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封写给Ｅ．Ｍ．福斯特的信中，Ｄ．Ｈ．劳伦斯说：“你在《霍华兹别墅》中美化了生意人，这是个近乎致命的错误。做生意可不是好事情”。1 这话出自劳伦斯之口是不足为奇的。作为“强力意志”和“血性意识” 2 的信奉者， 劳伦斯跟在尼采之后，不仅对现代科技工商文明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而且还要对自苏格拉底以来欧洲整个思想形态的演进作一番彻底的清算。这里的“生意人”当然是指威尔科克斯家族。庸俗、狭隘、愚钝、虚伪、甚至还能做出极不负责任的事来的亨利．威尔科克斯居然成了优越道德的体现者，而知识广博、善解人意、内心生活丰富的玛格丽特．施莱格尔之类的文化人竟然心甘情愿地拜倒在他的脚下，不顾羞耻地委身于他。这种结合对于劳伦斯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无独有偶，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弗．雷．利维斯几十年后评论这部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小说时，对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的结合也表示了愤慨，认为这是“不真实”的，传达了一种“怪诞的意图”，其效果是“对知识分子的背叛”（原文为法语）。3 甚至本世纪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奈尔．特里林也认为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的结合是《霍华兹别墅》(Howards End, 1910) 的败笔，尽管他对此书的同情是一般评论家所没有的。4 事实上，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的婚姻成为批评界的众矢之的。如果说劳伦斯“做生意不是好事情”之判断显得轻率的话，利维斯不太好意思用法语讲的“对知识分子的背叛”却可能是经过深思的。他之所以不那么义正辞严，是因为他知道即使福斯特的意图“怪诞”，这怪诞也事出有因。
在欧洲，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历史进军，法国大革命的狂热骚动，兴起了文化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１７９０年，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的政治保守主义代表作《对法国革命的思考》问世；迄于１８５０年，苏格兰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的主要著作已全部发表，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先锋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批判科技工商文明及工业化社会弊端的思想运动。至１８６９年英格兰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发表《文化与混乱》时，拒斥机械文明和直接涉身于这种文明的运作的“腓力士人”似已成了思想家的老生常谈。文学创作虽然晚行一步，但终究是后来居上。在其早期作品中，狄更斯社会批判的锋芒是对准旧贵族的，而对新兴工商实业阶级则抑着相对说来是同情和乐观的态度。然而在《艰难时事》(Hard Times, 1854)和《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 1864-1865)等晚期作品中，他已对这个阶级表示了失望，对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作了毫不含糊的批判，并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种种社会弊端归咎于这个阶级的兴盛和格拉格兰德们6 的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文学界（当然也是整个知识界）对工商实业阶级的批判更获行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因而显得更系统、更执着、更热烈。这种思想氛围浸润了英国文坛，批判“有产业的人”（高尔斯华绥最有名的小说的标题）成为时髦。正当其时，福斯特在这场颇具声势的合唱中发出了不和谐声。
当然， 福斯特在《霍华兹别墅》前还发表了《漫漫旅途》( The Longest Journey, 1907)。这部小说同样也刻画了一个资本家家族。但彭布罗克斯们毫无德行可言，而是令人生厌的地地道道的“腓力士人”或“福尔赛”。为什么到了《霍华兹别墅》里，威尔科克斯们就被赋予那么多的正面品性？就值得施莱格尔姐妹这样的文化人与之“连接”（《霍华兹别墅》的卷首语为Only connect...）？ 如果说施莱格尔姐妹----不妨把她们视为福斯特的化身----在这部小说中是商业与文化连接中的主动者的话，那么在《通向印度之路》(A Passage to India, 1924)中，亨利．威尔科克斯的变体莫尔太太已从连接的被动者转化成了连接的主动者了，而且这种转化是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发生的。在这里，使福斯特如此着迷的连接主题是在东西方哲学、宗教、伦理、种族、政治诸方面的冲突中展开的，而两个世界的连接人不光是里西尔．菲尔丁（他多少又是福斯特的投影），而且还有莫尔太太这个正直、公正、人道、温和的英国中产阶级形象。可见，福斯特对“知识分子的背叛”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越到后来这种“背叛”就越彻底。
福斯特为什么有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呢？他并非不熟悉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潮。他与劳伦斯私交颇深，而后者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信徒。他笔下的人物玛格丽特和海伦．施莱格尔本身不就有一个地道的德国姓吗？难道她们不是“黑格尔和康德的同国人，是唯心主义者，喜欢想入非非”吗？ 7 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小组的重要成员，福斯特无疑站在英国知识界的前列。在《霍华兹别墅》问世之前，他已发表了三部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众多的短篇小说，在文学界并非无名之辈，因此他作品中文化与商业的结合虽属反潮流之举，但他显然不是为反潮流而反潮流，更不是要以此出风头。事实上，现在公认他最有名的作品是《通向印度之路》，而非《霍华兹别墅》，就是说后者虽然在评论界引起了诸多异见，但并非像许多作品或其作者那样，因有争议而有名。福斯特这种“出格”从根本上反映了现代文明的一个两难处境：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疏离乃至冲突，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分离乃至矛盾。无论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的结合多么勉强，多么“不真实”，在多大程度上“背叛”了知识分子，福斯特都以这种结合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特的诚实和责任心。
也许由于英国人务实的性格，或一种重经验、重事实的品质，福斯特才经营出了文化与商业的这种结合。玛格丽特之所以趋向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威尔科克斯世界，是因为她勇于舍弃浪漫主义的夸夸其谈（如海伦那样），清醒地认识到她这种文化人之所以处在那种可以“看见事物的全貌”之优越地位，是因为有无数埋头于实际事务的人在为她（他）们创造物质条件，而由于从事实际事务，这些人往往只能看见“事物的局部”。8 在玛格丽特看来，“要是英国千百年来没有威尔科克斯这种人劳作生息，你我就不可能太太平平地坐在这里，也不会有火车和轮船供我们文化人乘坐，甚至不会不田园土地，而只有野蛮蒙昧。不，恐怕连这也没有。没有他们那种精神，生活也许不可能摆脱原始状态，我越来越感到不能既领取我们的收入，又对保障这种收入的人ch之以鼻！”9 这是几乎每个评论《霍华兹别墅》的人都要引述的一段话。作为一个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福斯特不可能将在更真实意义上“劳作生息”，即创造现代物质文明的主体阶级----工人----记入功劳薄，小说中的“连接”也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上层（由威尔科克斯家族代表）和中产阶级下层（由伦纳德．巴斯特体现）人士的交往与沟通。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中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把上述引语简单地看作福斯特－玛格丽特对工商金融界的中产阶级分子的感恩戴德，则所谓“连接”就势必是肤浅、庸俗的。在玛格丽特的文化世界与威尔科克斯的商业世界之间，无疑存在着一条鸿沟。跨越这条鸿沟的企求即使在海伦．施莱格尔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至少在故事上半部如此）。这意味着对自己原有的生活信念和价值观念的否弃。可是玛格丽特终于朝着这种相互理解乃至肯认跨出了第一步，尽管他与亨利．威尔科克斯的结合远非完全和谐。可这第一步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因为它是勇于面对从而最终改造现实的第一步。这种挑战在福斯特身上又多少表现为一种自我挑战，或至少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挑战。玛格丽特与海伦的分歧和冲突何尝又不是传达这同一个主题的两个不同旋律呢？福斯特之所以起初让海伦愤怒地谴责玛格丽特，不过是为了最终让妹妹对姐姐的选择心悦诚服罢了。这实际上是作者用小说艺术的形式进行的自我问答。
二
在《霍华兹别墅》中，文化与商业“连接”的第一步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象征着这两个世界在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一次严肃对话。“不真实”、“背叛”一类的批评，其本身就包含着文化与商业绝对对立这一设定。退一步说，即便这种对立的确具有现实依据，批评者们也显然不打算改造这种现实，除非他们认为这种对立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在劳伦斯那里，连这种假设都没有；文化与商业明明白白地势若水火，因此就有那赤裸裸的表白：“做生意绝不是好事情”。福斯特之所以比劳伦斯们、利维斯们、特里林们持论更公正，是由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根本的不公平：社会由大多数人专门人事枯燥乏味、艰辛困苦的物质生产，从而使少数人能够专门进行精神创造----如果不是养尊处优的话。即使承认文明的进步需要大多数人作出物质上的牺牲，那些站在社会金字塔顶尖上有机会高瞻远瞩的人也应时刻记住：支撑在他们脚下，赋予他们以优越地位的是一个巨大的锥形体，一个由无数个体组成，不得不作出巨大牺牲的社会锥形体；这大多数人正因为处在下边的位置甚或底部，目光所及的范围自然要小得多。因此，一个有着健全思想的人、一个进行着诚实思考的人必须意识到，文明的演进和文化的发展，是以社会不公平的惨烈代价换来的。不公平终究是不公平。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因为社会的发展而获得其正当性。10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文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着上述机制，尽管已隐隐约约看得见一线希望的暑光：在一个消灭了阶级、社会差别、甚至社会分工的理想社会里，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精神创造机制。这将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位西方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与同时期另一位哲学家都能公开宣称，奴隶的存在正是为了使哲学家能够思考，能够统治，也就是说，奴隶制是建立一个“理想国”的必要条件。到了公元１９世纪，西方社会的精神创造已进入更为人道、更为合理的现代工商文明阶段，于是哲学家叔本华可以无忧无虑地坐吃父亲传下来的一大笔钱的利息，写出了关于生命本体论的鸿篇巨制；为了充分领略自己著作产生影响的喜悦，他同样还可以用他那钱生出来的钱雇人到处打听各界对他哲学思想的反应。可是更人道、更合理毕竟是相对的，与理想状态（如果有这种“理想状态”的话）相去甚远，而更糟糕的是，现代工商文明虽然使每个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体性，但也许由于更为严密的社会分工，工商界与知识界的二元分化乃至对立似乎加深了，生意人与文化人的分离似乎加剧了。
当然必须看到，先前奴隶与农奴、奴隶主与农奴主的社会对立已大体消失，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已成为工人、企业家和商人。这些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获得了强烈的主体精神。正是这种主体精神使现代社会那种相对的合理和相对的公平成为可能。于是有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逻辑的消声匿迹，有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知识阶级的自我认识加强了；这种自我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直接从事物质创造的阶级的认识为条件的，亦即这两种认识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这大概就是福斯特发出“连接”呼吁的大背景。
其实，福斯特对自己的做法意味着什么并非没有清醒的把握。海伦就表达了当时欧洲知识界的普遍倾向。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海伦的典型性和概括性至今也仍然有效，甚至涵盖面还更广。勿庸置疑，利维斯和特里林传达了４０和５０年代欧美思想界的普遍看法。11 这种看法上承劳伦斯、阿诺德、卡莱尔乃至浪漫主义思潮，下启欧美６０年代的“文化革命”，目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欧美思想界的主流。从小说的故事来看，利维斯之所以指责福斯特“背叛”了知识分子，是由于海伦的观点和态度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海伦是福斯特身上那个与劳伦斯们一致的自我。在玛格丽特看来，威尔科克斯之类的人是制造火车轮船的人，是使英国的所谓“伟大”成为可能的人，简而言之，是英国民族的中坚和核心。但在海伦的心目中，尽管“头脑健全”的英国人建立起了“帝国”，使全世界“天翻地覆”而不得不接纳和吸收英国人的所谓“常识”，但一旦对他们提及“死亡的概念”，他们就会感到受了“侮辱”。12
玛格丽特与海伦的这种冲突不仅反映了福斯特内心观念上的矛盾，而且如前所述也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那种根本的两难处境。工商实业与科学技术的现代发展固然使人类获得了驾驭自然的空前能力，但这不仅带来了环境、人口、异化、核武器威胁等诸多问题，而且也根本没有解决长期以来困绕着人的生死问题，或存在的意义问题，亦即精神生命的最终归依问题。“死亡的概念”与“常识”和“健全头脑”的对抗虽然由海伦表达出来，但福斯特根本无意否认这种对抗。海伦虽然是玛格丽特的陪衬，但姐妹间也有一种互补关系。现代文明的两难困境这个主题是通过二重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连接”方略也是由一主一副两个旋律来传达的。但文化人主动的“连接”行动到底能否使中产阶级的亨利．威尔科克斯和伦纳德．巴斯特领悟“死亡的概念”呢？
对于这个问题，《霍华兹别墅》的回答仅就巴斯特而言是否定的，就威尔科克斯而言则是模糊的。巴斯特之所以不可能觉悟，是因为他们出身太低微了。他处在中产阶级的边缘：“他的头脑就像他的躯体一样从来就没有喂饱过，因为他很穷”。13 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巴斯特有过受教育的机会。 但由于处在这个阶级的最下层，他受到的教育又远远不能同施莱尔格尔姐妹相提并论。于是文化对于他就像同情他的施莱格尔姐妹一样，仅仅是他倾慕的对象，却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加强他的社会地位。他与她们的邂逅带有《仲夏夜之梦》城外森林中那种神秘色彩，也可以说福斯特在这里采用了狄更斯式的叙事模式。但这种邂逅的结果则找不到类似的文学渊源。这种邂逅把巴斯特深深地卷入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使他与威尔科克斯家族也发生了联系。如果说亨利．威尔科克斯的金融咨询使他破产失业，查尔斯．威尔科克斯（亨利的长子）用佩剑击打他，引起他心脏病发作，那么埋葬他的却是他所信赖和爱幕的施莱格尔姐妹的祖传书籍（心脏病发作后他倒在施氏姐妹的书架上；书架被碰倒，书籍纷纷砸在他身上）。
巴斯特为海伦提供了“连接”的机会（海伦之所以委身于他，带有补偿性质，因威尔科克斯的金融咨询是通过她传达给他的，因而他的破产使她感到内疚，感到自己害了他），可是这种“连接”却产生了致命的后果。联系海伦对威尔科克斯家族的激烈批评态度来看，她之选择“低就”方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低就”表明文化本身是脆弱的，不具有“健全头脑”的人是不能使文化坚实起来的。巴斯特那“没有喂饱过”的头脑不仅没有给海伦提供最终的慰藉（小说结尾时，海伦终于向姐姐承认她不再爱巴斯特，而且正在“忘掉”他），14 而且由于其本质上的不足乃至缺陷，必然走向毁灭。这里有一个十分悲观的命题：没有物质基础，精神追求不仅不可能，而且具有灾难性。不论巴斯特多么“不真实”，15福斯特的意思都似乎是：文化需要撑腰，需要具有“健全头脑”的人经营的“健全”生意来撑腰。
三
虽然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的结合在许多评论家看来比海伦与巴斯特的关系更“不真实”，但福斯特并非没有看到这种“高攀”所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种种障碍。玛格丽特与亨利的婚后关系是以诸方面的严重分歧为特点的。事实上，海伦听到姐姐将与亨利结婚的消息后说那将是“恐怖和空虚”。16 从后来的故事发展来看，海伦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在玛格丽特尚未与亨利结婚前，亨利就不顾她的请求，极不负责地拒绝帮助巴斯特，尽管后者是在接受亨利的金融咨询（尽管是间接的）后才沦落到向他求职的地步的。但更为严重的危机在发现住在霍华兹别墅的海伦未婚而孕（而且孩子的父亲是地位低下的穷职员）之后爆发了。玛格丽特与亨利之间为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道义冲突，因为后者完全不能容忍如此不“贞洁”的行为发生在自己的房子里。或许正是由于亨利这些不负责任、固执、虚伪的行为，许多评论家认为他比小说中其他人物更符合现实。亨利自己有过一个情妇，玛格丽特原谅了他，但当妻子的妹妹有了情人，他却要把这个情人赶出去。再加上亨利向巴斯特提供低劣的咨询导致后者的全部存款化为乌有，事后又否认自己负有任何责任，凡此种种使玛格丽特得出了这种结论：亨利看不出“事物间的联系”。17
威尔科克斯虽然在工商事务中精明能干，头脑“健全”，但在伦理道德上却远非如此。尽管这种道德上的麻木不仁为《霍华兹别墅》赢得了批评家们的些许首肯，但他们显然又不能忍受亨利从道德麻木中苏醒过来（即便这种苏醒远远说不彻底），而恰恰是这种觉醒保证了玛格丽特的“连接”努力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批评家的这种态度本身包含了一个逻辑矛盾。假如亨利有上述种种蛮横行径，对所谓“事物之间的联系”或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伦理关系视若无睹，那么他后来的觉醒就势必显得勉强。反过来讲，假如他的觉醒“不真实”，他的道德麻木也完全可能不真实。可是正是这种麻木不仁为玛格丽特特的连接努力提供了道德上的动机，因为在她（或作者）眼中，麻木产生于长期直接从事物质创造的需要。做生意固然可以使人肤浅、狭隘、缺乏想象力和同情心，甚至还可能产生更糟糕的结果，但也可能使人变得精明干练、不尚空谈，也就是具有所谓“健全头脑”，所谓“常识”。
后一组素质恰恰是玛格丽特－福斯特认为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这就像文化世界由于其本身的虚弱性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坚实的根基。说到底，这就是物质生活的根基。社会的精神创造必须有物质生产作后盾。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可现代人对文化与生意的分离乃至冲突有比古代人强烈得多的意识。因此玛格丽特与亨利的结合所象征的与其说是文化与生意间简单的取长补短，倒不如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概，一种欲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希冀。这种精神与马克思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便是要消灭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可否认，威尔科克斯家族并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福斯特的立场从根本上说比劳伦斯和利维斯的立场更可取。对所谓“背叛”的恐惧，也许可以作这种解释：它表达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忧虑，即现代科技工商文明不仅在经济上造就了一个金融工商阶级，而且带赋予这个阶级以很大的政治权力----也许是太大的权力，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并不直接关涉人的精神生命的和谐与福祉。这种社会职能终究是由知识分子一类人来执行的。于是大．斯．萨维奇忧心忡忡地问道：“难道精神生命仅仅靠与尘世王子的妥协就可以维系和发展吗？”18 他也指责福斯特“背叛”了知识分子。 这一指责已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萨维奇与福斯特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认为金融工商阶级与知识分子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后者认为虽然存在着对立和矛盾，但这不是绝对的，更重要地，知识分子应当有意识地减少对立，消解矛盾，直至矛盾最终消亡。因此便有了《霍华兹别墅》那招来众多非议的文化与生意的婚合。
依照萨维奇，这种结合是毫无根据的，只有一个理由似乎站得住脚：即大龄未婚的玛格丽特对当老处女的前景感到“恐慌”。19 事实上， 《霍华兹别墅》充满了狄更斯或莎士比亚式的巧合，谈不上所谓“生活的真实”。海伦在音乐会上拿错了巴斯特的伞，于是“连接”机制便启动了。后来，施氏姐妹发现亨利以前的情妇恰恰是巴斯特现在的妻子，于是威尔科克斯对巴斯特的欺侮就不仅仅限于金融领域而具有人格的意味了。偶然性中当然包含必然性，但更重要的，是福斯特通过一个个事件和场景所象征的东西。喜欢书、向往文化的巴斯特死时，砸在他身上的正是施氏姐妹的书。查尔斯．威尔科克斯为了维护虚妄的家族尊严而同巴斯特发生争执，用佩剑击打他。这把剑恰恰是施氏姐妹的传家之宝。这种安排的寓意是：“连接”若是高攀性的或反方向的，其结果必然是灾难。但如果说这个事件象征现代科技工商文明中人与人交往、沟通的艰巨性，也许更恰当。几乎没有人否认福斯特大量使用了象征手法，但萨维奇指责他把象征手法与现实主义的描写混淆了起来。这一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本身也包含着象征手法与现实主义描写应当是分离的这一假设，而实际上两种手法可以是甚至不可能不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四
小说中最重要的象征当然是霍华兹别墅本身。它位于伦敦远郊，一旁有长着各种罂粟的草地，四周是生机勃勃的麦田。在地理位置的意义上，霍华兹别墅多少是服务于福斯特返归自然、回到大地怀抱的呼吁的。在玛格丽特看来，“将来的历史学家将注意到中产阶级不扎根于土地，却财富日增，也许会在这里边发现他们想象力贫乏的秘密。”20这种批评表明，福斯特对科技工商文明的种种欠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文明造成了人际关系中前所未有的疏离，导致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文化与生意的对立，于是“连接”成为必要，成为当务之急；于是福斯特不得不背上“背叛”知识分子的黑锅。然而由于福斯特对于消除这种种离异的前景并不乐观，于是在《霍华兹别墅》也呈现出这么一幅景观：蔓延着的伦敦城终将吞噬别墅，工业文明的红色铁锈终将淹没绿色的草地和麦田。因此，与其说霍华兹别墅象征了田园牧歌般的宁静与和谐，倒不如说它为这一美妙图景谱写了一曲哀歌，渲染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情绪。现代人、城市人应当返归土地；玛格丽特、海伦、亨利应当远离尘嚣，住进霍华兹别墅。可是这世外桃源却并非永恒，别墅之被伦敦城威胁着这一情形本身便是一种警告。
在人际联系的意义上，别墅的象征功能也很明显，而且其乐观意味也强烈得多。巴斯特之死导致查尔斯锒铛入狱，这在亨利身上触发了某种良心发现，于是海伦便得以在霍华兹别墅名正言顺地住下，抚养她与巴斯特的私生子。勿庸讳言，巴斯特之死为亨利“觉醒”提供了最便当的契机。换言之，亨利的狭隘与虚伪似乎必须用巴斯特的血才能涤荡。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亨利对“死亡的概念”有了一些认识。亨利的前夫人由于对玛格丽特的好感，在遗嘱中将整座别墅传给她，而后者又将它传给私生子侄儿，因此亨利在经济上和人格上对巴斯特的侮辱便多多少少被抵消了。更重要的是，“婴儿”是小说中四个主要人物间“连接”努力的结晶，他身上不仅流着施莱格尔家族和巴斯特的血液，而且他还是威尔科克斯家族财产的合法继承人。这就意味着，至少在《霍华兹别墅》的故事维度里，“连接”的呼吁终于有了一个具体的结果，而别墅及其未来的拥有者之具有同等重要的主题性和结构性意义也就彰显无遗了。
别墅与“婴儿”赋予文化与生意的婚合以某种永恒的价值，使福斯特的“连接”主题得以自圆其说。别墅与“婴儿”所象征的文化与生意的和以好及一种新型社会和新型人格的出现，也是理想主义的，不乏乌托邦色彩。在这种新型社会中，将不再有从前的种种离异，而这种新人格将以一种务实的理想主义为特点。22 在此意义上，所谓对知识分子的“背叛”之指控就站不住脚了。福斯特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示了分子的良知，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保卫了知识分子的良心。
《霍华兹别墅》的主题之所以体现和捍卫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也因为作者对那种“连接”的艰巨性作了充分的描写，丝毫也没有低估它。也许正是由于对这种艰巨性的承认，福斯特的批评者们才认为亨利显得真实可信。但福斯特何尝不可以把亨利写得更富有人情味一点呢？劳伦斯之所以指控福斯特“美化”了生意人，主要是因为玛格丽特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居然可以拜倒在他们脚下。但福斯特为什么不把亨利写得更好一些，从而使玛格丽特的选择显得更合理一些呢？况且现实生活中“好”的生意人比比皆是，对亨利的“美化”程度再高一点也并非说不过去。福斯特所考虑的，也许是《霍华兹别墅》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的有机性和完整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对现代文明的欠缺的忧患意识和一种改造现实的冲动。
霍华兹别墅及住在其中的“婴儿”固然呈现了一幅乌托邦美景，但“连接吧”毕竟是一个单纯的号召，而非一个形而上的思想体系。因此小说所传达的，更多地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另外，福斯特作为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不是没有其局限性的。作为一个象征，别墅虽然具有诸多正面价值，但它毫无疑问也体现了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自由主义原则。玛格丽特虽然可以心里质问亨利有什么权利拥有那么多财产，但也就此止步，因为再追问下去，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运动就完全合法了。这就意味着“发疯”，而她自己“也有一些钱，可以买一幢新房子”。23 由此可以认为， 虽然福斯特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终究是有限度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阶级间的不平等置若罔闻。亨利对巴斯的欺侮是多方面的，福斯特对亨利的批评（主要是通过玛格丽特来传达的）也是不客气的。
亨利身上的种种弱点给小说结尾时那种和谐的实现带来了诸多困难，使“连接”跚跚来迟，使人际间的沟通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巴斯特死后，小说以亨利的“觉悟”为轴点匆匆收场，时间一下子向前跃进了十四个月，海伦的孩子已经在别墅旁的绿草地上玩干草了。这仿佛又是一个狄更斯小说或莎士比亚喜剧那种皆大欢喜式的结局，但在亨利宣读他那关于别墅的拥有权的遗嘱时，玛格丽特在她的“胜利”中感觉到某种“怪诞”的意味。24 这种“怪诞”一方面产生于玛格丽特那“从不期望征服别人”却又获得“胜利”的感叹，一方面也产生于亨利的子女们对她所仍然抱有的敌意。尽管按照玛格丽特的愿望，亨利把自己的全部动产都留给了儿女们，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她）们对玛格丽特的态度。福斯特对他们极尽揶揄之能事，充分展现了他们作为“福尔赛”或“腓力士人”的丑态。在他（她）们与玛格丽特冷冰冰道别时，“再见”的字眼“像垂死之海的退潮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坠落下来”。25 这表明，虽然亨利勉强“觉悟”了， 作为“生意人”的种种负面品性将由他的无数同类承继下去。文化人与生意人的沟通和理解终究是有限度的。实际上，充满整部小说的，是施莱格尔姐妹与威尔科克斯家族的冲突。这也就是文化与生意的冲突。没有冲突，便不可能产生“连接”的动机。冲突的解决来得那么迟，则表明福斯特在犹豫。犹豫使冲突的解决多少只停留在象征层面上，这反过来也再次说明了福斯特对现代人不容乐观的处境的忧虑。
五
正是这犹豫使利维斯一方面指责福斯特制造了一种“背叛知识分子”的印象，另一方面又认为福斯特“怪诞的意图”是有它的缘由的。26 根据上文的讨论， 福斯特这样做从根本上讲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的思考，表现和捍卫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诚实。至于玛格丽特与亨利的结合是否“真实”，是否可信，这种结合究竟在故事维度中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这些问题毕竟是次要的。事实上，福斯特本人对于文化与工商业的和谐，对于人际间一种普遍的交往、沟通、和好(reconciliation)的前景是相当悲观的。
这不光表现在《霍华兹别墅》的结尾，也是《通向印度之路》故事结束时的主要信息。骑着马的菲尔丁与骑着马的阿奇兹医生相互搂着，他们要做“朋友”。但他们各自马却“突然转向”，分道扬镳了。不仅马，而且“大地......神庙、监狱（象征英国殖民当局的权威）、宫殿、鸟儿、动物、腐尸、客栈......所有这一切众口一声地说：‘不，不在此时’。苍天应道：‘不，不在此地。’”27 “不在此时此地”所传达的悲观情绪所关涉的，已不仅仅是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和睦与和谐了。推而广之地说，当今人类尚无实现世界大同的可能。在《霍华兹别墅》中，按照玛格丽特和海伦的看法，不仅伦敦将吞没别墅，就连伦敦本身也沦陷到一个更大的不可抗拒的过程中：“生活将被熔毁......霍华兹别墅、奥尼顿、珀贝克草丘、奥德伯格，所有这一切全是幸存下来的东西。熔化它们的大炉已经准备好了。从逻辑上讲，它们是没有权利存在的。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逻辑的脆弱”。28
既然是“逻辑”，便不可能脆弱。所谓“逻辑”是指现代科技工商文明不可阻挡的发展和扩张。马克斯．韦伯的著名比喻“铁笼”也许最准确、最形象地概括了现代西方人对待现代文明的矛盾心情。人一方面获得了驾驭自然的空前能力，一方面又为这种能力带来的种种难题所困挠，因此便有消极意味极浓的“铁笼”说。早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马修．阿诺德就已这样写道：“文化（指精神生命的温馨的完美）欣然承认，大赚其钱和工业主义的扩张是必然和必要的，未来将从中获益，但同时也坚持，几代工业家......将如过往烟云，为这种必然性所牺牲。”29按照阿诺德的观点，将被“牺牲”的，除了工业家以外，还有搞群众性体育运动者、清教主义者，以及言论自由的倡导者。总而言之，在他心目中的“文化”取得支配地位前，现代人将没有精神生命可言，没有灵魂可言。
阿诺德这位现代先知所看见的种种问题不仅在福斯时代仍是问题，即使在当前也远远没有解决。相反，人们对现代文明所具有的种种欠缺比阿诺德时代的人认识得更加清楚、更加真切，因为当前人类面临的问题比阿诺德时代更加严重了。这不仅是灵魂的麻木与枯死，就连肉体的生存也因核武库遍布全球而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福斯特有关所谓“逻辑”的深深忧虑完全是有根据的。“逻辑”像阿诺德的“必然性”和韦伯的“铁笼”说一样，有着相当大的负面性。如果说阿诺德和韦伯是一个有欠缺的文明所产生的理论上的批判者，那么福斯特就是这个文明所产生的叙事艺术上的批判者。他们的批判对于这个文明的运转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只有在这个文明的“逻辑”或“必然性”已经在充分发生作用时，他们的批判才是成立的。况且所谓“逻辑”或“必然性”这些字眼本身是中立而非负面的。威尔科克斯们并非绝对不可救药。他们是值得玛格丽特之类人物去与之结合的。从理论上说，结合的果实就是阿诺德意义上的“文化”。“文化”赋予铁的“逻辑”以慈悲、以柔情、以冲动、以憧憬。即使它在时空洪流中的“此时此地”不可企及，福斯特也愿手持长矛，吉诃德般地凶猛冲杀，奋力夺取。
这种态度比之韦伯的“铁笼”说显得更为乐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名著的结尾是以重重疑虑和困惑为特点的：“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是束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因为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30韦伯为现代科技工商文明兴起中新教伦理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对这种文明的前景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但如果说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建构一个旨在最终消灭这种文化的理论体系，他也没有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福斯特那样提出一个旨在消除这种文明弊端的行动哲学。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文明所固有的各种问题（甚至可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韦伯并没有表态。
相比之下，福斯特则采取了一种更积极的立场。不可否认，福斯特的“连接”药方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拟。如果说他表现了任何进步性的话，那也必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上的进步性。然而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历史必然。在此意义上，指控他“美化”了生意人的劳伦斯的不足就显而易见了。劳伦斯除了狂热地鼓吹原始主义、动物主义以外，并没有提出一个比福斯特的行动哲学更富于积极意味的方案。他的代表作《恋爱中的女人》的旨趣至多只能视为维系资本主义文明正常运作的必要的艺术批评。下一章就讨论这种批评的效果。
附注：
1 着重号为劳伦斯所加。见大卫．道林编《小说家论小说》（香港，１９８３），
第１１６页。
2 劳伦斯诗作《皇冠》语，转引自弗．比．皮尼恩《劳伦斯指南》（Bristol ，
１９７８），第７５页。所谓“血性意识”当指与理性或“意识”相对待的生命本
能，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强力意志”则更是尽人皆知的尼采哲学术语了。
3 弗．雷．利维斯，“Ｅ．Ｍ．福斯特”，见马尔科姆．布拉伯里编《福斯特》
(New Jersey，1966)，第４１页。
4 特里林，《福斯特与自由主义的想象力》，见上引布拉伯里，第７７页。
5 见上引布拉伯里，第４１页。
6 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只相信“事实”和“统计数
字”，对人生命中的灵性、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置若罔闻。当然，他是狄更斯笔下一
个有名的漫画化了的人物。
7 E. M. Forster, Howards End (New York, 1985)，第２１页。
8 同上，第１３８页。
9 同上，第137-8页。
10 当然如果揠苗助长，在条件不成熟时就想一举消灭这种不公平，其结果便必然
是灾难。
11 上文提到的利维斯的文章首次发表于１９３８年，１９５２年又收入他的一个
评论集中。特里林的文章发表于１９４３年。见布拉伯里第３５页和７１页。
12 Howards End, 第１８８页。
13 同上，第３５页。
14 同上，第２６６页。
15 《别墅》的评论者多持这种看法。
15 Howards End, 第１３５页。
17 同上，第２４３页。
18 萨维奇，“Ｅ．Ｍ．福斯特”，１９５０，见布拉伯里第６６页。萨维奇称威
尔科克斯为“王子”，是因为在《别墅》第２７章末，巴斯特（而非玛格丽特）有
如下心理活动：“无论如何，威尔科克斯是这个世界的国王”。萨维奇应当注意到
福斯特是用一种近乎嘲讽的口气来描写巴斯特的。另外，如果说巴斯特可以甘认威
尔科克斯为“国王”（因为他们同属于金融工商世界）的话，施莱格尔姐妹则完全
是另外一回事。不用说激进的海伦，就连玛格丽特的“连接”行动在道德上也多少
是居高临下的。因此把“王子”论归因于施莱格尔姐妹显然是不对的。
19 Howards End，第６６－７页。
20 同上，第６７页。
21 同上，第１１８页。
22 法国大革命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固然可歌可泣，但一种少流血的革命也并非不
可能。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可称为理想主义的话，那显然也是一种病态的、疯
狂的、破坏性极强的理想主义，因此希特勒的世界新秩序注定建立不起来。
23 Howards End，第８５页。
24 同上，第２７０页。
25 同上，第２７０页。
26 参布拉伯里，第４１页。
27 E. M. Forster, A Passage to India (New York, 1952)，第３２２页。
28 Howards End，第２６８页。
29 Peter Keating编，《阿诺德散文选》（１９８２），第２１８页。
30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都，１９８６），黄小京等
译，第１７３页。本段引文中的引文在黄译本中未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