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流派权力理论思想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黑格尔,再到当代的韦伯、尼布尔、卡尔,他们都为摩根索系统的权力理论奠定了牢固基础。摩根索以后的结构现实主义又从不同角度发展了权力理论。按照对于权力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从诞生到今天大致可分为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和以沃尔兹及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
一、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权力理论
在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研究中,摩根索(Ｈａｎｓ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的贡献具有开拓意义。因为摩根索之前现实主义学者们虽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都自觉不自觉的涉及到了国家,但无一人真正有意识的将民族国家作为其理论研究的基本单位,而摩根索则明确指出: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只有理性的民族国家具有使用权力的能力,民族国家才是最主要最具有实质意义的行为体。同时,摩根索还承认存在其他国际行为体,只是没有国家那么重要而已。
当论及国际体系时,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通过区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得出结论:与国内政治存在一个有效、合法、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同,国际政治不存在这种权力,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社会,各国不会把它们各自的利益屈从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地区的共同利益。
国际无政府状态固然是摩根索理论的一大基石,但在解释国家行为的动因上,摩根索则从人性本恶出发,指出个人追求权力,国家也必然追求权力,对权力的不懈追求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铁律。国际政治本质就是国家之间权力和利益的斗争。接下来,摩根索层层深入地对权力进行了论述。首先,摩根索界定了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概念,指出权力“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力量”[1](Ｐ.37),而政治权力则是“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的关系。前者通过影响后者的意志而对某些行动有支配力量。”[1](Ｐ.37)其次,摩根索第一次清晰地阐述了国家权力的九大来源:地理因素、自然因素、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这九大方面又可以分成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摩根索肯定武力是权力争夺的最经常方式,同时也重视无形权力,而在无形权力中,摩根索认为外交最重要。再次,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大致有三种表现: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与之相对应则有三种外交政策:维持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和威望政策。第四,摩根索在承认政治行动中道德意义的同时,指出道德的要求和政治行动成功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政治行动必须由政治标准加以判断,即所谓的“这一政策对国家的权力有何影响。”[1](Ｐ.74)所以摩根索重权力轻道德。第五,国家无一例外地追求权力导致冲突和战争,后者是人类以国家形式争夺权力的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权力自始至终是摩根索理论的轴心,在一个无中央权威的国际体系中,追求权力既是国家实现目标的手段又是国家的最终目标。那么国家在追求权力最大化时以什么为制定外交政策的指南呢?摩根索明确指出:“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穿越国际政治领域道路的主要路标。”[1](Ｐ.6)也就是说,国家是理性的,它制定对外政策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国家利益为指南,而其国家利益之大小完全取决于该国的权力或实力。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摩根索权力理论的又一大基石。
摩根索指出,国家间彼此进行权力争斗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争。所以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利益,需要建立军事联盟,因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权力均衡政策(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ｗｅｒ)。权力均衡既是一种现实状态,又是一种政策目标。然而维持和平靠的不是均势本身,而是均势所基于的国际共同意向。同均势一样,外交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摩根索的理论也不例外。它于20世纪40年代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界,到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经典现实主义解释乏力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以肯尼斯·沃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为主要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即新现实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二、肯尼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
结构现实主义在把主权国家看成国际体系最主要的行为体的同时,否定了摩根索理论中国家异质性的说法,借用了经济学中市场理论分析方法,抽象掉各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信条、政治领袖、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差别,提炼出国家的共性即它们的功能相同,追求同样的目标,只是实现目标的能力参差不齐。同时沃尔兹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中心说,指出:“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与国际政治的历史经历一样,主要是研究各个时代的大国问题。”[2](Ｐ.84)在沃尔兹看来,国家被抽象为同质的单元,其中大国则是国际体系中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决定体系的结构。国际政治理论以大国为基础。
与摩根索不同,沃尔兹从结构分析入手,明确指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一种特征性结构,是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排列原则,是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最主要的力量。国际系统按照这一原则一经建立,就不再受国家的限制,是自在独立的。结构现实主义把无政府状态视为决定一国行动的根本动因。在这一前提下,各国最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国家寻求的目标是保卫自己的生存……生存是实现国家其他任何目标的先决条件。”[2](Ｐ.109)权力不是目标,而仅是一种可能使用的手段。在沃尔兹看来,国家拥有的权力必须适当,“太大或太小都会有风险,力量软弱会招致攻击,力量强大则会使对手不敢发动进攻。力量过于强大则可能刺激其他国家,使它们增加军备并联合起来。”[2](Ｐ.2)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在一切重要关头,国家最关心是安全。在对权力的解释上面,结构现实主义在承认军事实力重要性的同时,认为权力应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其中,经济实力也很重要,这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典现实主义忽视经济因素的不足。根据沃尔兹的理论,国际政治结构除了无政府状态这一排列原则,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因素,就是国家间权力的分布。权力在体系中大小排列形成结构,权力在国家间的分配及这种分配的变化才会引起结构的变化。这是沃尔兹理论的一大创新之处。他主要着眼于从权力在体系内分布的角度考察国际政治。均势问题在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由于沃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国家不是谋求权力最大化而是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的实质是大国间实力平衡分配。同时,沃尔兹认为参与数量越少的体系越稳定,所以两极均势体系最稳定。沃尔兹的均势理论是他对经典现实主义权力理论中有关联盟、均势的修正,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之一。
三、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结构现实主义中演化出一个分支———以约翰·米尔斯海默(Ｊｏｈｎ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为主要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在冷战后时期,民族国家仍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而大国是最重要的。米尔斯海默指出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有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3](Ｐ.5)接着,他为大国下了定义:“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3](Ｐ.5)在无政府状态导致安全竞争的理论前提下,进攻性现实主义更强调国际体系的霍布斯原教旨主义倾向。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强制性法则,体系由独立国家组成,国家之上无任何中央权威,一国无法确定他国是否怀有敌意,世界总以安全竞争和战争为特点。国家均按这一相同逻辑行事,国际体系的特点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塑造了国家安全竞争行为和进攻性战略。在谈到“权力”这一核心概念时,米尔斯海默给出了他的定义。“权力以国家拥有的某些物质能力为基础……权力不过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3](Ｐ.79)潜在权力是它与对手竞争时能调动的潜能总和,主要包括一国的财富和人口规模,而军事权力“是一国陆军规模、实力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3](Ｐ.82)米尔斯海默指出陆军是一国军事权力的核心。可见,他认为权力主要指物质力量,其中军事力量最重要,而在军事力量中,又以陆军为首要力量。连米尔斯海默本人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也写到:“我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3](Ｐ.79-80)在论及需要多少权力时,米尔斯海默与沃尔兹就大相径庭了。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沃尔兹的权力理论认为无政府国际体系促使国家采取温和、理性有节制的政策来维持现存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3](Ｐ.18)正因为如此,米尔斯海默把沃尔兹的理论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恰恰相反,提出虽然“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思考,有时则采取进攻性的行动。”[4]各国不是要守住权力,而是要权力最大化直至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在这儿需要指出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观并非主张盲目扩张,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国家才会调动一切潜能扩大自身权力,否则就是不理性的了。
既然国家奉行权力最大化原则,那么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占有权力呢?当然,一国如果成为地区性霸主,那么其安全问题就解决了。但在此之前,由于安全的稀缺性,国家总是想尽办法阻止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均势变化,当预期利益大于成本时,国家会利用战争等手段获得额外权力及相对优势。在采取进攻性战略得不偿失时,一国会采取建立均势或推卸责任的战略来维持均势。而在大多数时候,由于推卸责任可以避免付出与强者争斗的巨大代价,所以国家更愿意推卸责任。这就突破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理论创新。进攻性现实主义同样十分重视国家权力的分布,并认为爆发战争的原因取决于权力在体系内的分布。在世界极性的问题上米尔斯海默也认为两极体系最稳定,因为受威胁的大国没有余地推卸责任。平衡的多极体系次之,而不平衡的多极体系最不稳定,因为在后两种情况下被威胁的国家很可能推卸责任。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并不经常在均势(Ｂａｌ ａｎｃｉｎｇ)与“跟着强者走”(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两种战略中选择,而是在均势与推卸责任间取舍(ｂｕｃｋ-ｐａｓｓ ｉｎｇ),这又是对均势理论的一大发展。
四、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比较分析
纵观权力理论若干重要发展阶段,我们不难发现:该理论在历史上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在不同客观条件下突破创新的一面。罗伯特·Ｇ.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在《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一文中指出,政治现实主义的本质在于三大假定,它们是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共同遵奉的信条。
第一个假定:“社会实在的本质是群体。”[5](Ｐ.277)政治生活的基础是“冲突群体”。人类围绕资源分配产生冲突,这一冲突以群体间对抗表现出来。在现代世界中,冲突集团的表现形式就是民族国家。这实质上指出了国际关系以国家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单位。
第二个假定:“国际事务本质上是冲突性的。”[5](Ｐ.277)现实主义者们都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作为其理论的一大基石,都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常态。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里:“国家间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国家必然自助,政治事务的最后仲裁者就是权力。”[5](Ｐ.277)因此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斗争。
第三个假定:“在所有的政治生活中,追求权力和安全是人类的首要动机。”[5](Ｐ.278)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在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它要么是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要么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实现权力的获得、维持、增长以及追求安全是国家实现其它目标的前提和保障。
同时,从摩根索到沃尔兹再到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权力理论内涵又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在对运用权力的单位———国家的认识上,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而结构现实主义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国是国际政治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经典现实主义强调单位的作用,强调国家的异质性,相信国家自身特性不同导致国家行为及国际结果不同。而结构现实主义运用化约、简化等具体结构分析方法,强调国家的同质性,认为所有民族国家都可简化为具有相似功能即追求安全的行为体。因此,是国际体系结构而非国家自身特征是其行为及国际结果最主要的动因。
其次,具体到对权力的研究上,经典现实主义建立在人性本恶基础上,认为人出于自私自利追求权力,而个人权力意志放大就是国家权力。国家出于国家利益同样永无休止追逐权力。权力就是利益,权力就是目的。结构现实主义建立在体系结构分析基础之上,认为权力固然重要,但它并非国家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以无政府状态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追求安全才是国家最终目的,权力只是实现安全的手段而已,这也是对经典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重要修正。
权力内容方面,摩根索十分重视军事实力,权力首先指军事实力;沃尔兹等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其它力量是不能分割开,权力应该是国家综合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提出“国际政治中权力很大程度上是一国军事力量的产物。”[3](Ｐ.120)这不能不说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归。
经典现实主义权力研究着重于把权力与国家利益相结合,指出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而结构现实主义把侧重点放在国际体系内各单元的权力分配上,指出国家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排列决定了体系的结构,而体系的结构又决定国家行为。可见,前者对权力的研究停留在国家单元层次上,后者则在体系层次上探讨权力及其分布、排列,两种形态的权力理论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权力。
当论及国家需要多少权力时,两种形态的理论又表现出不同观点。摩根索等经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就是要追求权力最大化。以沃尔兹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把权力看成实现安全的手段,权力过大过小都不利,适中即可,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则继承了霍布斯政治现实主义原教旨倾向,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安全稀缺性导致各国必须寻求权力最大化直至成为体系霸主。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观不仅是对经典现实主义权力观的回归,而且其对权力的崇尚于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在均势问题上,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像欧洲经历过几个世纪的多极体系那样,完善的均势至少有三个大国的参与,两极体系不会产生均势。但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反驳说,参与数量越少体系就会越稳定。在两极体系中,巨大的安全压力使两国都努力维持均势现状,两国都比较保守,即使发生战争,也是维持均势的战争。国家不以无休止的扩大权力为目的,而是以寻求权力平衡分配为目的。均势理论实质在于大国实力平衡分配。米尔斯海默进一步发展了均势论,首次提出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大国用以维持均势的主要战略。米尔斯海默也认为两极体系最稳定,因为不会发生推卸责任的行为。而在多极体系中,由于推卸责任可以规避战争风险甚至获得意外权力,所以多极体系总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均势时常被打破。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流派的权力理论在保证其基本内核不变的前提下,也在不断更新发展。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即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理论上,经典现实主义主要坚持历史、政治、经验归纳综合的分析方法,这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追求科学取向、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应用性社会科学方法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有力挑战。二者的论战直接促生了用层次分析、体系分析方法研究权力政治的新现实主义。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与体系模式结构分析兼收并蓄互为补充的典范,是系统化了的现实主义。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对权力理论的演变也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面对主张相互依存、国际制度、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新现实主义在权力研究中也开始重视经济实力,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结合,强调体系中不仅存在国际冲突也存在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实践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为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演变提供了土壤。1971年,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国际金融关系由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遭到废弃,美元的霸主地位被削弱。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陷入整整10年的经济“滞胀”期。与此同时美国对前苏联核优势逐步丧失,越战也给美国留下严重后遗症。传统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学者们敏锐地发现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权力结构已发生重大转移,权力分散、政治多极和霸权衰落的趋势日益明显。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由此产生。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超多强的格局在加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再次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坚实物质基础,这为强调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并且谋求体系霸权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提供了时代背景。
总之,现实主义始终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理论。因此,对于现实主义流派的权力理论,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吸收该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摒弃其理论缺失从而科学地加以认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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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罗伯特·Ｏ.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Ｍ].郭树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