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0 次 更新时间:2012-03-23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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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  

一、学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我是1944 年初参加工作,从农村游击区来的一位不满18 岁的青年,当时目的是为了抗日,不当亡国奴。对什么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认为参加八路就是共产党。以后行军打仗,没有学习过理论。1951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过本科、马研班的三年研究生学习,亲耳聆听苏联专家讲课,可谓参与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毕业后又留校当教员,给本科、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经典著作选读。1992 年离休,至今——— 一生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恍惚大悟,过去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竟是斯大林版本,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实践,使我认识到,只有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只有将二者区分开,才能表明失败的是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经过回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使我豁然开朗,只有认清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出斯大林失败的真正原因,才能悟出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根源。

从历史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受1917 年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非常憧憬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实现,非常渺茫。再加上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少,1919年才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8年才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即便是很少的马克思著作,在白色恐怖下,也是禁书,只有很少数人才能看到。后来在敌后游击区,也看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刚解放时,在书店、火车上卖的是苏联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也没有马克思的著作。

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聘请了99 名苏联专家讲课,教育部让全国各大学派教师到人大进修,复旦大学在派的教师中有蒋学模、苏绍智等人,到北京后出了笑话,他们去新华书店买《马克思主义》一书,书店说没有,可见,即便解放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也非常陌生。

解放后,大学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专家传授的斯大林版本,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变成斯大林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把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凡与此不一致的一律称为修正主义。至于这些理论有没有问题,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斯大林的理论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创建的社会制度就成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斯大林理论笼罩下,凡与其观点不一致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不让看、也不让讲。中国在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不选恩格斯于1895 年8 月,为马克思《1848 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此文是恩格斯在逝世前写的一篇长文,也可算是政治遗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与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相悖,就被封锁———不入《选集》,不让国人知道。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斯大林的学说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当斯大林的理论把中国引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人们还认为问题不在斯大林的理论,而在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因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表明: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错,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还要回到斯大林的模式。(中国《宪法》第6 条,就是这样的逻辑);另一方面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行改革,就不会被人指责为修正主义。

在传统意识形态统治下,对斯大林的评价只能“三七”开,不能越过雷池一步。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虽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但他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自由人联合体。他有许多理论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有的自相矛盾,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全民所有制就是一个非科学概念,它排斥了马克思所讲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其内涵和外延谁也说不清,我国《宪法》第7 条,不得不把它定位为“国有经济”。

他的公有制理论导致我国:两种公有体制化、二元结构制度化、二等公民政策化,城乡不平等、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夺农业,把农民害苦了,使“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了。他一方面否认价值规律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又承认价值规律有调节作用。他说如果棉花定价太低,“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没有棉花”,是自相矛盾。(《斯大林文集》1 980 年版,第554 页)他把主观上的计划说成是客观规律,集中力量搞军工、航天,“有计划地”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平衡,使民用生活品匮乏。他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特征,是一个伪命题。首先,这三者只是从表面上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并非本质不同;其次,三大特征是斯大林选择达到社会主义目的一种手段,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最后,手段可选择,本质是不能变,如果将手段当作本质,就本末倒置。在政治思想上高度控制,实行独裁统治。斯大林创建的这一社会制度,由于实行政治、经济、思想高度垄断,人民不能制约共产党,党的组织不能制约党的领袖,使这一社会制度经过70 多年走向灭亡。

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内容都是后人把斯大林的理论进行归纳,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的是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并没有对科学社会主义下定义。对未来社会基本制度经典作家也没有设想。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页,第628~629 页)他又说:我们对于未来社会制度,“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说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同上,第4 卷,第676 页)类似这种观点,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在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里,完全没有这些论述。

斯大林的理论在我国影响可谓根深蒂固,目前大学政治理论课,甚至中学的政治课本,还在灌输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理论上的是非,有些人还是以斯大林的理论来进行判断,在一些工作上还用斯大林的理论做指导,可见积弊之深。

中国共产党与斯大林的关系可谓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成立的,是远东的一个支部。其关系:第三国际对中共是“家长制”领导,联共(布)对中共是“父子党”关系(毛泽东语)。派来顾问大权在握,重大的问题要由斯大林决定。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有了军队和政权,按照苏联的建制,把军队叫做红军,把政权叫做苏维埃,王明曾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布尔塞维克化”。到了抗战后期,有人写信还用“此致‘布礼’”。当时不解其意,后来才悟到,是致“布尔塞维克”之礼。解放后“一边倒”,以苏为师,国内“全盘苏化”连男人穿的服装都叫“列宁服”、女人穿的连衣裙叫“布拉吉”。丢弃新民主主义,将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引进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听从斯大林的指挥棒。为了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毛泽东号召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边读边议,笔记就有三大本。

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也想突破斯大林的模式,建立人民公社,搞文化大革命。但因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公社是以斯大林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理论依据,文化大革命是借助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仍然没有跳出斯大林这一如来佛的手心。

二、重新认识早期、晚期马克思主义

在斯大林理论主导下,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论述的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之路,但不知对这条道路,马克思曾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警世名言:“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见《全集》1 9 卷,430 页)在《宣言》时隔8 年的两个《序言》中,他们一再谆谆告诫人们,西欧以外的国家不要走西欧之路。可是斯大林把这条路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之路,其他之路则一律称为修正主义。

当看到马、恩选集中不准入选的恩格斯《导言》后,才知道我们学习的斯大林版本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早已放弃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更不知道还有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马克思恩格全集》第22 卷,第695 页)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同上,第597页) 在蒸汽机基础上的生产力社会化水平不高,对工人剥削残酷,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阶级斗争尖锐,“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队伍”还没有形成,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1 972 年版,第299页)在当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592 页)这是恩格斯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过了近半个多世纪,产生晚期马克思主义。电气化引起了资本主义一次经济革命,恩格斯指出:“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 年起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598 页)电气化的出现,使生产力社会化空前发展,阶级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恩格斯说:这时工人阶级已经“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同上,第598 页)“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使欧洲的普选如火如荼展开。恩格斯于1895 年1 月16 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今天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可能面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选举。而在意大利是最严重的危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举改革。”过了3 天,即1 月19 日他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们的五十个法国社会主义者议员是走运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推翻了三届内阁和一位总统。”(同上,第608 页)德国社会党所得选票在当时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它的选票增长,“是自然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不可抑制的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609 页)“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同上,第603 页)他又说:“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同上,第601页)他还明确指出:德国工人“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同上,601 页)德国党“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同上,第602 页)他感慨地说:“我们采取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同上,第61 0 页)

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军队的变化、阶级力量对比等,他得出结论:“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1848 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 页)由此放弃暴力革命,并劝诫人们不要上诱惑武装起义人的当,应利用宪政,采取议会斗争,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在电气化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是晚期马克思主义,使党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放弃暴力革命,利用宪政,合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继马克思提出用股份制的“私人资本自行扬弃”,代替“消灭私有制”之后,恩格斯又提出无产阶级通过普选掌握国家政权。一个属于经济基础,一个属于上层建筑,二者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图。可见恩格斯对后期马克思主义论证的多么充分对,而在斯大林版本里不仅没有,还作为批判对象。

三、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

我们受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影响,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衰朽力量的强烈的反抗。”因而不会出现“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选集》下,第543、542 页)斯大林这个观点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错误的:一是漠视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二是为暴力革命提供理论依据;三是政权是万能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股份制的出现,使“私人资本自行扬弃”。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开辟的道路。

以斯大林阶级斗争学说看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前途非常渺茫,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世界,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涌现,前途非常光明。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新社会的经济萌芽正在茁壮成长,如王震指出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已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见《炎黄春秋》2008 年第3 期)北欧一些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全面覆盖,都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照样发挥作用,是任何社会力量是阻止不了的。

信息时代的到来,促进全球一体化,已显示走向世界大同的曙光。

第一,信息化的发展,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使人类适应自然界的能力大大加强。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大增加,人们进入全面自由发展的时代。

第二,信息化促进全球一体化。它打破了国界、洲界、民族的分割,使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信息一体化、技术一体化、语言一体化,逐步走向世界大同。

第三,信息化促进股份制大发展,使企业社会化。股份制的基本特征,使私人企业社会化,促进了“社会所有制”的发展。

第四,知识经济时代所提供的巨量社会财富,可初步实行按需分配。目前北欧一些国家所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福利覆盖,就是一种按人们生理、生活需要的分配。因为依据科学的要求,人们所需生活物资是有限的,容易实现按需分配。当社会所有的人,一生都有了社会保障,无有后顾之忧时,就可排除人们对财产占有的贪婪欲望。

第五,信息化的发展,引起人类质的变化。信息化不仅对客体发挥作用,还对主体发挥作用,使人脑发生质变,人们要适应信息化的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还促使国有“资本自行扬弃”实行股份制。撒切尔夫人对国企改革不是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不是私有化,而是股份化,因股份制优于国有制。撒切尔夫人这一改革,使英国股民从300 万增长到1000 万。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是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人们生活水平虽有差距但普遍提高;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减,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覆盖,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四是这些富人看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不分贫富,拥有亿万财富也在劫难逃。在这种形势下,亿万富翁留给自己子女的不是财产,而是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财富,出现了公益事业的价值观。

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孕育新社会因素,他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马恩选集》第3 卷1 995 年第2 版,第60 页)可是斯大林完全违背了马克思这一预见:一是他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任何社会主义经济萌芽”;二是他不去解放这些新社会因素,使其发扬光大,而强制推行自己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斯大林的唯意志论代替唯物论,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马克思因受历史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在信息化时代,新社会因素的出现不同于他的预见:一是它们不是在资产阶级“正在崩溃”时,而是在正常生存情况之下出现的;二是目前社会主义因素已不是“孕育”,而是已经“生产”;三是目前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是靠工人阶级去“解放”,而是“自然生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丰富和发展。当然,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成长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过长期量变才会出现质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要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作用,协调阶级斗争学说,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早日实现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话:“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 年版,第1 75 页)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些新社会因素,表明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主义社会。在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里,看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

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灵活、务实、与时俱进、丰富多彩、博大深邃的宝库,不像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单调、机械、死板、停滞、色厉内荏、一言堂的说教。这也算是我这一代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回忆和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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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2年01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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