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举世瞩目，因为它改写了近现代人类历史通向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在规模和时间上其它国家现代化模式都是无可与其相比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成本与代价也巨大，那么谁是中国崛起的最大赢家？谁又是中国崛起成本与代价的承担者呢？中国如何才能降低崛起的成本和代价呢？
近现代出现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基本上属于内生增长模式，而中国属于外生增长模式，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发展和增长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分工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增加利润，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们超越国界，对全球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研发，营销在欧美，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生产加工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在中国。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其次，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其三，资本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其四，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3万亿美元。其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其六，大量跨国公司的迁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无疑，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问题，成就巨大，但是代价也巨大。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不是通过自身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如果离开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市场，那么中国的制造会是怎样的状况呢？事实上中国制造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和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属于廉价的代工和加工生产基地，这种依附性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缺乏自身独立性与对外部影响的抵抗力。其次，中国制造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汗水基础上的，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是欧美跨国公司。其三，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有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四，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目前中国商品贸易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85%由外资完成，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产品最终市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制造的目的只是代为加工，然后出口。所以导致中国只生产，不消费，只出口，不进口的状况。其五，中国制造导致能源巨大消耗和环境污染，因为跨国公司把那些不能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再销往本土和世界其它国家。总的来讲，中国制造受制于全球分工体系，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制造基本上基于外需而不是内需，中国制造实际是为美国和西方跨国公司打工，其状况是，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西方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也是最大的赢家，它们把资本和技术转移到中国，把生产和加工放到中国，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而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
增长是繁荣的基础，没有增长的繁荣与没有繁荣的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无增长的繁荣，因为其繁荣建立在债务而不是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债务拉动内需，所以其繁荣是一种非理性繁荣，由此导致目前的债务危机。与此相对，中国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无繁荣的增长，因为其增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以至于压抑了中国内需的释放，无法进到繁荣。经济增长是社会繁荣与富裕的基础，但是经济增长是有代价和成本的，如果代价与成本过大，那么经济增长也就不可能带动社会的繁荣与富裕，相反是社会的不满与经济增长自身的不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代价和成本归纳起来讲，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不是内生的，主要受制于全球分工和欧美跨国公司，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缺乏独立性和抵抗力。二是出口导向模式限制了中国自身内部经济循环系统的形成。三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增长自然限制了劳动力工资增长的空间，进而压制中国内需的释放。四是能源消耗与环境破坏使中国自身生存环境面临危机。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由少数人享有，但是代价和成本却由多数人承担，由此导致社会的不满和矛盾的加剧，而正是这一矛盾和冲突引发了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开始，并决定了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