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无非有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在高层的控制下逐渐改良而成，另一种是在危机政治下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而一挥而就。政府显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种局面的产生。特别是，局面失控后产生的民主社会不但质量往往不高，而且广大百姓很可能会在失控局面中蒙受很大损失。如何走改良型的道路因此就成了关键。党内民主还是从其他方式入手？基层民主开始还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从实质民主开始还是从选举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入手？这里面大有学问。

一般来讲，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比较稳妥，但是却有着以下三个弊端：一、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更容易强化社会中原有的对发展民主和现代公民社会不利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从而对长期的民主发展不利；二、在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发展到一定政府级别后(比如到地委、省一级)，地方政治势力就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政府，乃至导致国家的崩溃甚至分裂；三、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会因为速度太慢而赶不上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发展，从而让百姓觉得是在作秀而失望。中国的实质民主在近年来有着飞快的发展，地方官员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约束而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发展起来的许多实质民主手段(如上访、散步、网络政治参与等等)，因为得不到程序的约束而有着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并且很难被制度化，长此以往只会加大政府的执政压力，并大大增加改良型民主转型成功的难度。

较为可行的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

我们要搞民主，但是必须反对泛民主。民主政治十分适合于领导人的产生和对于某些议题的决定，但它并不是万能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目前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加州政治在共和党的主导下形成对民主的长期滥用。加州政府喜欢搞全民投票，而加州百姓对于政府增加各类福利的提案全都拥护而对增加税收的提案则进行否决。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在加州经济尚好的时候并不凸显，因为政府能把税收目标锁定在企业的利润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上，但是在目前的美国经济下，加州政府就走投无路了。

一般来说，较为可行的制度不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比如，在处理大量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涉及某些群体利益时，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就是一个方法，这就是利益集团制。在一些靠国家力量很难搞好的领域，政府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一些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这就是类市场制。在某些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并且这些知识能为大众公认时(如医疗卫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抽签制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证，利益集团代表的产生必须在有关群体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抽签的过程必须透明。与民主选举一样，这些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而百姓对于这些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整个体制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熟的民主体制是以上制度权威性得以确立的最大保障。

民主转型不见得一定会成功，不成功的民主转型还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前许多欧洲民主国家崩溃并走向法西斯道路，拉丁美洲国家二百多年来在独裁、低效民主和军事政变之间反复拉锯；东欧的民主转型仅仅在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少数几个国家有着显著的成功，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引发了国家分裂和种族清洗；在西方国家晚期的民主转型当中，西班牙不但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引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成败教训都值得仔细研究。

既要弹压极端势力更要树立社会共识

民主政治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法治，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但是俞可平所提倡的渐进性民主转型的成败关键，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家的素质。在民主转型时期，一个国家往往会为社会共识缺乏、社会矛盾尖锐、民粹主义流行、知识分子天真等等问题所累。于是乎，激进人士认为政府的改革太慢并天真地认为自己掌握着一个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而保守人士则责怪政府走过了头。在这种场合下，化解社会矛盾，树立社会共识以推进渐进民主转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依赖于转型时期政治家的智慧。转型时期政治家不但要有坚韧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还要有坚决弹压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他们在主要政策面上还必须让人民看到希望以树立社会特别是精英层面上的共识。

从这一点上来说，研究邓小平思想和政治谋略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改革初期的邓小平在运用“真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后，掉头就制止了随之而风靡的理论务虚浪潮，并提出了“不争论”的观点。邓小平的这一做法很为当时的世人所不解。其实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避免了精英层面的思想在改革尚未开始就形成公开分裂，并使得没有人能在改革初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从而避免了反改革力量的集聚，使人们的观念和利益能随着社会变化而同步发展。邓小平的“摸石子过河”观点使我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乌托邦思想、教条主义和各类“工程”思想的束缚(所谓的“工程”思想这儿指的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类比为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下，不同层面上的改革就成了不同的“系统工程”，改革导致的后果经常会在利益驱动和社会结构的交错下而与“设计者”的初始想象南辕北辙。我国规模巨大的改革因此能像一条小船，不断根据情况而调整方向。邓小平在坚持开放中对极端势力的弹压则更为经典。改革初始，他一方面弹压党内极左势力和取消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关闭了“西单民主墙”，与此同时他逐渐放开言路，扩大改革，使人民感到了希望。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南方谈话力挽狂澜，从而奠定了中国目前的繁荣，则是他最后的佳作。邓小平能在十分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他的谋略来孤立极端势力，安抚保守势力，并将人心所向的改革推向前方，从而赢得甚至是他的反对者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