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近代中国的学者群体中，吴宓（雨僧，1894-1978）先生是很特别的一位。他是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终生以维护中国古典传统、对抗各式新文化为己任，即使屡遭挫折，精神理想亦未曾改变，也因此而始终游离于主流思潮之外。1949年以后，他偏居西南一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摧辱，却于文革刚刚结束之际含恨而逝。
近些年，有关吴宓的史料大量整理出版，例如增订版的《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吴宓日记》（三联书店，正编1998，续编2006），新近又出版了《吴宓书信集》（三联书店，2011），其他的研究性著作、回忆文章乃至传说演义尚不在内。这些资料的出版，尤其是日记的披露，让读者有机会接触到这位著名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吴宓的形象也从一个单纯的符号——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而日渐丰富化、具象化。
不过《吴宓日记》虽然篇幅浩繁，记载详尽，遗憾也是很明显的。仅就晚年部分来说，现今公布的《吴宓日记》有若干遗失的部分，例如1969年下半年及1970、1974年全年的日记全部缺失，读者仅能从整理者编辑的若干“交代材料”及家信中略知当年梗概，其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抄去而失去下落的还所在多有。其次，由于日记往往成为吴宓受批判的“坚实罪证”，所以亲友屡次劝告他不要再写日记，尽管吴宓不愿放弃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仍然一如既往地记日记，但是越来越局限于单纯的记事，而略于议论、评述，这让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到他当时的感受和思考。
另外，《吴宓日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重点在个人生命史和心灵史的记述。吴宓记载若干生活细节不厌其详，但如果我们拿他的日记与胡适、顾颉刚，乃至刚刚出版的夏鼐的日记相比，它能提供的宏观史料实在并不算多。这种状况当然与日记作者的个人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过恐怕也是吴宓本人在文化界相对边缘的位置使然。钱锺书先生曾说《吴宓日记》在中西各种日记中“别具风格”（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人民日报》1998年5月14日），所指或者就在于此。
在这种情形之下，《吴宓书信集》的编辑出版，完全可以成为《吴宓日记》的补充材料，而大大增进我们对于吴宓的理解。
大致上说，《书信集》的价值至少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补充《日记》的缺失部分；第二，展现作者之交游与社会关系；第三，若干吐露真情的书信，比随时可能被查抄的日记更能反映当日实情。
二
1949年，对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改变命运的转折性年份。但是非常可惜，吴宓1949、1950两年的日记全部被托付保存的友人烧掉，使我们无从了解鼎革之际吴宓的思想。《书信集》的出版，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1949年10月1日，吴宓正任教于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对于北京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浑然不知。这天他给弟弟吴协曼写信，谈到自己的打算时说：
将来时局战事不知如何演变，宓或赴成都安居，或赴英美讲学（此乃理想计划，95%不成），或到台湾（最后不得已时，——来亦只拟任台湾大学教授，如萧公权、毛子水<皆宓知友>例）。今后数月或半年中，宓亦未必能如宓意长居留渝、蓉也。（361页）
此时重庆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看来吴宓对将来前途并无确切规划。不过，就在这封信里，他透露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宓年五十六，身非国民党员，又无政治兴趣，亦无活动经验，然以中西文学及历史道德之所召示，由宓之愚，自愿在甲方区域中为一教员或民人。（361页）
所谓“甲方”者，吴宓把世界分为甲乙两方，资本主义世界为甲方，共产主义世界为乙方，当日的中国自然也是甲乙双方的战场。
最终，吴宓还是留在了重庆，成为“乙方”区域的一个教员。对于从事西洋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吴宓来说，这里的研究条件都是十分有限的。五六十年代，吴宓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李赋宁等曾多次劝他回到北京，女儿吴学昭也曾传达胡乔木的口信，表示吴宓可以调回北京，但都为吴宓所拒绝。这其中的原因，在1962年4月吴宓致李赋宁的信中说得最为全面：
第一，“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人事太繁”；第二，“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第三，北京友朋“督责宓改造最力”，久居北京易生暌违；第四，北大西语系人才甚多，即使去了也不易得到位置；第五，如若常居北京，必常回忆到自己1925-1928年在清华之事功，及1933-1937年在清华之生活，十分痛苦；第六，“家中人均进步，长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阋碍与语言行动之不自由”。（着重号为吴宓所加，下同。384页）
这六条都是客观事实，其中恐怕以不做“职业改造家”为最重要。职业改造家者，时时发表文章、汇报思想，以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之谓，然而吴宓虽怕，以当时的形势而论，他自己也难逃职业改造家的命运，尽管他的“改造”并非出自真心。
李赋宁收到信以后，并未放弃努力。1964年1月24日，吴宓再度致信李赋宁，表示“宓之根本态度是不愿常住北京”——“宓不是愁北京没有位置宓不得回来，而只怕北京有了甚好、极合宜之职务而宓不回京无所借口”，假如非要逼他回北京，那么他“即刻必心平气和地、颜色愉快地走入嘉陵江心深水处，了此一生矣”。（391-392页）
仅仅五年之后，吴宓在批斗场上被扭折左腿，又关进牛鬼蛇神屋，受尽屈辱，想起以前还有回京的机会，不禁后悔“前多年不去清华、北大……而留在西南师院，受此种种”（428页）。然而这只不过是穷极无奈之下的幻想罢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时是不可能有什么世外桃源的。
三
同日记一样，吴宓的通信也随时可能受到审查，晚年的书信中到处可见他通信环境的恶劣。1964年10月5日，吴宓在致诗友的信中说自己“为避免无识者之误会及查问，与任何亲友通信，在写信时，即应当作（假定）此信将要登本地日报，或将在学习小组会上读出——如此构思、取材、选词，则写来自然工美，而无语病或遗憾（宓喜写明信片，此亦一理由）”（339页）。所谓“工美”，自然是指无风险、不触忌讳而言，而吴宓的这番自我陈述，显然也是在告诫对方，亦应以此种态度写信前来。
这年底，陕西师大有意调吴宓到该校任教，先后给吴宓来了两封信商讨相关事宜，结果被中文系拆阅检查而成为吴宓企图逃避运动的“新罪证”：
十一、十二月陕西师大来两函。第一函，留在中文系十天，乃以付宓，函经检查，信封之一端，如鼠啮之痕；第二函，留在中文系两天，检查后，立即付宓，拆阅后重粘，信封之一端尤水湿也。（341页）
虽然拆了，但还给重新粘了起来，也算装装样子。吴宓说他们那里送信的规定，是“平时来函写有‘中文系’者（及汇款寄物），必送交中文系办公室也，如只写‘……学院吴宓老教授……’则直送宓舍”，但是这只不过是过去的惯例，“在运动中，则难保不悉送中文系”（341页）。所以只要收信人写“吴宓”的，大约都难逃被检查的命运。
文革中，吴宓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了能与外地亲友取得联络，他想出请旁人代收的主意。在给郭斌龢的信中，他特别交待，请郭将来信寄给唐昌敏，切勿直寄学校，“否则诸多不便”：
唐是宓之女工，亦是忠实、亲厚之友（年五十馀）。其夫贺文彬在商业部门工作，亦是宓之知友。他们接到之信，见是生人，必不拆阅，而送给宓。来信（在信封外面）万不可写出“请转交宓或雨僧先生”字样——是则“此地有银三百两”矣！（422页）
写信的时间是在1970元旦前后。与给郭斌龢的信同时寄出的，还有十几封，分别给女儿学淑、学文，及知友陈寅恪、刘永济等人。
然而这封约定秘密通信的信，付邮后即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截留追回，随即归入吴宓专案组的档案之中。其他同时寄出的信件，有的到邮局即已截留，“漏网”而侥幸寄出的，则由工宣队联络收信人所在的革委会，予以追回。
关于此次通信受阻的情况，他在1970年5月24日给女儿的家信中有详细的说明：
工宣队管理员告宓，说：“凡宓所写出之信，已被管理员全部截留（邮局）、追回（收信人所在之革委会）而拆阅，并加以没收”。故知该信皆未达到。但管理员又说：“你尽可随意、自由，和一切亲友通信”。宓却未再写出信去。（429页）
最后一句实在令人兴叹。这封信由唐昌敏代为寄出，才幸而到达收信人手中。
四
1947年，吴宓在武汉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认识了向副刊投稿的金月波等人，结为诗友。《书信集》中收录了吴宓致金月波的信函三十六通，件数仅次于作者早年的至交白屋诗人吴芳吉。
1952年，“三载同经万变来”（吴宓《依韵答月波见怀》，312页）的两位诗友又恢复了通信，书信的内容以互相唱和为主，诗作的基调则是感时伤怀。自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开始思想改造以后，吴宓可与倾诉心事的友朋日少（1956年2月致金月波：“今国内通函者已无几人，互寄诗者更少”，319页），与诗友的通信就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吐露真情的机会。
然而随着斗争形势日趋紧张，与诗友的通信也必须小心翼翼。“反右”之前，吴宓寄金月波的诗，还有“百事从夷变夏时，已亡文字敢言诗”（317页）、“车书同轨虫鱼灭”（320页）、“不死惊看汉字亡”（321页）这样对汉字简化表示不满的句子，以及“最痛心切齿者，为文字改革之事”的直抒胸臆，到了1959、1960年，就变成“一年跃进百成功，炼得钢红我亦红”（326页）的“改造诗”，以及“开门喜见满堂红，元旦六零气象雄”的“颂圣诗”了。
不仅自己寄出去的诗力求稳妥，他还告诫诗友，不可太露行迹。1957年1月29日，吴宓致信另一位武汉诗友黄有敏说：“以后通信不可多，寄诗可杂古贤诗多首其中，易其一首，而嵌入之，如钞古书备查考，庶几无由耳”（405页）。到了“社教”运动中，情形更加恶化，诗词唱和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只得被迫中断。1964年10月5日，吴宓给金月波等人写信：“除月波所作短诗，词意均明显纯正者外，所有旧作、新作诗或词，均祈勿写寄”（339页）。
吴宓的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1964年，黄有敏向吴宓寻求资助，但是吴宓迟迟没有应答。在这年12月20日给金月波的信中，吴宓透露了他的顾虑：“宓非吝财，实惧祸累”。原来黄有敏为人耿直，1932年吴宓曾资助过他，他“今犹提及，且遍告其妻及子女，意为‘报恩’”，吴宓认为，“实则与子女以批评及揭发之机会（大义灭亲，今古所尚。观点立场，老少年不同）”。虽然此种作为纯是好意，但是“可行于1932，而万不能行于1964”。所以，资助可以，但是要立下誓约：
终身不告其妻，更不令子女亲友得知：宓在1964冬（运动紧张中）曾助以资，以及由月波授与。又绝不以此事记载下来，或形于诗词歌咏。事后（用了钱）即忘记，勿有“报恩”之心。若念及宓，可念宓昔日与君等“临江万马议存文”，可念宓之《落花诗》及昔年文章诗词，而视助款只如风中一枝草管、地上一粒沙土，随风飘散，混合无迹。（342-343页）
查那几天的《吴宓日记》，12月11日记有“允汇助黄有敏五十元，但力戒黄须慎默而不可矜直，勿因得宓助款而贻宓祸累云云”，所指当是此项“誓约”，但如若不是见到这封原信，很难想象吴宓当时的心情已经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到了1971年9月，吴宓给两三年未曾通信的金月波写了封“平安信”，诗是不能再做了，信中只说“历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磨折及锻炼，而正在学习改造中之宓，今年七十八岁，仍生存于人世”，并说对方如果回信，望只告简单消息，“不必多着议论为佳”（346页）。《书信集》中所收吴宓致金月波函，到此为止。
五
1949年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虽众，但始终未被“改造”思想、仍坚持一贯见解的学者却屈指可数，陈寅恪与吴宓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位。
1952年，吴宓迫于压力，写了思想改造的长文《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7月8日刊于重庆《新华日报》，并转载于7月19日《光明日报》。但在1954年6月21日，吴宓致柳诒徵时说：“宓虽刊文自责忏，内心仍完全是《学衡》初刊时之思想耳。”（401页）
《学衡》初刊是在1922年。那时吴宓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脑子里全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义思想。《书信集》里收录了吴宓致白璧德英文信11通，信中至称白璧德为“全世界的导师……尤其是中国弟子的导师”，说“东方和西方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和青年，都渴望从您那里得到灵感、引导以及个人内心的宁静和安慰”，“没有您，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价值，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意义”（52页），可见吴宓对于白璧德已经不仅是学生，更堪称信徒。
正因为有此一层背景，吴宓虽然对于中国传统十分珍视，却并不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对于东西方的人文精神，同样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然而东西方的现状，却又都令人失望。他在给浦江清的信中自陈说：
我所倾慕崇拜喜悦之西洋，乃是理想中，过去的（历史上的）西洋，即如理想的天主教、希腊哲学、Spirit of Gentleman、Spirit of Chivalry以及文学艺术等……至于实际之西洋，身心所接触之西洋，如同火锅，实不堪一日居。（173页）
吴宓对从美国带回的人文主义书籍十分珍爱。1951年2月22日，他致信李赋宁夫妇，交待了“最重要之二事”，并称此即系自己的遗言：第一，“目前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不被重视，等于无用；然我辈生平所得之全部学问，均确有价值，应有自信力，应宝爱其所学。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进步，此等学问仍必见重。故在此绝续转变之际，必须有耐心，守护其所学”；第二，“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但是“他日一时风气已过去，政府与人民必重视而搜求此类佳书，学者文士，更必珍宝视之，故我等（至少宓与宁）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吴宓交待李赋宁，他所珍藏的西洋文学书籍“勿捐与任何学校图书馆，勿分赠友人（不可零散），而自己永远保存”。（370-371页）
几年之后，他开始担心起这些书籍的下场，改变了不捐不赠的初衷：“宓之Humanism西书，即Babbitt先生等名贤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与何校图书馆为宜，或托某人保管传后”，并说此事“恒来往于宓心中”（379页）。不过，他仍然难以割舍，直到1969年底，吴宓在致昔日哈佛同窗的信中还提到“宓处人文主义之书，均全保存。最近晚间，且读白师之著作，佩仰之心，不减昔年也”（428页）。他对于乃师的教诲，真可称全始全终，终身不违。
六
吴宓的书信散失十分严重，《书信集》中所收的两百多封信，只不过是鼎之一脔，仅能供读者略窥风貌而已。即便如此，除了上面引述的与吴宓晚年生活有关的部分之外，其他还有不少有价值、有趣味的材料。
办《学衡》、主持清华研究院（亦即习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一生的两大事功，但是这两件事，在吴宓的心中颇有主次之分。在1925年12月30日给庄士敦的信里，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谈到自己对于国学研究的态度：
我不喜欢任何行政工作，而且对目前从事的所谓国学研究不感兴趣，因为它避开了所有对古代圣贤和哲人伟大道德理念的哲学讨论，却将目前中国的问题和政策作为重要方向，而在那方面，只是做些枯燥无用的研究，或是对我们宝贵的传统进行毫无根据并有害的攻击。（原文为英文，由整理者译成中文。151页）
衡诸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风气和学术成就，吴宓对国学——原信的英文写作Chinese Studies——的评价，其所指显然不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古代文史之学，而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以新方法对国故所进行的研究。同一封信里，吴宓承认自己仍把《学衡》当成最重要的事业，他之所以到清华来，只不过是为了寻一个安定的环境。清华国学院的昙花一现，固然有各方面人事的因素，但是主事者的敷衍态度，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其他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1931年浦江清考虑出洋，吴宓对他提出建议说，“弟所拟研著之《中国文学史》或《元曲方言研究》，最好在中国即秘密作好，勿令人知。到英或法国后，再加以在此所得之材料，略为增改，不多费时力，然后在此提出公布，假为在此作成者，或在此以西文发表，或用为博士论文”（181页），“不如在中国，乘今授此课，将《中国文学史》著成，他日即以此书英译或法译，则出国一次，可得博士，以为应世之利变”（191页）。在今日眼光看来，吴宓的这番“妙计”迹近学术欺诈，所幸日后浦江清虽曾出国游学，却并未按计而行，拿得学位。但是由这封信看来，《围城》中所描述的中国留学生在欧美获授博士的情形，或许并非向壁虚造。
同《日记》一样，《书信集》中也有许多涉及个人感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内容，这些情节素来为人所津津乐道。不过《书信集》中有封吴宓在1944年12月7日写给李赋宁的信，里面说自己的日记及信札中的“儿女、家庭、朋友私情琐事，亦不愿其为俗人传说，故宁焚之”（253页）。所以，本文对于《吴宓书信集》的介绍，就只选择那些与时代浪潮及知识分子命运有关的部分，至于其中占比例并不小的“私情琐事”乃至家庭隐痛，就不再自居为“俗人”而“传说”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