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和“恨”都是很自然的人类情感,但是在很久以前,古代哲人就发现“爱”是建设性的,而“恨”是破坏性的,于是创造出系统阐发、宣扬“爱”的文化,竭力压抑“恨”的破坏力。大约2000年以前,孔夫子就提出“仁者爱人”,耶酥基督则慷慨地表示“要爱你的仇敌”, 释迦牟尼心胸更为广大,主张爱及所有生命,不伤蝼蚁,这些古代圣贤的训诫至今是人类文明的基石。
古代是没有所谓“仇恨文化”的,直到一批近代改革家发现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可以用来制造威力巨大的“精神炸药”,“仇恨”才逐渐发展成一种很强势的有理论、有实践的“文化”,使二十世纪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血雨腥风的世纪。
“仇恨文化”在在近现代中国取得了最显赫的成功,于是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传统。这种文化认为,鼓动“仇恨”是推动进步的重要方法,于是“仇恨”的正当性被抬高到近乎神圣的地位,在中国广大国民中有着极深的影响,暗藏着巨大的破坏力。
二十世纪初,革命志士为了推翻清朝,努力鼓动对满族的仇恨,清军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劣迹被反复宣扬,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终推翻了满清。但现代民主制度却并不能通过民族仇恨建立起来,于是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解放战争时期,数百万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在诉苦会中激发出极大的阶级仇恨,这种巨大的力量横扫了国民党军队,摧毁了旧中国。
新中国建立以后,地主、资本家等阶级敌人都已消灭,本来应该收起“仇恨”,努力建设了。毛泽东也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仇恨文化”的巨大成功中形成的传统并不容易摆脱。于是,“反右”开始了,右派成了新的仇恨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仇恨文化”到达了颠峰。昔日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互相揭发、痛下杀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学生殴打虐待老师,武斗中同学以砖块、钢钎互相撕杀,莫名其妙的仇恨充斥着神州大地,成千上万人自杀或被杀,“仇恨文化”的巨大破坏力展现无遗,制造了中华文明历史上一道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兴起意味着中国人终于开始反思“仇恨文化”了,改革开放时期,宣扬“博爱”思想的儒家、佛教、基督教等都有复兴趋势,表现了文化的自我修复能力。近来一些事件导致“道德崩溃”、“道德滑坡”的议论,对此我并不认同。
我认为,自从2000年前一些大哲建立起基本的道德规范后,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大体是稳定的,在动乱时代会出现短期下降,到社会恢复和平后又可以自我修复,回到正常状态,现代文明出现后还增加了一些积极的自由因素。中国二十世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动乱,道德水平下降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最低点,文革之后社会逐渐恢复和平,道德水平正在逐渐修复的过程中,“道德崩溃”、“道德滑坡”的议论是假定过去曾有美好时代,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近代中国“仇恨文化”的强大传统并不容易消除,仍然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破坏力,其最新最极端的表现就是黑龙江医生被杀事件中的群众态度。当3月23日黑龙江一名患者不满治疗,行凶造成医生一死三伤的惨剧发生后,在某门户网站的阅读心情调查中,6000多人中竟有65%表示“高兴”。在媒体震惊之余的第二轮调查中,10000多人中,竟然又是77%对“高兴”表示支持理解。如果这么多人对救死扶伤的医生尚且如此仇视,对其他行业、其他人又会如何呢?
互联网很了不起,以往沉默的大多数终于发出声音了,这是好事,让我们有机会更清楚地认识真实的中国。在大多数国家,“仇恨”都被当作一种黑暗负面的情绪,是见不得人、难登大雅之堂的,惟独在中国,宣扬“仇恨”正大光明。美国有个大学女孩,因为不满中国留学生在图书馆打手机,制作了一个讽刺亚裔的视频放到网上,这最多只算有些歧视,还远未到“仇恨”,结果遭到绝大多数人的严厉批评,最后在学校呆不下去,只好退学。而在香港、大陆的骂战当中,不少名人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鼓动族群敌意的态度,却赢得非常广大的群众支持,可见“仇恨文化”在中国确实特别根深叶茂。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媒体人认为:如果发现某些不合理甚至丑恶的现象,发表煽动性的报道,激起广大群众对这些现象的强烈仇恨,是消灭这些丑恶现象的最好方法。对此我不敢苟同,当年鼓动反满民族仇恨,虽然能够推翻满清,但并未给中国带来光明;激发阶级仇恨,虽然能够消灭地主、资本家,但也未带来共同富裕的人间天堂。在今天的医患矛盾中,激发起患者对医生的仇恨,难道要消灭医生吗?对医生的仇恨能够促使医生提高医疗水平和医疗态度吗?
从一个医生的论坛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些医生对此事的反应:“这辈子有机会的话不想做医生了,孩子也不会让他做医生。”“很堵,心中堵得慌!谁来做医生?谁来守护健康?”“看了之后,除了寒心还是寒心!我们得不到安全的工作环境怎么能提工作呢?”“现在的社会变态了!社会不支持我们,只能医生自己学习保护自己!媒体报纸电视无一不在贬低嘲笑医疗这个行业”。“让他们高兴吧,让他们杀吧,当世界上没有医生的时候,让这群文盲、法盲自生自灭吧!”
发表情绪性的报道煽动群众仇恨,绝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好方法。世界并不完美,也永远不会完美。发现了一个问题,通过深入的分析调查,把问题的前因后果尽量搞清楚,然后发表理性公正报道,对解决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而简单甚至偏颇的发表煽动仇恨的报道,不但未必有积极的帮助,甚至可能使事情更糟。就我个人的体验,虽然医院和医生的服务态度和水平未必令人满意,但大都能基本履行职责,公务员、教师、企业、农民等各个行业也差不多,这是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现阶段发展水平决定的。多数人未必从自身经验中产生对医生的仇视,近两年接连发生杀害医生的惨剧,网络调查竟然有70%的人有仇视医生的情绪,不能不说和媒体的报道有关。
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了解越多,越觉得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很有说服力:方法和目的是统一的,用暴力的方法去达到高尚的目的是不可取的,甚至方法的暴力很可能导致与高尚目的相反的结果。暴力并不单指行为的暴力,语言的暴力和情绪的暴力都包含有很大的破坏力,事实上语言和情绪的暴力通常是行为暴力的先导。
中国走过血腥暴烈的二十世纪,走入和平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也处在利益分化的危险阶段,如果如果任由“仇恨文化”卷土重来,很可能导致撕裂社会的内乱,这样民族复兴也可能夭折。
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体直接面对亿万群众,影响力巨大,相应的责任也大,在追求收视率、点击率、回报率之余,媒体也应该意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