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收割季节，因为缺乏运输工具，就以人为牛，拉着爬犁在旱地上运麦子。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黄修己说，人干牛活儿，是很典型的鲤鱼洲生活镜头。

“那段历史现在不谈，再不去回首烟波浩渺处，它就将沉入历史湖底。我们在做的是打捞记忆的事。”

东方早报：为什么现在开始回忆鲤鱼洲？

陈平原：这本书编成于2011年，是鲤鱼洲师生回到北京40周年。我们此前编过《筒子楼的故事》，记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老师的日常生活；还有《北大旧事》，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事。在官方记述之外，我们希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不同时代的北大师生生活留下记录，在还没有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的时候，立此存照，留点资料。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它将很快过去，写文章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在岗的教师对此没有了解。那段历史现在不谈，再不去回首烟波浩渺处，它就将沉入历史湖底。我们在做的是打捞记忆的事。

东方早报：约稿时对稿件提什么要求？

陈平原：首先，鲤鱼洲干校的时间是在“文革”期间，比较敏感，因此我们要求的是鲤鱼洲的生活，而且范围是在北大中文系，并没有碰“文革”话题。第二，从内部角度，所有回忆录都会涉及到学校、同事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很容易你批判我、我批判你，形成纠纷，这没有必要。第三点，当时的老师从鲤鱼洲回来也已经40年了，可能会忘记当初的一些痛楚，但一定不要把回忆录写成田园诗，把鲤鱼洲写成桃花源。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在大的环境下，有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的感情，隔着时间很容易感怀这些，忘记苦难，转为歌颂。但是还好基本都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东方早报：你在序言中强调这些文章是“片段记忆”而非“历史结论”，是否也有此考虑？

陈平原：任何书都有遗憾，如可能体现在文章中的反省不够，但我认为这不是这本书能承担的责任。相反，基本所有基于个人生活的回忆文章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更多地回忆朋友和生活，至于“文革”的风雨，不是现在这本书所能解决的问题。老师们的文章，我们并没有改过。老师们会用邮件互相交流彼此文章的意见，但是我们不会改动。你可以发现，因为鲤鱼洲的时间并不是很长，2年时间，大家的叙述中有很多事件是重复、交叠的，但每个人的叙述可能不同。我们不会修改。一件事有很多缝隙，每个人各自的位置、经历、时间、回忆都不同。至于这些历史依据如何判定，是眼光问题，不应由我们过度考虑。

东方早报：序言中还提到严绍璗、洪子诚对全书风格提出警示？

陈平原：他们主要还是提醒我，这本书不要写成田园诗。回忆很容易就被美化了，隔着时间一不小心就剩温馨记忆。两位老师担心忘记鲤鱼洲的悲苦，只记得温馨，变成歌颂，还特地写了信专门提醒不要忘记这个问题，要作为历史看待走过来的足迹，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过去的事，而不只是感恩或抒情。

东方早报：他们也因此没有为本书供稿？

陈平原：我跟严老师有很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他说他打算自己写一本鲤鱼洲的专著。洪老师自己没有供稿，但是洪老师的夫人么书仪为我们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他们也是在鲤鱼洲结婚的。并不止一位两位老师没有供稿，我们也只是征稿而已。可能有的老师认为把握不准，有的老师有其他事务要忙，有的老师认为现在不是好的回首的时间。我们只是一遍一遍告诉老师，最近有谁为此写了什么，互相勾连互相启发，而不能质问为什么不写。

东方早报：谁的稿件最令你感动？

陈平原：当初因为稿件是陆陆续续来的，我写序言的时候统在一起再看一遍，觉得都很感动。我记得乐黛云、周先慎是最早交稿的。大家对同一些细节的回忆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真诚的，都是那代人记录他们的经历，后来的人可能看的时候感觉很轻松，但其实很沉痛。

东方早报：为什么只有中文系的老师来回忆鲤鱼洲纪事？

陈平原：鲤鱼洲的生活当然不仅限于中文系，我们也考虑过是否要扩大到整个北大，但是因为各种技术性因素，比如组织上有困难，经过犹豫，征稿范围还是确定在中文系的老师、学生、家属。来源: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