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以来的这个二百年，人类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成员，他们从“解释过去”变为“预言未来”，再变为“能动”：头朝下，造出一个世界来。真不知是福，是祸，还是“惑”？

这里并不是反对启蒙理性，而是想反思启蒙的另一面：人的理性有限，以有限追无限，殆乎？

严复说：百年中国受祸于好人者多，受祸于坏人者少。这句话触目惊心，但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坏人为祸，一私欲耳，了不起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一命呜呼。而好人犯错误，不巧手里又还有权，他是要发动社会改造的，那就要闯出滔天大祸。从18世纪启蒙理性发动，二百年英雄辈出。但问题出在哪里？

黑格尔有言：密涅兹的猫头鹰总是在暮色来临时才张开翅膀。他总结的是以往人文知识活动，都是“解释性”体系：某一段历史行程将近走完，智者的理论总结才开始出现。黑格尔不敢设想人文知识还能“预言”，更不敢设想根据“预言”，还有“能动性”：头朝下，造出一个世界来。这就为他的学生马克思诟病：以往的哲学都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却是要改造世界！黑格尔没有看到，有一群公共性知识分子要诞生了，从巴贝夫到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要出现，人类从此有了“预言性理论体系”。猫头鹰的翅膀要在拂晓时分张开了！

知识获得“预言”性格，最多是灾祸的预兆，尚不是灾祸本身。马、恩总结其理论贡献，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预言 ”发展到科学。因为他们毕竟是“富革命”理论：某一生产关系蕴含的生产力在释放完毕之前，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最为成熟的西欧各国。他们是在“预言”，但还没有“能动”，而且反对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观念从外部灌输进历史。

马克思毕竟是唯物主义者，认为经济领域里的技术性变革比理论的能动性更有意义。比如他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还要危险的革命家，要耐心等待蒸汽机开过来。但是孰知世间还有比蒸汽机跑得更快的，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蒸汽机是在地面跑，思想却可以跨越国境飞翔，因为脱离万有引力，就比蒸汽机跑得更快。

“预言性理论”飞向东方，到了俄国人那里，经济条件落后多了，思想却一变而为“能动性理论”：先革命，再创造出能够发生这场革命的历史条件。最厉害的是这句话；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只能依靠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于是就有了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那句著名台词：先把政权夺过来，交到没有准备的工农兵苏维埃手里，然后再问它怎么办！

从俄国到中国，地理上更为东方，经济上更为古代，但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可以比蒸汽机跑得更快。这一次连俄国式的准现代产业也没有，却不妨碍知识分子向更后面的一个阶级——农民兄弟灌输社会主义观念，“富革命”变为“穷革命”，而且越穷越革命，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饿死成千上万人。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为穷人主义”，相比穷人自发产生的“穷人主义”——“小生产者每天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自发性”，哪一个危害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祸端就是这样发生的。

工人、商人、农人芸芸众生，生活于经验世界，天然疏离观念活动，最多产生工联主义、投机倒把或者三十亩地一头牛，虽庸俗而危害有限。怕就怕人文知识分子为教士后裔，天然具有救赎冲动。启蒙理性推倒神，又允诺哲学家可以代替神，既然能完美解释过去，为什么不能预言未来？

于是从“解释”一变为“预言”，再变为“能动”，宗教救赎从彼岸走到了此岸，化成了世俗形式。从此就不是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而是“能动”者所言：理论常青，生活之树是暧昧的，即使有颜色，也要从外部灌输进去，把它弄成另一种颜色！法国革命以来的这个二百年，人类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成员，他们的观念传播早在爱因斯坦之前就获得了“光速”，真不知是福，是祸，还是“惑”？

我这里并不是反对启蒙理性，而是想反思启蒙的另一面：人的理性有限，以有限追无限，殆乎？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有此自觉，或能想通我们这个世纪的左祸根源。它可能是从法国启蒙运动起源，又经过好几个外国，其间总是错过有效梳理，混混沌沌，才流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站。算起来该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吧？恰好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救赎性格同步——很可能就藏在你我内心深处。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刊发于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