了演讲稿却成为了新闻，成为了大家有目共睹的“反思之物”时，我们还在乐于“失真”的教育是多么的可笑。也正如马想斌先生在《国旗下的真话能否孕育出有尊严的未来》中所言的：这似乎都成为了一种习惯。诚然，习惯似乎是我们接受不平，不公的一个良药，一个可以安抚不满情绪的按摩器。故此，缺乏反思的我们对于此种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就顺其自然的习以为常。

那么，引起我们反思的“习惯”又是怎样的呢？（事实如下：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一位名叫江成博的高二学生，在国旗下例行演讲时，更改了老师预先准备的演讲稿，换成了抨击高考制度等内容，事后，该校领导表示，学校认为这名同学的演讲“言论不当，用词过激”，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马想斌先生在文中大概用了三个关键词对此进行解析。其一，尊严。教育所需要努力培育的是个人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这也是教育本身的尊严。需要让一个学生成为了在老师严格把关，把真心话搁置一边，且还需要照着“某个意思”去不假思索的宣读，这不是对尊严的侮辱吗？这不是对思索的亵渎吗？教育引起的质疑精神与反思精神又去了那里？我想，敢于直白的指出“我们不需要这样”恰好是教育给予的另一种益处，它至少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其二，权利。马想斌先生文中所言的是“话语权利”。我们有表达话语的自由与权利，而不是“你让我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意志不是以政治权力为转移，而是基于个人的思考与判断。而这份权利在教育体制下，足以成为了一种奢侈品。你爱说官话，我就说空话；你爱听好话，我就说假话。真心话不能说，因为其风险太大。而江成博的胆识恰好是敢为天下先的表率，至少他的真心话，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于教育体制的反思。而更为甚者，如马想斌先生所言的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教育将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就给予社会什么。但是，我们又是什么？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是“我们”，而不是“我”。最后，真心话。这意味着一种思考，更是一种自我辨析的前提，我们有自己的认知能力，我们也有表达自己思考所得的内容的权利，而不是“教育让我们成为了什么我们就是什么”。真心话的缺位，导致我们的学生们都在一种话语真空的环境下进行学习和阅读，我们没有了思考，我们也没有表达，我们只有接受。而接受的都是作为被异化的知识。

令人可笑的是，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为何又对教育本身产生了反抗。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偷换演讲稿，以足以佐证我们的“觉醒”与“胆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反对并不是什么稀奇，因为这样的教育于我们本身并不是一致的，具有一种反向的作用。作为每一个社会化的个体，对于知识的渴望与求知却又得不到的苦闷，何以让学生对这样的教育认同，又何以让“听话”的学生们满足？这就好比教育狠狠的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故此，对于自我的辨析能力而言，教育虽然有开化的作用，却也有一种消磨的作用。而我们对于不同知识的摄取，都会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能力。当我们认知到这样的教育不行时，我们就可以对它说“不”。当我们对于这样的教育让一个人没有了人格与尊严，只有假话空话套话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留念这样的教育？难道如今疯狂的将自己的子女转移至海外接受教育还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吗？据调查，他们不是想得到这样的他国国籍，而只是想得到别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如此，我们的相关部门，也需要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也更需要思考：如何让真话得到空间，而不是批评，而不是奴化。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