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尊既具有个体性也具有群体性，不稳定自尊中的高自尊向低自尊的转化会导致个体严重的挫折感，可能会引发强社会攻击行为，如果这种挫折感集中于凝聚力较强的特定群体，就可能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造成社会整体自尊感降低的主要因素有价值观的过度一元化和物质化，文化的过度世俗化，以及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机会严重不均等造成的挫折感与相对剥夺感的增强。当前中国片面的现代化导致国民的整体挫折感不断增强，特别是中产阶级与大学生群体的挫折感尤为强烈，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只有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把公民幸福感的提高放在第一位，兼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断减轻人的异化，壮大中产阶级，我们才能提高国民总体自尊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世界著名的盖普洛调查显示，中国国民幸福感排在世界第125位，世界倒数第30名，表明居民的不幸福感或挫折感十分强烈。与居民幸福感相近的一个概念是自尊感，自尊感的特定变化会影响到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幸福感及社会攻击性，因此，本文就从自尊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强攻击性及调适问题。
一、自尊及其维度
自尊作为西方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是个体的一种自我评价，属于个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它是个体对于自我价值、自我能力的一种情感体验。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有别人没有的一些长处，对自己总体感觉满意，那么这个人就具有高自尊，否则，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没有价值，这个人的自尊就比较低。因此，自尊的主观性比较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为自尊创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自尊心=成功/抱负。虽然，从自尊概念来看，它主要是一种个体性评价，但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体自尊也必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就像迪尔凯姆论述自杀事件一样，我们不能仅仅把自尊看作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更要从社会大背景、社会变迁角度来理解社会成员整体自尊水平的变动状况，并比较不同阶层、文化群体自尊变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社会的整体自尊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因此，与个体心理学主要讨论如何提高个人的自尊感不同，本文主要从社会学角度这个宏观背景来探讨影响社会整体自尊水平下降的原因，并探究这种自尊水平下降是否具有群体性特征，这些群体是否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内聚力与影响力，以及他们的挫折归因模式对社会攻击性的影响，从而为缓解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在讨论自尊的变化与影响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中国自尊与西方自尊的差别、影响自尊的主要因素做一个比较，从而减少认知偏差。在汉语中，自尊主要用于描述一种防御方式或防御机制，说某人有很强的自尊意味着他将无法忍受任何可能羞辱他的言行，这种言行必然会伤害他的自尊，说某人自尊心很低意味着他不在乎别人羞辱性的言行，或者对外界的评价无动于衷。西方的自尊并非指一种防御机制，而是一种由自我评价引起的自我情感，说某人有很高的自尊意味着他对自己有良好的评价和积极的自我情感体验，这种状态未必会受外在事物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自尊更重视外在的评价，西方的自尊更重视内在的体验，自尊的评价标准，评价主体也不一样。此外，这都导致中国与西方自尊意义的差别。在很大意义上，中国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尊心很强在西方语境中恰恰是低自尊的表现，而中国人所说的低自尊也可能是西方高自尊的表现。
与中国把个人自尊简单地建立在个人对外部刺激反应强度上不同，西方的自尊包含的内容丰富得多，也内在得多。由于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自我能力的一种情感体验，因此，自尊应该包括个体的情感维度与认知维度两个方面，而认知维度又包括个体对自己的能力与价值的认知。这样，个体对自己的自尊感就建立在情感维度、能力维度与价值维度的评价与感知上[1]。而这三个维度又都可以分为抽象与具体感知两个方面，情感维度可以分为抽象的情感感知与具体的情感感知。抽象的情感感知是一种主观性、整体性的感受，如对于个人的体貌、形象，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主观综合评价，可能与客观一致也可能相差较大；具体的情感感知比较具体、客观，如对于个体的体貌、形象、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比较，特定他人的反馈而得出的对个人的情感评价。认知维度的抽象能力包括自己的综合能力、反应能力、逻辑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比较难以具体衡量的能力，具体能力则包括各种具体的如写作能力、演讲能力、动手能力等。价值维度的抽象价值包括道德心、公德心、孝顺、诚实、勇敢等难以客观衡量的价值，具体价值则包括金钱、官位、甚至住房大小、消费品牌等可以客观衡量的地位物品。在对自尊构成内容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西方学者还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自尊进行了分类，把个人自尊分为特质自尊与状态自尊，整体自尊与特殊自尊，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等。但在自尊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最关注的是不稳定高自尊造成的强攻击性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及其防治。
二、不稳定自尊形成的原因
关于不稳定高自尊形成的原因，专家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但远没有形成共识。有些社会心理学家从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角度出发，认为低内隐一高外显自尊是不稳定高自尊的原因。然而，把这种基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自尊表现差异作为判断自尊稳定性的依据经不起推敲。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更多地表现出一致性，大多呈现为高内隐—高外显自尊或低内隐—低外显自尊，表里如一；东方人由于文化抑制，经常出现人格分裂，造成双重人格，因此其自我呈现大多表现为高内隐—低外显自尊或低内隐一高外显自尊两种模式，表里不一。但从逻辑的角度看，低内隐—高外显自尊并不是一种高自尊，从本质上来讲恰恰是一种防御性很强的低自尊，因此认为它是一种不稳定高自尊，是错误的。另外，高内隐—高外显自尊模式，高内隐—低外显模式从本质上来看应该属于高自尊类型，但这只是一种静态分析，从动态角度来看，并不能保证这两种类型的自尊一直保持高水平，关键是内隐自尊锚定的基石是否稳固。如果自尊建立在比较稳定、抽象、超越性的理由之上，或者建立在总体评价而不是具体评价之上，这种高自尊就会比较稳定，否则，如果自尊建立在具体、易变的因素如考试分数、金钱、职位，美丽的容颜等基础上，这种高自尊就不稳定[2]。因此，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不是不稳定高自尊的根本原因。
其次，不稳定高自尊这个概念从逻辑上分析也存在着问题，高自尊就是高自尊，低自尊就是低自尊，低自尊变为高自尊或者说高自尊变为低自尊，如果这种变化在长时间段还多次交替出现的话，这种情况就叫做不稳定自尊。当然，不稳定自尊存在着三种趋势，一种是低自尊向高自尊的不断提高趋势，另一种是由高自尊向低自尊不断降低的趋势，还有一种就是自尊水平在低与高之间不断波动，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理解，不稳定自尊应该主要指自尊水平在高与低之间较大幅度波动这种情况。不稳定高自尊可能指尽管自尊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一直处于高自尊象限或者尽管有少部分时间个体自尊水平降到低自尊象限，但这种情况处于极少数时间，绝大部分时间个体的自尊水平处于高自尊范围，因此从平均角度看，个体的自尊是一种高自尊。对于不稳定高自尊的第一种情况，由于个体自尊一直处于高自尊范围，只不过是高自尊范围内的波动，符合不稳定高自尊概念，不会产生强攻击性副作用，不是关注的重点；对于不稳定高自尊的第二种情况，由于个体自尊有时处于低自尊范围，不再属于高自尊状况，因此，把这种状况称作不稳定高自尊存在逻辑问题，称为不稳定自尊更好。同样，个体自尊从低自尊向高自尊的转化只能带来正面影响，也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冲击，因此也没有讨论的重要性。这样，研究不稳定自尊的重点就集中在个体自尊水平由高到低的变化和个体自尊水平在高与低之间不断波动这两种情况及其可能造成的强攻击性上。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尊水平的不稳定呢？社会心理学家和个性心理学家分别从特质自尊与状态自尊，整体自尊与特殊自尊角度进行了探讨。整体自尊是个人在整合一切对自我的评价与感受之后，所产生的整体性的“对自己赞许或否定的态度”，由于整体性自尊是一种比较全面的个体评价，个人具体能力或价值评价的变化很难从根本上动摇整体自尊，因此，如果个人把自尊建立在对自己的整体性评价上，这种自尊就会比较稳定。特殊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殊领域能力与表现有特殊评价，由于这种评价的基础面比较窄，如果还比较具体的话，则这种自尊就会非常不稳定。比如，如果个人把自尊建立在个人学习成绩良好上，那么成绩的波动和成绩价值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个人自尊的稳定。因此，相较于整体自尊，特殊自尊的稳定性比较差。特质自尊是将自尊视为一种人格向度，是由个体长期发展而成的一种稳定的特质，一般指比较抽象的性格、能力或价值，其稳定性比较强。状态自尊视自尊为个体在特殊情景下暂时的心理表现，是个人在成功或失败的情境中引起心理的暂时波动，它主要由各种具体的情感体验、具体能力的比较变化，具体价值的变化引起，很不稳定。
这样，通过对自尊内容的全面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把个体自尊建立在整体评价和特质评价基础上的自尊较为稳定，而把个体自尊建立在特殊评价和状态评价基础上的自尊则不太稳定。把个体自尊建立在自足、抽象、总括性、有弹性的认知因素基础上的自尊比较稳定，而把个体自尊建立在具体的、特定的因素基础上的自尊一般不太稳定[3]。由前面两个结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两个结论，价值观与文化的开放、多元有利于提高社会普遍的自尊水平，维持自尊的稳定，而价值与文化的过度物质化、一元化会降低社会整体的自尊水平，并使自尊不稳定；超越性文化有利于自尊的稳定，提高民众的自足感，过于世俗化的文化不利于自尊的稳定，也降低了社会整体满足感。
三、片面的发展观降低了总体社会自尊
上文提到，社会心理学家重点关注不稳定自尊中个体自尊由高到低降低和自尊感在高与低之间频繁波动这两种情况，因为只有这两种情况可能引发个体强攻击性，破坏社会稳定。但个体自尊在成年后一般比较稳定，西方社会心理学家通过调查后认为，个体从18岁到45岁之间的自尊水平基本稳定，一直到退休后个体自尊感才会发生较大变化。尽管西方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变化缓慢，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社会变化剧烈，国情差异很大，西方的结论可能不适用于中国，但即使如此，个体自尊水平在高与低之间频繁波动的情况除在一些特定精神疾病人群中大量存在之外，正常人群中比较少见。因此，除作为病理学案例研究外，社会心理学家也可以忽略这种不稳定自尊问题，把研究精力集中到不稳定自尊中个体自尊由高到低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上。
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个体自尊水平的下降呢？依据上文对自尊涵义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导致个体自尊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有：(1)个体形象与自我感觉评价的下降；(2)个体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恶化；(3)个人能力的下降；(4)社会价值观的紊乱与价值观的一元化、世俗化、物质化导致个体价值感的丧失；(5)具体价值的绝对与相对下降；(6)个体期望值的急剧上升，导致成就感下降。在这六大因素中，(1)(2)和(3)因素具有个体性质，一般变化比较平稳，不具有群体性特征，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4)(5)和(6)因素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容易造成群体性的自尊水平下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社会变化缓慢，价值观比较稳定，分配比较合理，文化多元，阶层流动频繁，居民的自尊感相对稳定。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经济社会变化剧烈，片面的发展观更使各种问题恶化，严重地降低了国民整体自尊感。
总起来看，降低中国国民整体自尊感的主要因素有：第一，唯GDP崇拜的经济发展，文化与思想的严格控制，长期的教条主义思想教育，导致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与紊乱，政府的失灵与官德败坏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使社会风气日益浅薄化，物质化，拜金主义与官本位日益严重。价值观的一元化与功利化，个体价值过于锚定于特殊自尊和具体能力、具体价值上，使越来越多的群体丧失价值感，教师不再以教书育人、医生不再以治病救人、法官不再以维护公正而自豪，一切都以金钱、待遇来衡量。这种一元化，过度物质化的价值衡量标准由于其零和特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及其相对性，在一个财富分配日益两级分化的社会，注定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群体丧失或降低其价值感与满足感。第二，由于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居民的物质财富快速增加上，在国民期望值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后发优势递减导致的中国经济减速发展，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鸿沟扩大必然使越来越多的国民难以获得满足，并且其期望与满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普遍的自尊感下降。第三，工具理性的盛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社会冷漠，个体孤独感增强，而公民社会的不发达，传统家庭、社区的瓦解，也造成国民归属感与价值感的丧失，进一步降低幸福指数。第四，权力与资源的垄断，腐败的盛行，二元体制的泛化，导致个人发展机会严重不均等，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日益固化，越来越多的国民难以实现成功梦想，挫折感愈来愈强，也降低了国民的自尊感。第五，教育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不公平分配，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强势掠夺，使普通公民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进一步加剧了机会不均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善也导致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缺乏保障，加上市场混乱使个人生存风险剧增，造成国民普遍的焦虑，使国民整体自尊感下降。
个体自尊水平的下降也就意味着个体挫折感的增强，可能会导致攻击行为增多。攻击可以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种，受个人人格特质和归因影响，如果个体把挫折责任归因于个人因素，就会进行内向攻击、自我折磨，其极点就是自杀；如果个体把个人挫折责任归因于社会因素，就会进行外向攻击，从而导致社会攻击行为增加。中国近几年自杀率的上升，社会攻击、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加，维稳开支的大幅上升，都表明个体挫折感在不断增长，国民自尊水平的总体下降。并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思维方式的改变，年轻一代更愿意将挫折外向归因，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国民整体自尊水平，社会攻击、群体性事件可能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四、自尊水平下降导致强社会攻击行为
高自尊个体的挫折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攻击，攻击除与个性、归因、触发点有关之外，还与个体高自尊类型有关。根据威廉·詹姆斯的自尊公式：自尊心=成功/抱负，我们可以发现，高自尊存在3种类型：(1)高成功/高抱负；(2)高成功/低抱负；(3)低成功/低抱负，而低自尊只有一种类型：低成功/高抱负。外部环境的恶化造成挫折感的增加对于低自尊者来说影响有限，因为他们长期的低成功导致自尊感不断下降，形成一定的免疫力或者说习得性无助，自信心下降，一般会进行内部归因，较少产生外部攻击性。外部环境的恶化造成的挫折增加对于高自尊的第三种类型的人来说影响也非常有限，由于期望值低，这类人乐天知命，知足常乐，有些还具有宿命思想，他们比较关心内在世界的和谐，对于外部世界环境的恶化不太关注，除非威胁到他们的基本生存。对于高自尊的第二种类型的人来说，由于他们的期望值比较低，他们一般会把自己的高成功归因于运气等外部因素，挫折感的增加只能降低他们的成功程度，只具有量变的性质，并不能从质上改变他们的总体自尊感，他们依然属于高自尊群体。挫折感增加受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类高自尊群体，外部环境的恶化使他们的成功机会越来越少，甚至跌入低自尊的深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必然激起他们的愤怒，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内归因可能使他们自己受到伤害，但在一个机会严重不均等的社会，外归因就会成为主流，社会攻击行为就会增加，自尊感下降越多，这种攻击行为就会越激励。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经济上的挫折只能影响一部分价值群体的自尊，别的群体可以在宗教活动，精神生活，情感体验，回归自然，社会服务中找到新的自尊支点，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公民团体活动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因此，经济挫折不会造成社会普遍性的挫折。但中国不同，缺乏宗教意识，文化的过度实用主义，全社会的金钱崇拜，导致价值观的一元化，整个社会职业道德的沦落，即使是意味着超越性精神的宗教界，也充斥着金钱与权力的争斗，名利的诱惑，价值观一元化会降低社会整体自尊，因为在所有已知分层的社会，处于金字塔顶层的富豪阶层总是少数，财富的具体性、易衡量性必然导致直接的攀比，攀比愈烈，中下层的失落感就越强烈。而由政府鼓励起的财富欲望的不断增长进一步刺激了国民的财富期望，强化了中下层民众的挫折感。而随着权力与资源高度垄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日益固化，挫折感也在加强。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挫折感最强烈的是中产阶级及其后备军大学生群体。社会上层由于资源与权力的垄断，依靠世袭或社会关系进入高收入、高保障部门，他们要么处于高成就—高期望状态，要么处于高成就-低期望状态，自尊水平比较高。社会下层由于户籍体制与机会的严重不均等，除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90年代中期有过短暂的高流动性之外，一直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随着社会阶层的日趋固化，他们已经很难向上流动，他们一般教育年限有限，缺乏人力资本，也缺乏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农民或城市底层工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乐天知命，甚至具有很浓厚的宿命思想，属于低成就—低抱负类型，自尊感不一定很低。还有一部分底层一直处于低成就—高抱负状态，长期的压抑要么会降低自己的抱负水平，以适应社会，要么就会积累挫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尽管这一部分人只占社会下层很小的比例，但由于下层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的反社会倾向也不容忽视。与其他阶层相比，中产阶级与大学生群体的挫折感更强，更具有群体性，温和的中产正在向愤怒中产转变。中产阶级的挫折感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位的下降，与其他阶层相比，中产阶级普遍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具有专业技能，以自己的职业声誉而自豪，通常以白领自居，具有较高的职业门槛，但价值的一元化导致他们所珍视的职业声誉下降，职业道德的败坏。价值感的下降在一些中产阶级看来比收入的相对下降带来的挫折感更强。另一方面，随着权力与资源垄断的不断加强，中产阶级不断受到挤压，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也就意味着相对下降。考虑到中产阶级的普遍智商，人力资本的高投入，必然导致他们普遍的被剥夺感和挫折感。与中产阶级一样，大学生群体光环尽失，地位失落感很强，就业的不公平，收入的低下更催生大量蚁族、鼠族，使他们的挫折感更强。因此，与其他阶层比较起来，中产阶级与大学生群体遭受声誉与收入的双重挫折，与他们的高投入比较起来，其挫折感更强，并具有群体性质。
作为社会中坚，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较大的号召力，相似的价值观，中产阶级与大学生群体的失落将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在提高整体国民自尊水平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重点解决中产阶级与大学生群体的失落感问题，壮大中产阶级，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提高他们的自尊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石。
五、社会整体自尊水平的调适路径
要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整体自尊水平，我们就必须纠正过去那种片面的发展观，进行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壮大中产阶级，树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
1、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与民主化，加强法制，促进机会均等，加速阶层流动，壮大中产阶级。长期的集权体制与人治传统导致了严重的权力垄断，加剧了机会不平等，只有进一步推动民主化、法制化，通过分权与制衡来限制、监督权力的行使，通过法制来保障公民权利，我们才能打破权力世袭与垄断。国有企业的过度膨胀也导致资源的垄断，市场的扭曲，严重挤压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阻碍个人创业，造成不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的本质决定了国有企业不仅低效，资源浪费严重，而且寻租普遍，严重降低公民福利。因此，只有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大力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个人创业，我们才能促进机会均等，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加速阶层流动。
2、改变国富民穷的发展模式，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促进教育公平。中国的大政府模式行政效率低下、腐败严重，消耗大量有限资源，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抑压制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即使有限的公共服务也由于等级式的社保体制与教育体制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扩大了社会鸿沟。因此，要改善民生，提高公民福利，我们就必须大幅减小政府规模，降低社会整体税收水平，公平税负，并大幅提高公共服务开支在总体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当然，公民自由与经济独立、机会均等紧密相关，要保证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机会均等，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教育体系，改等级式的社保体系为平等式的社保体系，并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生活尊严。教育体系也必须把公平放在首位，从而为贫困阶层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打破阶层坚冰。惟此，社会总福利指数和自尊水平才能得到提高。
3、鼓励价值多元，重建公民社会。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有强烈的归属感、情感与超越性需要，随着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瓦解，个人归属感，价值感日趋丧失，只有发达的公民社会才能吸纳原子化的个人，个人也只有在各种社团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并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且，发达的公民社会也是民主与自由的有力保障。
4、重建公民道德，确立核心价值观，减少价值观的混乱。价值观的混乱也是导致国民幸福、自尊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价值观的多元化并不是价值观的完全相对化，在一定时期，价值观应该相对稳定，在价值多元化中必须有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核心价值。任何违背核心价值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社会谴责，甚至受到法律制裁。当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混乱不仅造成社会失范行为的增多，也使各种价值观的价值下降，从而降低个体的价值满足感。
5、树立新型现代化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建立在西方传统工业化理念上并走到极端，把现代化理解为GDP增长，片面的发展观造成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社会危机，人的严重异化，严重降低了国民的自尊感。只有重新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把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和谐发展，逐步缓解严重的现代化危机，减轻人的异化，使经济发展与国民自尊度的提高相一致。
只有尽快纠正片面的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目标，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革，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才能有效提高国民的自尊水平，减少他们的挫折感和社会攻击行为，重建和谐社会。（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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