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今日中国商业利益已经遍布全球，中国与西方世界已经休戚与共，但很多中国人还依然活在170年前孤立排拒的心结与见识中，这听起来荒诞不经但绝非危言耸听。因为躁动的爱国激情，可以把本不值钱的瓷器拍品以天价竞购，“瓷器爱国主义”的篝火烧得神魂颠倒，让老外大喜过望;武术电影更是把虚构的英雄故事讲成了真实的历史，不少国人都相信神功盖世的霍元甲黄飞鸿叶问等前辈曾用南拳北腿横扫不可一世的外国武士;《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一时喧嚣，这些沸腾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起点无不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毫不夸张的讲，170年前的这场战争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心态在今天仍旧是一触即发的火山。环顾全球，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民族主义燃点很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之一，我们的屈辱心结是不甘人后的。
如果有人胆敢为鸦片战争的侵略者树碑立传，不管是当年还是今朝，国人恐怕要将之鼎烹而食。而在日本，就有一座这样的公园，这样一座纪念碑。这纪念碑是为日本的“鸦片战争”侵略者而立的。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武力要求与清王朝一样闭关锁国的日本打开国门，日本随后签下了同样包括诸如“丧权辱国”的领事裁判权之类的不平等条约。众所周知，这桩屈辱迅即演化为奋起图强的起点，大和民族以谦卑之心拥抱现代文明，化危为机。在腐朽的满清操纵义和拳“扶清灭洋”，用巫术加杂技对付马克沁重机枪妄想杀尽洋人的时候，在日本横须贺市的久里滨，佩里公园落成了。佩里将军当年登陆的地点赫然立起了一座纪念碑。日本维新史上的领袖人物，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镌刻在碑上：“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这是1901年，自那以后，在佩里公园每年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按中国人的逻辑匪夷所思的是侵略者在“黑船祭”中成了英雄，因为他促使古老的日本“开国”，从而融入了现代社会，佩里赫然成为日本国的恩人。即使到了今天，中国学者们在解读日本何以迅速走向自强的原因时依然没有真正的历史感，往往指称日本民族性崇拜强者，是力量崇拜导致它迅速脱亚入欧，这样的表述明显简单化了。从佩里纪念碑这件事情上可以观察出中日两个民族在理解现代文明方面显示出多少深刻的差异。1909年在中国的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杀手安重根刺杀的伊藤博文在日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哪怕他为侵略者树碑立传;而晚清立志改革的皇帝光绪和忍辱负重的洋务大臣李鸿章却都是义和团所代表的大众的敌人，是要杀之而后快的民族叛徒。“黑船祭”表明，日本人明显以一种超越历史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鸦片战争”，它超越了作为失败者视角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站在迎接新文明告别古代史的角度，拥有了新的视点，这是对过去历史一种回望的姿态，显示了日本民族以惊人的理解力完成了对当代世界的准确解读。这是一个飞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不会去计较暂时的得失、沉湎战败的羞辱并在羞辱的烂泥坑中情感泛滥的挣扎。日本的反面正好是中国，中国的精英们一直在羞辱的泥淖中打转、咆哮、互相撕咬，不停的撒谎、梦呓、意淫，自1840年以来以至于今天，似乎都没有彻底走出这个有辱智商的怪圈。其实，这样愚昧的自负与自欺才是我们170年来最大的耻辱，我们甚至不知道怎样解释自己的失败，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
170来年堵在我们心中的鸦片墙让我们畸形变态，时而愚昧滑稽，时而狰狞恐怖，时而可怜可悲。中国近现代以来无论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还是草根大众，在历史观上出现集体迷失，中国170年来对现代文明的排拒、抵抗几度震惊世界。远有1900年的义和团，近有“文化大革命”，包括贯穿当今对9-11事件、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众多国际事件中的心态，中国人始终没有跳出屈辱情节看世界，那种耿耿于怀的心结纠缠不休。应该怎样看待中国近代的失败?能不能如同日本“黑船祭”那样有一种开阔的、阳光的世界观、历史观?!
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遭遇本质上有两个层次：就具体事件而言，是一个虚弱的帝国被列强围殴，被打得很惨，很可悲，帝国的虚荣被无情羞辱，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表面的故事。比这个现象更最要的也是更本质的是，这是一次古代文明同近现代文明的全面碰撞，虽然我们同处在一个蓝天白云之下，在同样一个空间里，但两种不同文明的历史时差决定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冲突。完全可以说，这是现代人对古代人的征服，这样的战斗，其意义远远超过直接的军事结果。失败者不能用以往的战争经验来解释这场新的战斗，不能简单的陷入复仇雪恨的传统故事。战争给古代中国的天空打开了一道现代世界的阳光，耻辱的伤口恰好是新世界生长的起点。如果煽情的悲愤压倒了理性的洞察，我们很难从后一个层次理解近现代史，很难因此获得崛起的力量。如果我们从古今时差，从文明时差的视角去审视我们的近代史，去审视我们被仇恨浇灌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必将会有更丰富的答案。那些条约固然包含了失败者被强加的屈辱，同时也体现了两种文明的差距。已经拥有近现代法治权利和司法体系的欧美人恐怕很难接受残酷野蛮粗糙不堪的大清刑律，治外法权之产生，这难道不是其中一个原因?这样类似因素有多少贯穿在那些条约中?这难道不需要我们的几分冷静?对比近代中日两国历史，我们必须承认，从古代文明往近现代文明演进转型，中国是何等的步履蹒跚，我们的理解力是何等匮乏而排拒心态又何等旺盛。
看看我们的历史起点。官方史学家范文澜称之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是我们近代史的起点人物，即便是被当做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其实十足就是一个古代人，他的视野和智慧更突显中国的原始与落后。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居然深信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双腿无法弯曲，一旦扑到即可任意宰割。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还有更令人捧腹的分析，他轻松的认为中国操控那些夷人是不在话下的，这些以牛羊肉为食的夷人，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必然消化不良，无以为命。既然中国掌握了他们的命根子，岂有不能制服夷人之理?帝国最正直有为的官员尚且如此昏昧，更不用说帝国那些脑满肠肥的昏官和目不识丁的芸芸大众了。林则徐从了解夷人军事情报的角度组织人翻译了有关夷人的资讯，后来还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他的好友魏源，这个线索的确是古老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次尝试，魏源终于弄出一个《海国图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介绍“夷情”，提出了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观察林则徐一生行止，《海国图志》的的世界眼光可以说在他身上毫无反应。给他治过小肠疝气的美国医生想送给这位钦差大臣三件礼物地理书、地图册、地球仪，这不过是一个普通老外的善意，我们的民族英雄竟然要求送礼者打报告，写送礼请愿书!何等不可一世的天朝大臣!彰显居高临下的八面国威!我们有理由深信这不是老林个人私德的问题，一定为了“民族尊严”，彰显中央帝国居高临下的八面国威才如此不近人情倨傲无礼。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清帝国满朝文武大多都会同老林做出差不多的举止来，不过这样的行为，哪有一丁点放眼世界的胸怀，像一个要开启新文明，搞改革开放的人物吗?如果说这些事情是他刚开始接触洋务，觉悟还不高，晚年他的扑腾就更说明问题了。为了两个普通的英国人(一名医生、一名传教士)短期(6个月)租住福州神光寺，老愤青林则徐此时正好养病在家，为此竟然上串下跳，发动士绅，施压官府，上书皇帝，号召组织民团，为了驱赶这两个不期而至的老外直闹得乌烟瘴气。《海国图志》，如果梁启超所言不是过于夸张，日本维新的志士们“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至少不会像在中国无人问津，包括我们所谓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其实也耷拉着眼皮。历史学家蒋廷黻说林则徐“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但又说他其实只是爱惜名誉，他明白问题而不主张改革。依我之见，林则徐还没有这样虚伪，从他走进历史视线的鸦片战争到神光寺事件，他的义愤和昏昧如出一辙，他就是中西文明历史时差的一个最典型的活化石，也因为他代表当时最高的道德和智慧，以民族英雄的身段出现更突出了中华民族的悲剧。
义和团运动是对始于1840年东西方这场文明的冲突最蹩脚的反应，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高潮，慈禧操弄义和拳表明这个统治集团终究无法肩负现代化的使命，在“鸦片战争”半个多世纪后对新世界依然没有基本的理解力，甚至因为贪念腐朽的权柄竟然把抵抗西方的幻想寄托在最落后的巫术迷信上，随之又出卖那些为自己卖命的暴民，这是中国统治集团政治、道德、智商、情商的全面沦丧的标志。
然而近些年以民族主义之美名，为满清统治者站台的言论也公然粉墨登场，居然有人嚣张的蛊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要选择自己在西方殖民者与满清统治者之间的立场，可是问题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我们选择拥抱现代文明就是选择西方殖民吗?日本人推翻阻挡改革的幕府统治集团难道就是叛国?!
鸦片战争以及近代中国同西方的冲突中文明发展层次的差异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东西方文明以地域指称的冲突本质上是古代文明同现代文明的冲突，两种发展层次不同的文明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在利益尖锐矛盾的时候，最终导致军事冲突。因此，东方视角的鸦片战争在西方视角就是“通商战争”。我们的历史成了“教育史”，缺乏历史本身的逻辑和真实的细节，它浇灌的是简单的民族仇恨。
如果过于滥情的从所谓“反帝爱国”的视角去看待鸦片战争，从报仇雪恨的立场富国强兵，我们的世界观就无从超越落后文明自欺欺人的自负，我们就无法从社会发展那个较低的封建农业文明的层次向现代文明奋起直追。我们事实上筑起了一道鸦片墙把我们同现代文明隔离开来。遗憾的是，我们几代人都深陷这个历史观的泥坑中，这里沉淀的矫情、虚妄、昏昧太过厚重，让人叹息。中日两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两个大国，在类似的际遇中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其历史观截然不同，一个后顾，一个前瞻;一个抱残守缺，一个对外开放;一个敌视，一个正视;一个排斥，一个学习;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个却要“脱亚入欧”义无反顾，结果，百年之后，脱亚入欧的日本相反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中学为体的中国，却一度斯文扫地，“中学”倾覆，文化湮灭。
在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物质力量空前壮大的时候，我们与世界文明的接轨并未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还在半途上，支配和驾驭这种力量的民族心智必须阳光亮敞，接纳现代文明的价值标准，走出鸦片墙的桎梏。狭隘的民族主义曾经使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备受挫折，也是今天制约我们融入国际社会，赢得尊重的主要羁绊。
我们依然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