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30日，中纪委召开了一次专家学者座谈会。座谈会不念稿，不客套，无顾虑，放开讲。而后，人们知道会议上论及了“选择性反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经验、反腐制度设计、限制公权力等问题。

近几天，媒体又报道，座谈会结束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总结，讲到反腐“更希望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并推荐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称“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近些年的思想界其实已被广泛阅读。托克维尔一本《论美国的民主》，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两部政治历史著作，分别给人“美国何以是美国”和“法国何以是法国”的思考。近百年来，人们已经了解到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有英美方式与法国方式，两者的差异尤其优劣也大致被认为得到了答案。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说《论美国的民主》主要被视为顺利转型的经验寻思，《旧制度与大革命》则主要被视为提供了成功与顿挫分别有之的警策与借鉴。

以一个法国人的身份，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像写作《论美国的民主》那样，主要随着旅行与观察所获得的材料去展开思考，而是通过“身在其中”的体验来追溯大革命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这种体验，也包括人作为历史环节的体验，例如搜集包括土地清册、赋税簿籍、政权内的奏章、指示、通信、会议记录等档案。

结论发人深省，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激烈的社会政治革命，进步性不容置疑；大革命并非在完全停滞的状态下发生，而是在改革已经启动，统治已经显得开明，社会已经看起来繁荣的条件下发生，“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旧制度的某些已经废除时，人们对余下的部分更加不能忍受，也更加怀抱铲除的希望。这种社会政治变革的背景，既呈现了与旧制度决裂的烈性，也体现出长时间的反复性，代价高昂。

我不准备在这里写阅读感受，事实上太短的篇幅也很难道出阅读所带来的复杂头绪。有一点却不能不提及，《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阅读中完全可能产生想到反逆的解读。有人从中看到革命在一定形势下的不可避免，也有人会从中看到大革命的进步内含的巨大悲剧。但也有一点是能够形成共识的，就是在历史的某些处境下，存在着革命与改革的赛跑，哪一个在社会政治的现实中领先，将对国家历史和生活现实产生深远的影响。

毫无疑问，《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意涵，不只是腐败和反腐，而是对一场影响到世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总体思索。它在中纪委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被推荐，虽然可以被理解为让人们对反腐的紧迫性、反腐效果关乎政权生死存亡有更为深切和宏阔的认识，但反腐本身就不只是惩罚贪腐官员，只有提高制度的整体有效性为基础，腐败的预防和惩罚才能有所成效。那么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可以被认为具有超出反腐本身的指向。

今日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时期。腐败蔓延，形势严峻，很大程度与“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有关。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说到底无非是改革到达了体制的硬核部分、制度的核心区域，到达了权力自身要受约束的阶段，而权力并不容易对自己痛下决心。于是现实呈现了一种历史性的相似，制度和体制已经改革有年，而那些遗留的硬核部分成了人们比改革未曾开始时更加不能忍受的对象。

这样的时候，处理社会政治矛盾既有技术问题，如“润物细无声”还是“搞出大动静”，也有远在技术问题之上的本质问题，就是权力将要受到怎样的制度约束。近段时间，人们纷纷议论“新变化”，包括会风文风作风的变化、改革被不断强调并被视为尚未充分利用的“红利”、“民族复兴”被反复强调以重新凝聚共识等等。在反腐上，则有网络实名举报、查处行动加速并且“选择性反腐”色彩减弱等迹象，令人感受到一些变化。

可以说，新的领导集体的产生，以及风格差异，使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对于社会政治向前走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时机窗口。这个时机窗口能延续多长，能扩展到多大，则视乎能否有不断的前进来印证。新的改革如何启动，新的制度顶层设计如果展开，人们正在期待中。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现实之中，都正在经验类似托克维尔的那种“法国体验”。人们需要一个好社会，这是根本。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