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国内对比较优势与威权政治的争论

自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对于改革开放战略得失的争论就逐渐升温，并突破「精英」的学术性讨论，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毅夫与杨小凯之争，郎顾之争，新苏州模式之争，市场换技术战略之争，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动态的比较优势的形成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二是甚么样的制度更有助于建立动态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赶超？

对于前一个问题的讨论有其广泛的现实背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过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和过度的对外开放已造成了很多问题。一是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使中国容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成为进口大国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二是导致民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低下，产业升级困难，不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各种问题进一步恶化。三是导致贫困化增长，由于产业的趋同，进入门槛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进入低端市场，加之低文件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这就导致严重的供求失衡，贸易条件的恶化，陷入贫困化增长。四是过度的开放，对外资的过度优惠与依赖，将形成依附性增长，中国消耗掉大量的资源，劳动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后，大部分利润却被外资企业或跨国集团所摄取，中国所得甚少，这在苏州模式，东莞模式中都有体现，如果不改变这种发展模式，中国将陷入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大国崛起就是一个梦想。五是贫困化增长进一步恶化了国内分配问题，使普通劳动者处于更不利地位，扩大了国内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可能导致现代化的夭折。

针对当前中国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和贫困化增长趋势，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和专家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应该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来改变中国对出口过度的依赖，通过产业政策提高中国民族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优化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实现韩国式的赶超发展。另一些学者则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这种违背静态比较优势，反对自由贸易的赶超论十分反感，认为赶超战略使资源配置不合理、低效，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并伴随大量寻租腐败，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损害消费者利益，最终形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南美诸国的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就是明鉴。它们认为，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是暂时的，随着中国资本、技术的积累，要素禀赋的改变，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会自动完成，贸易条件会自动改善。因此，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实行产业干预政策，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利用比较优势，进一步的参与全球分工。两种观点都认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是必要的，分歧主要是怎样来实现这种升级，是通过政府干预、产业保护来主动的改变产业结构，还是应该通过比较优势、自由贸易自动地实现产业升级？

对于后一个问题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对当前威权政府的评价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智的开发，国外思潮的涌入，权威政府的合理性已受到普遍质疑，政治民主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并且周边的韩国、新加坡、泰国正在实行政治民主化转型，中国香港地区已经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法制社会，认为儒家文化和民主化不兼容的谬论已经被破除，另外，世界上那些富裕发达的国家也无一不是民主法制国家。再反观国内，由于权利的过分集中，人治的长期存在，导致寻租、权利垄断和金权勾结的普遍化，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国内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权威政府的合理性不断地受到质疑，要求加快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在不断高涨。然而奇怪的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极力鼓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同时，却并不认为政治民主有其必要性，反而极力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认为中国要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走渐进化改革之路，威权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其合法性，并不断的强调东亚模式的特殊性，认为威权政治是东亚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要实现赶超战略，也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威权政治。它们还不断的就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休克疗法、中国的权威市场制与印度的民主市场制经济绩效进行对比，强调在经济比较落后阶段，集权政治有其必要性，腐败损失相对于集权收益来说是次要的，贫富差距扩大与腐败无关。

那么，比较优势真的会自动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吗？威权政治是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吗？

二　动态的比较优势必须通过政府积极干预才能形成

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也是各种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有两种，一种是静态的比较优势论，无论是绝对优势论、比较优势论，还是要素禀赋论，都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商品生产中生产率存在着相对差异，各国就可以通过生产各自有比较优势生产率的产品，进行国际贸易，在贸易中，各国都可以获得福利的增加，因此，依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国际贸易，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要素禀赋论则进一步从各国不同的要素禀赋入手，认为各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优势资源来生产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各种要素的价格将最终实现均等，这就暗示落后国家应该依照自己国家的资源禀赋进行国际分工，通过国际贸易，最终实现与先发国家均等的要素报酬，拉平与先发国家的收入差距。雷布辛斯基定律则进一步认为通过国际贸易，落后国家可以不断积累资本，从而改变自己的资源禀赋状况，自动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无论是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还是雷布辛斯基定律，都认为自由贸易是一种双赢现象，自由贸易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另外一种是动态的比较优势论，该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可以创造的，如果不主动创造比较优势，就会一直处于后发劣势状态，受到马太效应支配，在财富分配中永远处于不利地位。首先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它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对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它认为，由于各国分工不同，那些处于产业链高端的发达国家就可以垄断市场，使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处于交换的不利地位，因此，落后国家必须实现工业化，打破发达国家对高端产业的垄断，才能获得公平的贸易地位，合理地分配贸易利益。而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改变资源的配置，市场经济只注重短期的配置利益，固化已有的不合理国际分工，自由贸易会扼杀幼稚的民族产业，固化落后的产业结构。因此，李斯特强调了幼稚产业保护的重要性，有限贸易保护的必要性，认为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制度创新和合理干预十分必要。李斯特的理论后来受到后发国家发展经济学家的普遍重视，并被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进一步完善，成为二战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另外一个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应该是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在不同生产阶段处于不同的资源聚集状况，需要不同的生产模式，要求在不同的国家生产。

因此，当前看一个国家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再是看一个国家生产甚么，而是应该看该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也就是说，不在于生产甚么，而在于用甚么技术来生产！现在一些国家接受一些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以为改变了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哪只能是一种幻想，只有拥有自主的技术开发能力，落后国家才能改变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新贸易理论则更强调国家对战略性产业保护的必要性，该贸易理论认为，现代知识密集、资本密集型企业规模庞大，投资巨大，资本回收周期长，如果让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的话，私人企业一般不会进行投资，但一旦这些企业形成生产力，就会产生规模经济，边际收益递增，产生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有的还会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再如果市场非常有限，该企业还可能会获得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利润。因此，新贸易理论鼓励政府积极地扶植一些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明显的战略性产业，以获得先占优势和竞争优势。

一般来说，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都主张自由贸易，市场调节，反对保护贸易和国家干预，要求维持国际分工现状，让市场自动调节产业结构，认为自由贸易可以逐渐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自由贸易的结果是马太效应，因此，要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就必须实行有限贸易保护，促进产业升级；它们认为市场调节只关注短期利益，为了国家长期利益的实现，适度的国家干预十分必要，只有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才能够摆脱马太效应，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

从历史发展实践来看，那些仅遵循静态的比较优势参入国际分工，实行自由贸易的后发国家一般来说都（石油等少数战略资源拥有国除外）长期面临着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厄运，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在自由贸易中，它们的产业结构不但没有改善，反而由于对出口产业的过度投资，形成大量沉淀资本，处于一种资源锁定状态，因此，在供及上就缺乏弹性，导致贸易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经济的依附性发展加深，这在那些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和非洲一些可可生产国十分明显。而那些后发成功的国家一般会推行长期的产业政策，积极的进行政府干预，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积极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准，努力改变自己的要素禀赋，改善贸易条件，最终实现赶超。无论是二战前的德国、日本，还是二战后崛起的韩国、新加坡莫不如此。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纷纷从新自由主义角度对韩国和中国台湾进行了比较，认为韩国政府的过度干预，大量投资于自己并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产业竞争力降低，使其经济绩效低于中国台湾，导致外债大增，国家破产。台湾政府则在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之后，让企业自己根据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电子加工工业，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发展，抵御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进一步得出结论，主动地干预产业，企图创造新比较优势的做法是要不得的，它只能适得其反，破坏资源配置效率，并就三星与台积电进行对比，对台积电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赞赏有加。然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去十年后我们再回首，得出的结论可能恰恰相反，韩国的工业潜力远远高于中国台湾！台积电、明基、华硕等等，永远只能充当二流脚色，只有三星才可以挑战索尼的领头地位，而且，韩国的汽车，核能发电，造船，钢铁都挤身世界前列，在中国台湾，电子组装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大批国家的加入，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产业的过度单一化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使台湾经济不断恶化，在四小龙中垫底。因此，只有那些积极主动地创造新比较优势，舍弃短期的比较利益，赢得长期比较利益的国家，才能不断改善贸易条件，实现赶超目标。

当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诸国政府也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希望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但却造成了发展的危机，对此我认为并非干预之错，而是政府失灵和干预不当之错。虽然，后发国家积极干预产业发展的并不一定都成功，但是，那些没有积极干预的后发国家则几乎没有成功的。就是发达国家，美国政府也正在构筑信息高速公路，韩国政府正在推进金桥计画，欧洲正在合力推动伽利略计画，期望占领战略制高点，赢得未来竞争优势！ 　　 　

三　威权政治已不再是后发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

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一般是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得出发展规律的，通过对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有两种成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种是先发国家的渐进式现代化模式，一种是后发成功国家的赶超式现代化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先发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升级是自发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由于在发展中有先发优势，处于国际贸易的有利地位，所以一般主张自由贸易，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一般遵循先农业发展，再到轻工业发展，后到重化工业发展，信息产业发展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上层建筑也发生相应的变革，民主与法制逐渐完善，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般较小，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称为渐进的平衡发展模式，遵循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社会控制主要通过民主与法制来规范。这种模式的一个基本缺点是市场失灵比较严重，经济危机不断爆发，但经过凯恩斯革命以后，政府的宏观调控使市场失灵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控制，虽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处理的还不是很理想，但就当前世界来说，这已经是最完美的制度组合，它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政府和市场失灵。但是，西方渐进式的平衡发展对后发国家来说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发展的条件相差太大，发展时间太长，落后国家难以施行，因此，后发国家一般把目光投向与其国情相似的后发成功国家，进行战略模仿。

后发成功国家一般采取赶超式发展战略，通过权威政府的各种干预政策，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政府预定的发展产业，以纠正市场失灵；通过有限的贸易保护，促使幼稚产业的发展与壮大，并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改变自己的不利贸易地位，取得赶超式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产业具备竞争力以后，再逐渐扩大该产业的开放度，进入下一轮的产业干预与升级。同时，根据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政治体制进行不断的变革，扩大民主，完善法制，最终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无论是二战前赶超成功的德国、日本，还是二战后崛起的韩国，都是实行这种权威政府推动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威权政府来纠正市场的短期行为，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动态优化，最终完成现代化。虽然，权威政府的路径依赖也留下了不少政治转型的后遗症，使这些国家后来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但从总体来看，它们的赶超战略还是比较成功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政府在赶超战略中十分重要，它有效的纠正了市场失灵，弥补了市场不完善的缺陷。然而，对这个权威政府也有严格的要求，它首先自己不能失灵，否则，一个失灵的政府来纠正一个失灵的市场，导致双重失灵，只会使问题更糟。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作为经济人组成的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须通过一定的措施来防止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尽量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和腐败。

一般来说，约束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有两种方法，一是西方式的民主法制制度约束，这种约束是硬约束。另一种是文化与传统约束，这是一种软约束，虽然不稳定，但效果很好。对于后发成功的这些国家来说，威权政治决定了其民主法制制度不健全，文化与传统信念所组成的社会资本起了很大约束作用。这些文化与信念不仅约束了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阻止了官员的寻租，而且激发了国民的献身精神。一般认为，防止德国、日本、韩国政府在赶超过程中政府失灵是其悠久的民族历史、强烈的民族主义、浓厚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较小的国内阶层分化、精英政治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些因素保证了这些国家较高的国民凝聚力，约束了政府的寻租行为，使政府的动员能力达到最高，有效地减少了市场失灵的恶果。当然，后发成功国家之所以能够发展成功，除了其独特的社会资本外，其相对有利的赶超条件和国际环境，以及及时的战略转型也都十分重要！

然而，促使后发国家发展成功的国内外条件，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国家来说已不复存在。当前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正面临着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出口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需求约束十分严重，而且长期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依附性产业结构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后发国家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了后发国家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使同质化的社会瓦解，在外部殖民的同时又形成了内部殖民，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国家独立后，它们的殖民遗产并没有像韩国一样遭到清算，各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依然保留，殖民者退出后的权利真空导致各种矛盾不断爆发出来，各利益集团相互倾轧，过多的内耗损害了国家的发展潜力，使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或部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了集团的短期利益而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另外，长期的殖民统治还造成了本土文化的瓦解，殖民主义者不仅通过阶层分割瓦解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造成殖民地内部严重的冲突，而且通过其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来消解后发国家的集体主义和勤奋精神，造成国民普遍的短期化行为和资本积累的严重不足，削弱了其工业化的能力，更严重的是，西方意识形态造成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的瓦解，使后发国家难以形成国民凝集力，在民主法制不完备的情况下，文化软约束的消失就使政府完全失去约束，腐败和寻租十分普遍，政府失灵十分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再盲目地模仿赶超模式，实行威权政治，必然导致双重失灵，导致发展的失败！

由于传统的赶超战略已不可模仿，如何防止双重失灵便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西方成熟的宏观调控加民主市场经济虽然可以把双重失灵发生的机会减到最少，但这是它们长期进化的结果，后发国家难以模仿。在所有国家，市场失灵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一个硬政府，市场失灵就难以纠正，因此，后发国家首先的问题应该是解决政府失灵问题。要减少政府失灵，一种是制度建设，一种是文化建设，当然，两种结合更好。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后发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都不具备。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霸权下，估计在长时间内，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还是世界价值观的主流，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已几乎成为一个贬义词，国家主义也被不断消解，这样，想要再通过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激情来提高民族凝集力，约束政府寻租已不可能，因此，要减少政府失灵，唯一之途就是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民主宪政来约束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然后，再用这个高效、廉洁的政府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当然，这需要长期的过程，在最优选择传统赶超战略已不可行的情况下，民主宪政作为次优的选择或许就是后发国家最好的选择，因此，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威权政府已不再是赶超战略的必要条件，民主宪政才是其当前的最紧迫需要。

四　进一步完善民主法制，重铸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应该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追随东亚模式，取得今天这样骄人的发展成就，威权政治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改革初期中国市场体系极端不完善的背景下，威权政府通过自己的宏观调控进行了比较有效的资源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市场失灵，促进了经济发展。威权政治在中国开放的早期阶段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没有出现大量的寻租，这是和毛泽东留下的历史遗产分不开的（巨额国有资产的分割对分配的缓冲作用十分重要）。毛则东时代虽然有不少失误，但正是这个时代，我们国家彻底的消灭了殖民地半殖民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扭曲，形成了相对公平的社会，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使阶层冲突减到最少，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空前高涨。在制度极其不完善的改革初期阶段，这些有利的社会资本有力的制约了寻租行为，保证了政府的相对廉洁、有效。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对集体主义的瓦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激情的消退，文化、意识形态的软约束越来越小，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滞后又使硬约束跟不上，导致机会主义的泛滥，腐败寻租的普遍化，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相互交织，恶化了发展环境，加剧了社会冲突。针对这种日益拉美化的局面，国内有两种呼声，一种是要求进一步集权，实行精英政治，让精英控制寻租，另一种则要求逐步实现民主宪政，对政府进行硬约束。应该说，当前的问题不是集权不够的问题，而是权利缺乏监督的问题，只要是人治，就存在寻租的可能，只有用权利来制约权利，用法制来限制权力，才能约束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大的权利只可能导致更多的腐败。

因此，当前中国最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然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国内一些既得利益阶层总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断加以阻挠，似乎改革就会破坏稳定，政治改革和社会稳定是一对尖锐矛盾。实际上，任何有一些民族责任感的人都能看到，当前中国政府失灵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不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真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一方面，政府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人治问题普遍，导致腐败严重、权利垄断和行业垄断问题恶化、社会分配不均、机会不均等问题突出，快达到老百姓的承受极限，已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威权政治失去制度与文化的制约，造成严重的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来纠正失灵的市场，已经造成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使宏观调控难以实现，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激化，严重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医改失败、教改失败、房改失败、股改失败。只有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才能减少政府失灵，纠正市场失灵，为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民主与法制，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只注重法制建设，忽视了制度建设，避重就轻，这是不对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没有民主，没有监督，法制就失去它的效力，因此，在推进法制建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充实、完善民主，让法制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政治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基本上是打打周边，核心问题分权与制衡基本没有触动！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会受到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但是，主动的改革总被被动的改革好，中国当前的严峻社会、经济形势要求精英阶层必须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放弃一己之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否则，一味延误下去，将导致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另外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主要体现在短视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和苏南模式式的开放上。市场换技术说白了就是被动的接受国际分工，被动的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想用市场换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那基本是不太可能，在当今社会，技术是企业的生命，也是一个国家竞争力之所在，它决定了一个企业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贸易利益分配，丧失了技术优势，企业就丧失了自己的竞争力，我想，经历过几百年市场经济历练的老外不会不知道这些道理。我们想要换技术的对象是国外那些大企业、跨国集团，很显然，它们之所以能做大，能长期垄断市场，必然有长远眼光，不会为短期利益所蒙蔽，否则它们也不能做大，没有技术就会丧失市场，而只要有技术，就可以占领市场，因此，跨国公司是不会真的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拿自己的核心技术来交换。因此，可以预见，我们在丧失掉大量国内市场后，换来的多是别人的淘汰技术，并使自己的技术开发处于依附地位，进一步丧失赶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的丧失，却完全扼杀了民族企业的发展机会，因为作为幼稚产业，民族企业需要一段时间的成长过程，需要一定规模的市场才能达到规模经济，具有竞争力，才能有资本积累进行技术开发，赢得持续发展的能力。然而，过快的、过广地开放国内市场，使幼稚的民族企业丧失成长的机会，市场占有率不断萎缩，规模经济难以形成，利润不断减少，技术开发缺乏资金，导致竞争力的进一步衰退，最终，或破产，或被跨国集团吞并。市场换技术的结果使中国进一步丧失自主技术开发能力，而丧失技术能力就会进一步失去市场，只能被动的接受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辛苦的「为世界打工」！

对于新苏南模式，国内批评者有之，赞扬者有之，就我看来，这依然是静态的比较优势论分工论使然。虽然，苏州的人均GDP已居长三角第一，然而，在高产值的背后，是苏州人均收入一直处于温州、台州、绍兴之后，要知道，苏州被称为世界第六大硅谷，而温台地区不过生产传统的小商品而已！那么，是甚么原因使生产大量现代产品的苏州人均收入并不比生产纽扣的温州人高呢？答案只有一个：苏州的组装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技术链低端！只要苏州工业一直处于产业技术的低端，处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第三阶段，它就永远处于不利的分配地位！

因此，认为靠市场换技术或引进外资这种被动的产业转移就可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的，改变中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的的不利地位是不对的。要实现赶超式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放弃短期的资源配置观，树立长期的效率观，依靠主动的产业政策来提高中国民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只有摆脱新自由主义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依据自己的实际国情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摒除对威权政治和自由贸易的迷信，尽快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在减少政府失灵的基础上，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不断的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的实现强国之梦！！

参考资料

杨小凯：〈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与劣势〉（2000），载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023/15521102730.shtml。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2002），载 　　http://news.163.com/40715/9/0RAQCQKD00011211.html。

王文龙：〈后发劣势：对后发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层思考〉，《经济问题》 2007年第4期。

王文龙　湖北红安人，河海大学商学院在读博士

本文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六十五期（2007年8月31日）首发，如欲转载、翻译或收辑本文文字或图片，必须联络作者获得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