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有公民的标准，臣民有臣民的标准。
一个标准的公民，既能履行义务，也能担当责任，明确自己的权利，能够实现社会参与。而一个理想的臣民，大抵只需谨守无尽的义务，而无须有任何权利要求。可以说，一个理想的公民应当是什么样子，标准是由公民们自己确立的；而一个理想的臣民该当如何，标准却不能由臣民自定，而另有人来确立。
周公制礼，当然会有益于男子；《世说新语》中就载有妇女的卓见，“假如周婆制礼，肯定不像这样有利于男人”。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臣民的标准必须由臣民之外的人来确立。公民社会里，公民是社会的主人，公民自己来设计理想公民的模样，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臣民社会，虽然臣民占有统计意义上的主导地位，其实不过是圣上的走卒，所谓臣民社会，恰切地讲应是君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怎样做一个理想的臣民，自然以圣上的要求为准了。
然而，圣上是很劳碌的，总是“宵衣旰食”，深夜还穿着衣服，中午才顾得上吃饭，哪里有工夫来考虑臣民的一般准则呢，大抵而言，他只是一条，“不要有人造反才好”。何况还有像晋惠帝那样的圣上，碰到告荒的人说没有粮食吃，竟问“为什么不吃肉”，要他来考虑怎样做一个理想的臣民，也实在是勉为其难。
所幸的，时势造英雄。社会需要有一个理想臣民的标准，便必然有“代圣上立言”的人物出现，设身处地地体谅着怎样才能让圣上放心又舒心，把理想臣民的标准搞得井井有条。
孔夫子是实践派，有很多神态示范，“訚訚如也”、“踧踖如也”、“鞠躬如也”、“侃侃如也”、“与与如也”，见什么样的人，做什么神态，看人打发，是很有一套的，对草民便要作君子状，所谓“重而威”是也。神态之外，复有动作多种，如“似不能言”、“便便言”、“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等等，现代人不靠工具书弄不清这些神态动作的区别。
韩非子是原则派，凡事讲究个明白的章法，不像孔夫子这样具有“动作感”。他的理想臣民标准，乃是“群臣竦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之类，臣民的首要职能是感到恐惧，有功劳要归功于圣上，出了问题臣民自己出来承担责任。这样可以搞出一个强大的国家来。
老子是理论派，然而那理论也是很能致实用的。他的理想臣民标准，简直是一个最具有概括性又具有操作性的标准，“空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按现代汉语讲就是，臣民应当脑子里空空荡荡，肚子里满满实实，没有什么志向，身子骨却要结实。
儒法道，都是优秀的遗产。综合而言，在理想臣民的标准上，还是老子所言最为切中肯綮。儒家注重神态与动作的规范性，颇有臣民的节度，却往往还会有想法，还会来一点犯颜直谏，虽然总是为皇上计，毕竟还是让皇上不舒服。法家的原则性强，以“人君无过举”（君王不会有错）要求臣民，但显得太蛮横霸道。唯有道家的“脑子空空，体格强壮”标准，实践起来最好。脑子一旦空空，则不仅神态动作自然会规范，而且弄起“人君无过举”那一套来，个个都很自然地接受，并不觉得被强迫，相反因为吃得饱，长得壮，生存得快活，颂歌唱得更响亮。
“脑子空空，体格强壮”的臣民，没有任何不快，所以会把“虚心实腹”的生活视为天理，对于现状，永远有“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满足。由此，外来的标准就很像是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因此，这样的臣民，不仅把做臣民视为天经地义，而且从骨子里认定自己当定了主人。对于理想的臣民而言，喂饱了饭以后，一切都应当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