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三月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著文揭露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学术“抄袭”以来，质疑者和挺汪者就展开了激烈交锋。就在此事日渐冷却之际，《中国青年报》于七月七日刊发一封六十多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要求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短短两天之后，来自海内外的九十多名学者也联署发表一封致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两份针锋相对的公开信犹如两个重磅炸弹，令此事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海外关注而“走向世界”。与此同时，某校在读博士研究生Isaiah(网名)发文指出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也嫌疑“抄袭”，立即引发媒体争相报道，将此事掀到高潮。

学术抄袭事关学者声誉，理应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对待，绝不能掺杂个人好恶等因素，不然，不仅会侵犯被指称者的权利，也会损害学术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批评问题上，大众传媒的介入一定要慎之又慎。但在“新左派领袖”汪晖“抄袭案”爆出后，有人就指出“在汪晖被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穷追猛打之际，甚至被60多名国内学者联名要求清华大学调查，不禁引发‘派系之争’的联想”(徐开彬)。于是，“国内自由派的一员干将，在国内‘自由派’媒体如南方报系里人脉甚广”的朱学勤爆出“抄袭案”后，很多人在观望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如何反应。不少人认为，南方报系如果真是心无私念，就应该像追打汪晖一样来追责朱学勤，而不应该持“双重标准”，如《原道》主编陈明就认为“朱的程度比汪更深，值得南方报系拿出更大的篇幅对待处理。”

从汪、朱两案目前发展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掺杂了太多的派系斗争。学术上有派别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以非学术的手段进行派系斗争。当前中国学派不盛但帮派林立是学界现实，其中虽然有学术体制不支持学派行为等深层原因，但学者们自觉不自觉的政治化误读和帮派化运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学派的帮派化运作是‘以学术的名义’护卫集团利益。那么，对学派的政治化误读则‘以革命的名义’打压学术异己”(谭学纯)。问题是，学术的内在发展必然会产生学派，如果说学派是在一定条件下结成的学术伙伴关系，那么这种学术伙伴关系是学术至上还是利益至上?在学术和利益之间，学者们怎样寻找平衡的支点?答案虽然很明确，可现实状况令人悲观，今天中国的学者并没有找到这个“平衡的支点”，这已被汪、朱两案充分证明。

有生命力的学派，除了要有立场信念，还必须要有责任担当。先秦之所以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就因为先秦诸子都是为克乱求治、济世救民而积极探索“治道”。唯如此，才个个宽宏庞大、气度不凡。就拿当时儒、墨两大“显学”而言，虽然互相批评竞争激烈，但对竞争对手都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孔子倡导“和而不同”，世所周知。孔子思想的反对者墨子因称赞孔子而引来弟子“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之疑问，墨子坦然答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真正体现了今人所谓的“学派应有的气度是坦然面对‘他者’审视的目光”。孔墨风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流韵不绝，著名者如庄子和惠施之争，有“运斤如风”为证;朱熹和陆九渊鹅湖之会上“朱陆之辩”，更是千古传诵;时至民国时期，学术大师章太炎有感慨曰：“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这是事同一例的。”章氏在言语中对其最大的思想论敌梁启超的尊重和怀念表露无遗。从孔墨、庄惠、朱陆直至章梁，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所展现的气派和风度，难道不值得当今中国的学者们深思和效仿吗?

希望今后走向世界的是中国学术，而不是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