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是右派在朝，左派在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当家，再不能甘言饴人，左派也会变右派

德国议会里的党派席位，还是按照法国革命的做法：左派在左，右派在右，极左、极右排在最远两翼。有中国学者问：发言时间有长短规定吗？答曰：按席位多少确定长短，大党长篇大论，小党三言两语。

德国目前是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绿党联合执政。但是总理施罗德已经认识到危机所在，正顶着骂名，力推减税、减福利的改革。社民党一旦向右转，绿党跟着就向中间移动，从左翼变成了中间派。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为中右，目前是在野党，看着在朝两党都在向中右立场靠拢，他们的在野心态自然很放松。一位联邦议员在菩提树大街与我们共进早餐，另一张餐桌上就是社民党和绿党的女议员，两拨人不打招呼。女议员离开后，基民盟议员一摊双手，故作“愁容”状：“德国议会里快没有左派了，为维持平衡，我们是否要在绿党旁边再扶持一个左派政党呢？”有同行者激赏此语，回来写长达万言的调研报告，专谈政党平衡之必要。我也持这样的观点：最好是右派在朝，左派在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当家，再不能甘言饴人，左派也会变右派。

不过，只要有知识分子在，左派不会灭。尤其是搞文科的，反正不当家，乐得做左派。列宁痛恨农民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留一名言，换到这里其实更好：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温床，他们的社会主义倾向是每日每时自发地产生的。我离开德国后，去另外几个西欧国家，外国教授是这样，中国文人也这样。在欧洲见到十五年前生离死别的朋友，讲到中国，记忆犹在，还知道头疼脑热，有共同语言，就不能说欧美当地，一说当地社会，立马左转，记忆中的文革、改革，立刻易之以工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这就把我弄糊涂了，这都是欧美左翼政党，虽从第二国际来，与第三国际有过分裂，但认祖归宗，不都与害苦中国的左翼属同一家族，是姑表亲吗？《红灯记》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李铁梅都明白这个道理，怎么他们就不明白呢？外国文人由着左性子闹，哪怕是胡说，且有宪政平台在那里挡着呢，尚不至成大害。弄不懂的是中国文人，在中国问题上反左，在欧美问题上为何就那么亲左？于是只能同情地理解：大概是移民处境使然，再加左根未断？倒是在巴黎远郊一个小农场，见到一对中国夫妇，同样是移民，但因为是自己雇用自己，不指望“福利”，却关心“减税”，反而看得明白。主妇毕业于大陆本科，改行务农了，自然就如劳动人民憨直可爱。我问她如何看待西方左右两党，答曰：“左派是分钱的，右派是攒钱的。右派攒多了，大家就选左派，赶紧来分钱；家底分完了，就选右派，赶紧攒钱呐！”

我后来听各种肤色的文人谈，白的，黑的，还有黄的，皆不如这位农妇快人快语，一语破的。左派擅长亲民话语，如此素朴之劳动者语，能不能化为理论符号，进入他们的“discourse”呢？

社会主义“话语”是在法国革命后期出现的，其精确表述是：“From society to society”(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很像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什么东西，能从社会中来再到社会中去？——只能是高悬在社会之上的国家。国家出场，方能从社会吸取，向社会分配，这是一个后来能“看得见的手”，而且会越长越大，直至“巨无霸”。而在英国，亚当·斯密提出另一个“看不见的手”，把社会公益视为市场经济的最终结果，就在社会内部完成，不指望上面那一个“看得见的手”。你赞成哪一个手？

凡是举起左手的知识分子，他的右手总会留着去迎接“国家”，尽管可能不自觉。而今天的德国困境证明，让这样一个“看得见的手”“From society to society”，是造成无数看得见的小手：每一个人把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更大范围鼓吹、实践的结果，是地球的西面出现福利国家，包揽社会；地球的东面出现全能国家，铲除社会；合东西两面而观之，事与愿违，就不是个东西了：“社会主义反社会”。

1972年，毛泽东曾对代表美国右翼的尼克松说：我投你共和党一票，不投民主党；1974年又对施密特说：我喜欢基民盟，不喜欢你那个社民党！真能到这个份上，也就看穿了自家阵营的五脏六腑。他的话比我们今天CCTV的“实话实说”还要实在。(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