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下午，政协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其中有两点我觉得不太妥当。一是他在讲反腐具体措施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很任性”;二是用了“铁帽子王”。

和网上对此一致赞扬的态度恰恰相反，我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在这种严肃的场合，使用这种意思难以界定的词，是不妥当的。中央对高层人物的处置是非常谨慎的，时机成熟才会处理，怎么能说是“任性”呢?就像令计划当初来到“政协”，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调虎离山，都是有计划有布局的。

“铁帽子王”，据说是中央领导在某次会议上也用了这个词。我认为作为公开的严肃会议的发言人，不应该滥用这些词汇。你有中央领导那么强的语言把握能力吗?你是在内部的会议上吗?现在中国有个不好的风气，盲目模仿、应用领导讲过的口语或俗语。应该说，领导人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另外，他能够在不同场合运用这些词，并让这些词产生不同的作用。下面的人未必有这个把握能力，没这个授权就不应该简单模仿。我相信领导也未必希望他的口语成为普遍模仿的语言，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领导用过的语言满天飞，这是不正常的，也不应该。这破坏了中国语言的规范性、典雅性、丰富性。比如领导用“美丽中国”，现在好了，“最美的医生”，“最美的警察”……难道中国形容不同人的杰出表现和品德就只有这一个词吗?

现在有些媒体片面运用网络语言，有时相当随意。网络语言变化多，有些甚至没有确切的意思。作为网络用语是可以的，但作为主流语言，比如政府文件、正规媒体，大学教授或社会名流就不能随便滥用，偶尔用，也要把握分寸。有些人非常警惕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蚀，但其实我们自己在语言使用方面的粗俗化、粗鄙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还有一些娱乐记者也在滥用词汇。比如报道明星结婚，称为“大婚”，“大婚”通常用于帝王的结婚。还有“御用”，本来指皇帝用的，也被滥用，甚至用于政治人物身上。比如习近平的翻译，叫“御用”翻译。还有“国母”等等。中国领导的夫人，称“第一夫人”，也就算了，称“国母”，难道还有“国父”吗?

这两天我每天都接待十多家媒体。网友反馈中有两点我需要说明一下。一是有网友说我对受访的媒体不加选择。我觉得媒体的立场不代表我的立场，只要是合法媒体，都可以采访我，只要它们如实反映我的观点，我没有义务为媒体的立场负责。同样，规范的媒体也没有必要为它采访的人物的立场负责。有网友觉得我的采访放在什么媒体上，就好像我赞同这个媒体的立场一样，这是错误的。第二，有些人讽刺说，你怎么不务正业，对那么多媒体说这么多话干嘛?我一直说，在“两会”期间，我是公共产品。“两会”的委员，都不是专职的，其余的时间，你让我离开本职做这个，我是做不了的。因此我一直呼吁要有专职委员。所以在“两会”期间，我觉得应该尽职地、甚至不做平时的工作，完全投入到“两会”中来。

现在“政协”恢复了“双周座谈会”，去年已经开过一些了。但有人还不知道怎么才能去参加这个座谈会。有人问过我，你怎么不去参加“双周座谈会”? 我说我没有接到邀请怎么去啊?今年发了“双周座谈会”一年的议题，并且还在征求其它的议题，让我们把想参加的议题报上去，但有个条件，对想参加的议题，必须要先期做调查研究，需要把想表达的观点告知联系人，由他们汇总以后，决定邀请谁。双周座谈会每次我估计也就20多人，人少，讨论才能充分。

政治协商，并不是只有政党、政治制度才是政治协商，比如预算之类的，也是政治协商，国家日常行政管理，都是政治协商的范畴。我们希望讨论更大的议题，更接近核心政治范畴的事情，当然也不排除对具体的、技术层面的事情在行政、权力、政治层面进行协商。

今年已经拟定的“双周座谈会”的议题大小都有。比如高校怎么实行自主办学?这是个政治协商范畴的议题。高校自主办校的机制，比如党怎么领导啊，上级部门怎么指导啊，够得上协商的议题。我也看到还有“西北地区病虫害的防治”的议题，开始我觉得这个题目是不是太小了，后来我想了想，明白了现在有的事往往是该管的部门不管，不该管的什么部门都来管。既然涉及到西北农业，显然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协调问题，如果协商，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协商，而不是病虫害有几种，应该怎么防治等学术层面。

(本文经过电话采访，由葛剑雄先生口述，薛莉整理。葛剑雄先生微博：http://t.sina.com.cn/gejianxiong 。葛剑雄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20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