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时序》说东晋虽“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士人身历去国的仓皇和流离的痛苦，眼见政局的动荡和国事的衰微，但这都无妨他们体气的平和与精神的超脱，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说东晋文人虽然看惯了杀戮、动乱，他们笔下的文章却日趋“和平”。可是入宋后士人的心境便失去了前辈的那份宽舒从容，“辞意”也不像前辈那样“夷泰”恬静。元嘉时期门第不论士庶之隔，仕途不论显晦之殊，诗人们心灵深处无一不“内怀忧惧”与愤懑⑴，他们的心境大多变得躁动不安，可以说“忧愤”与“激荡”成了这一历史时期诗歌的情感基调。本文将阐述元嘉时期诗歌这一情感基调的特质，并探询形成这一情感基调的深层动因。
一
东晋的衣冠士族“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在士人们看来“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 ⑵。他们身处政权的中枢却又全不以国事为意，“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人才显得超脱清远，而尽职徇务的人反而被嘲笑为“尘下俗气”⑶。《世说新语•简傲》中的两则记载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华宗贵族居官处事的态度：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世家子弟为什么如此“高迈不羁”和“简傲”放达呢？这是因为“居官”对士族来说是“平流进取”的结果，他们既无须努力也无须才华就可以“坐致公卿”，尤其是乌衣巷中王、谢这样显赫的世族，卿相之位好像天生就该属于他们。他们根本用不着为“居官”而奋斗焦虑，更用不着为保住乌纱帽而勤勉操劳，所以他们人在官场却宅心事外，身居要职却又恬淡闲散，人们常说东晋士大夫看起来“举体无常人事”⑷，甚至连谢安这样的人也“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⑸然而正是这些有“有高世之志”的士族左右着东晋的政局，王导被人视为 “江左管夷吾”，⑹《晋书•王敦传》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⑺王导的出处安危和健康状况也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⑻陈郡谢氏同样也身系国家的存亡，史家认为“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⑼他们俨然是拯国家于倾圮救黎民于水火的柱石，有一点“悠然远想”反而更能显出所谓“雅人深致”，甚至更能显出他们在政坛上的份量。⑽谢安本人就深谙此道，他举手投足总是那样镇定、从容而又矜持，让人觉得他的器量“足以镇安朝野”。⑾《世说新语•赏誉》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他们越“举体无常人事”，朝野就越怕他们“不豫人事”。⑿
入宋后原先为士族所鄙视的“老兵”“劲卒”成了南面之君，那些平日倨傲不恭的衣冠子弟不得不俯首称臣，这对王、谢这样的士族来说情何以堪！张溥在《谢康乐集题辞》中说：“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⒀对刘裕“低头执版”而深感屈辱的当然不只谢客一人。但以王、谢为代表的衣冠子弟在鼎祚既移之后，只得向这位“下伾徒步”低头“认命”：“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⒁《宋书》卷五十二载史臣的评论说虽然“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但“前代名家，莫不望尘请职，负羁先路’”。⒂
尽管这些“望尘请职”的华宗望族满腹屈辱，但刘裕对他们的臣服并不领情，表面让他们位望清显而实际并无实权，在他身边“奋其鳞翼”的是那些“起处竖夫出于皂隶”的武夫。⒃由于目睹“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⒄，也由于自己“田舍公”出身的门第，刘裕及其子孙“常虑权移臣下”，⒅对世家望族一直心存戒备，谢安之孙谢澹佯醉对宋武帝刘裕说：“陛下用群臣，但须委屈顺者乃见贵，汲黯之徒无用也。”⒆王、谢等膏腴望族逐渐衰落，并日益被政坛边缘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二说宋代“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之寒人。如……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脩之、朱脩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之于宋，……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谢晦在谏刘裕不要亲自被甲上阵时说：“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⒇的确，王氏中再也没有“江左管夷吾”，谢氏中再也没有“镇安朝野”的巨擘，世家望族成了政坛上可有可无的点缀和花环。谢氏中谢安孙谢混、从孙谢晦、从曾孙谢世基先后被杀，谢晦与谢世基被戮前的《临终连句》说：
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谢世基）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谢晦）（21）
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能料到“伟哉横海鳞”的谢家子孙会“翻为蝼蚁食”呢？这首连句诗也许可以视为士庶沉浮的象征。
二
谢晦《悲人道》诗中说：“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实难。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懿华宗之冠胄，固清流而远源，树文德于庭户，立操学于衡门。应积善之祐余，当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实招祸而作愆。”（22）华宗冠胄们此时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道之多险”，王、谢子弟大都不像从前那样“任诞”和“简傲”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变得审慎、勤勉和“实际”，从超脱玄远的理想境界回到“人道之实难”的现实人间，从过去的极度放达一变而为现在的“恭谨过常”，（23）如谢弘微“举止必循礼度”，（24），王导孙王弘同样“造次必存法礼法”。（25）又如“生自华宗”的王家子弟有的不得不低调地“身安隐素”，史载“王微常住门屋一间，寻书好古，如此者十余年”。（26）再如谢瞻见弟谢晦“权遇已重”，门前“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便十分惊骇地对晦说：“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并与谢晦“篱隔门庭”，忧心忡忡地说“吾不忍见此。”（27）乌衣子弟都害怕“不能保身”，所以人人“自求多福”，如谢瞻不断苦口婆心地给兄弟和子侄们传授“明哲保身”的方法：“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28）士人们为人开始强调“敦厚”、“素退”，为官则注重“抱义怀忠，竭尽智力” ，（29）史称王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30）谢晦为人虽然有些张扬，可为官却十分勤谨干练：“高祖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晦代之，于车中一览讯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狱系殷积，晦随问酬辩，曾无违谬。高祖奇之”。（31）
士族中的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变得浮竞狂躁，全无祖父辈那种从容洒脱和潇洒镇定之风。王僧达为人之“轻险无行”史有明文，（32）他“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尝答诏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33）王华与孔宁子等人“并有富贵之愿”，王华与刘湛每次“得官便拜”。（34）谢灵运是这类士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一个典型，《宋书》本传载谢灵运为人“褊激”、“横恣”，“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同书又称：
（灵运）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只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35）
王僧达、王华、孔宁子和谢灵运等人之所以立身浮竞、躁于名利，毫不掩饰地表现“富贵之愿”，赤裸裸地贪恋“权要”，急不可耐地要“参时政”，完全撕下父辈们那层“矜持谦退”的外衣，是因为以王、谢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已经开始被挤出了权力的中心，张狂、贪婪和躁动正表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不安。这与王弘、谢瞻等由前辈的放达变为“恭谨”，表现形式相反而其本质则相同，他们都朦胧地感觉到或明白地意识到自己被政权边缘化。当年谢安高卧东山要等“朝命屡降”和“缙绅敦逼”，朝野都怕他“不豫人事”，要几请几逼才肯出来“大济苍生”，（36）而他的后代们却每次“得官便拜”，因为朝廷不让“参权要”而愤愤不平，倒不是前辈天生就洒脱从容，后代天性就贪婪躁进，世易时移，士人们的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他们各自的气度自然就判然有别。
“常怀愤愤”和牢骚“不平”是元嘉士人的心境，也是元嘉诗歌主要抒写的诗情——“忧愤”与“激荡”也就成了元嘉诗歌的情感基调。
先看看元嘉诗人中“达者”的吟咏。如果说傅亮“道路咏诗抚躬乾惕”（37），还只是“抚躬愧疲朽”的诚惶诚恐（38），谢庄《山夜忧》中“仰绝炎而缔愧，谢泪河而轸忧”，还只是对自己未来命运不可名状的隐忧，那么谢晦在兵败被收前《悲人道》中的“怨天而尤人”就完全是绝望哀嗥：“我闻之于昔诰，功弥高而身蹙。霍芒刺而幸免，卒倾宗而灭族。周叹贵于狱吏，终下蕃而靡鞠。虽明德之大贤，亦不免于残戮。”这些诗中的“忧愤”有的是来于诗人的某种预感，有的则是“死到临头”的沉哀，作者都曾“参权要”，每个人都进入了权力的核心，但傅亮、谢晦最终都被“残戮”，谢庄也曾投进大牢险些命丧黄泉。
谢灵运、谢惠连等属士族中另一类 “忧愤”者，张溥在《谢法曹集题辞》中说：“谢客四友，尤莫逆著，东海何长瑜，与从弟惠连。长瑜轻嘲僚佐，黜作流人，后殒风暴。阿连爱幸小吏，沦废下位，命亦不长。盖自康乐失志，知己寂寞，廷尉论刑，目为反叛，一二轻厚，宁免轻薄之诮？连即才悟无双，而荣华路绝，同时憔悴，亦物各以类乎？”（39）这些因各种原因导致“荣华路绝”的倒霉鬼，他们“忧愤”的当然不是傅亮、谢晦等人那种身居高层所常难免的“颠坠覆亡之祸”，（40）而是不得参与“时政”的痛苦愤恨，往好处说是不得施展抱负的牢骚不平。如谢惠连因禀性轻薄为人诟病，因行为放荡而“被徙废塞”，（41）这些遭遇可能致他长期心情压抑恼怒，他在《西陵阻风献康乐》一诗中说：“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他的《秋怀》诗是这种“积愤”的生动展露：
平生无志意，少小婴忧患。如何乘苦心，矧复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烂。萧瑟含风蝉，寥唳度云雁。寒商动清闺，孤灯暧幽幔。耿介繁虑积，展转长宵半。夷险难豫谋，倚伏昧前算……
身“婴忧患”又逢时值“秋宴”，屋外秋风萧瑟，室内孤灯幽暗，前路茫茫“夷险”难料，诗人心烦意乱以致“辗转长宵半”，难怪明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说此诗“怨甚”了。
谢灵运也许要算华宗望族中“不遇”士人的代表，他诗歌中所抒发的怨愤牢骚说出了“荣华路绝”者的心声。他在抒情诗、山水诗和酬答诗中都或明或暗地发泄自己的苦闷愤懑和痛苦失望，史家记载他“常怀愤愤”，诗人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中也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看来抒写怨愤郁闷是他创作最深沉的动力，也是他诗中最突出的诗情。他的《临终诗》凄绝沉痛：“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张溥在《谢康乐集题辞》中指责灵运“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42）谢灵运在《长歌行》中曾感叹“亹亹衰期迫，靡靡壮志阑。”由于有“参权要”的雄心“壮志”，所以他羡慕从兄谢瞻“之子名扬”，惭愧自己“鄙夫忝官”（《答中书》），他从来就不想做为晋朝“涕泣”的徐广，也并不想去做“送龄丘壑”的陶潜。他在《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中说：“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东晋还没有灭亡就忙着称寄奴为“圣”，可见谢客想到的不是去当晋朝的忠臣，而是迫切想做新朝的权贵。新朝似乎从未体察他的一片忠心，也不看好他的治国“才能”，“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武帝和文帝两朝一直没有让他“参权要”，这才是他“常怀愤愤”的深层原因。史称灵运“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43）他那些“寻山陟岭”和“凿山浚湖”所得来的山水诗大都是负气的产物，如“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行田登海口盘屿山》），“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入彭蠡湖口》），“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登池上楼》），“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诗中感情既孤寂凄楚，氛围也沉重凄厉，从诗情诗境中不难体会诗人“倔强新朝”的意味。
三
出身庶族的刘宋统治者既然打抑世家大族，寒门子弟是否能如颜延之所说的那样“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呢？（44）的确有不少“武夫皂隶”因军功位至卿相，傅亮以“布衣儒生侥幸际会”而位居宰辅，武帝病危时还成为顾命大臣，颜延之也以寒门官金紫光禄大夫。一方面由于新朝害怕“权移臣下”，一方面由于豪族日渐腐朽无能，从宋文帝开始实权已转到寒族手中，皇室觉得寒族“身卑位薄”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加以他们处事干练而又顺从，将实权交给寒族比较放心，这使得寒族巢尚之、戴法兴等人“执权日久，威行内外”。沈约在《宋书•恩幸传》中分析寒族得势原因说：“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45）《南齐书•幸臣传》也说：“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帝以来，士庶杂遝，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帝遣尚书二十余牒，宣敕论辩，义恭乃叹曰：‘人主诚知人。’”（46）像中书侍郎、中书舍人这样的官职过去一律都由士族名流出任，宋文帝开始便士庶杂选，如“孤门贱生”鲍照就曾在宋孝武帝朝任中书舍人。这大大刺激了寒士从政的热情，也激起了他们干世的雄心。可是刘宋王朝仍要仰仗世族的声望来维持政权，清显的职位还是得留给世家子弟，而士族为了保住既得的地位和利益，为了挽救日渐衰微的宗风与势力，有意高自标置，处处以门第自矜，表面看来士庶之隔的门槛比过去更为高峻，寒门子弟入仕的道路仍旧艰难。鲍照《赠傅都曹别》一诗中就感叹道：“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雾里。”当时的寒俊很少有人能直冲云霄，大多数只好“徘徊烟雾里”，这使寒俊之士愤怒而又无奈。元嘉前后寒士的人生际遇相当微妙：既给他们带来希望，又使他们十分失望；既使他们欢欣鼓舞，又让他们垂头丧气，因而元嘉寒士诗歌的情感基调也以“忧愤”和“激荡”为主，只是他们“忧愤”的对象和“激荡”的原因与士族诗人不同罢了。鲍照是寒俊之士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抒写了寒士的希望与失望，表达了他们的痛苦与忧伤。
鲍照年青时气冲牛斗，立志做展翅云天的鸿鹄而不做俯仰随人的燕雀，第一次干谒临川王刘义庆就受到冷遇后毫不气馁，不顾他人劝阻决心再次“贡诗言志”：
（照）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迁为国侍郎，甚见知赏。
他决不甘于贫贱，更耻于平庸，害怕“终日碌碌”，更不愿“与燕雀相随”。他的《飞蛾赋》就是这一情怀的艺术再现：
仙鼠伺暗，飞蛾候明，均灵舛化，诡欲齐生。观齐生而欲诡，各会往以凭方。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飞蛾”只要能“拔身幽草下”，不惜“毕命在此堂”，只要能“轻死以邀得”，即使“糜烂”又何妨？同样，诗人自己也宁可再次俯身干谒，而不愿就此“沉没而不闻”；宁可拼死一搏做人间“大丈夫”，也决不“遂蕴智能”而“使兰艾不辨”。
为了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临川好文，明远自耻燕雀，贡诗言志。文帝惊才，又自贬下就之。相时投主，善用其长，非祢正平杨德祖流也”。（47）他的志向不可谓不大，意志不可谓不强，才华不可谓不高，然而在那个仍旧以门第取人的时代，绝不是志大才高就可以成为“鸿鹄”的，最终他还是沉沦下僚穷愁潦倒，不得不与自己讨厌的“燕雀”为伍，不得不在强大的士族势力面前承认“人生亦有命”（《拟行路难十八首》），他在《瓜步山楬文》绝望地叹道：“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他们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之六中对门阀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君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元嘉前后特有的社会氛围，士人面临奇异的人生际遇，士、庶双方都愤愤不已，牢骚不平，因而“忧愤”与“激荡”成了元嘉诗歌最突出的情感基调。
注释：
⑴ ⒁ ⒂ ⒃ ⒄ ⒅ ⒇ （21）（22）（25）（26）（27）（29）（30）（31）（32）（34）（35）（40）（41）（43（45）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9、1313、1507、1441—1442、60、2173、1347、1361、1359、1322、1670、1557、1322、1317、1347、1958、1677、1753、1338、1524、1753、2302页。
⑵ 应詹：《上疏陈便宜》，《全晋文》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61页。
⑶ ⑺ ⑼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92、2554、2090、
⑷ ⑸ ⑹ ⑻ ⑽ ⑾ ⑿ （36） 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2、784、97、95、111、369、477、477页。
⒀（37）（39）（42）（47）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166、181、169、176页。
⒆ （23）（24）（28）（33）（44）（46） 李延寿：《南史•谢晦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7、551、551、526、573、881、972页。
（38）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9页。
200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