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国家发改委对电信和联通的反垄断调查，博得一片叫好。尽管最终以不了了之的结局收场，但以发改委为代表的反垄断实践仍被民众寄予厚望。

进入新年度，2月伊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而在总理看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客观地说，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4万亿刺激政策的实施，使本应退出市场竞争领域的部分国有经济变得更加固化，而民营经济处于挤压趋向。这使得垄断行业更加强大，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民营企业家对记者说，垄断不破，民营企业没有空间，也很难发展。

打破垄断，这个知易行难的课题，到底该从哪着手？困难在哪？出路又在哪？就此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反垄断需三方面突破

中华工商时报：最近，温家宝总理表态，要求今年上半年出台"新36条"的配套措施，国家发改委随后召开由45个部门参加的会议，部署落实工作。对于两个"非公36条"未来的政策落地，您怎么看？

周天勇：我不太乐观，最后还要看实际落实情况，何况明年中央政府面临换届，政策能否延续有待时间考验。

从政策出台来说，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一是要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但现在很多部门并不想放权；二是现在的部委是审批型、管理型的，而非服务型的，要它们马上转变，就如"马不能一下子就变成牛"。

另外，配套政策究竟如何？实施细则会不会让你更难受？还有待时间检验。

中华工商时报：在您看来，两个"非公36条"落实情况不理想，症结在哪？

周天勇："非公36条"落实情况不理想，关键是这些条例必须逐个领域和部门地去落实。首先是部门准入，比如工商部门准不准入、银监部门准不准入、发改部门准不准入，还有工信部的产品录入，等等；其次是逐个领域落实，比如石油、煤炭、银行，现在哪有让进去的，煤炭都是往出赶。

不仅没有落实条款，而且有些政策地方想落实也不可以，比方说地方想发展小银行、放开金融垄断，但银监会不批，也是行不通的。

中华工商时报：近期温家宝总理在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强调，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无论是经济结构性问题，还是分配不公问题、反腐败问题，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并且提出思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您认为应该怎么改？

周天勇：反垄断的视野要更宽一些。目前有三个方面的垄断需要打破：一是央企垄断，主要指石化、电信、电力等国有企业垄断；二是银行垄断，"跑路潮"、集资案和高利贷都是这个垄断导致的怪胎；三是土地垄断，即行政垄断，目前已经造成房价过高、财政不可持续等很多问题，但还没有被学术界和政府引起足够的重视。

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流入了央企、银行和政府。央企垄断大多是自然垄断，问题是政府为其提供了很多便利，却没有加快反垄断改革；银行的垄断是牌照的管制造成的；而土地垄断则是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行政控制。

垄断不打破，市场经济体制就无法完善。

国企改革可考虑资产社会化

中华工商时报：我们看到，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大多数都是国企，为什么国企必须退出竞争性行业呢？

周天勇：500强的央企，基本上都是自然加行政垄断型"巨无霸"企业，而不是通过市场上打拼出来的。比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等等。

政府把自己的部分行政权力放给国有企业，比如民营企业进口原油，还需要国有石油公司的排产许可，最后限制民营企业，结果必然造成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挤压。

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普遍存在问题。一是与社会资本企业，以及家庭、合伙、小投资者合股的小企业相比，效率较低；二是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获得高度集中垄断的地位，严重挤占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小资本企业的生存空间。

中华工商时报：关于国有企业是否应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国资委有关人员曾表示，如果宝钢让外国企业买了，就等于让外资控制了中国的钢铁；让民企买了，因民企大多是家族企业，又不具备操作大企业的能力。对此，您怎么看？

周天勇：大多数领域中的大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从国有企业单一资本或者国有资本占控股格局，转向资本社会化。国有资产社会化后，卖出的收入补社会保障的缺漏。

中华工商时报：有研究者提出"国企利润全民共享"的思路，您怎么看？

周天勇：怎么共享？第一，国有企业从1997年到2007年没给国家交过一分利润，现在是上缴5%-15%的利润，没有几家企业上交15%。至于交税，民企外企都在交税；第二，过去国企5万亿元资产的时候，容纳就业8000多万人。截至2010年底，国企资产达到47万亿元，却只有2400万人就业；另外，现在财产、工资都不公开。现在垄断的机制决定了不可能实现利润共享。

国外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国有公司的董事长是议会任命，国有企业所有的花费、预算、成本、工资都要挂在网上公开，甚至比上市公司还要透明。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第一，董事长由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第二，全部财务公开；第三，强制规定上缴利润的比例，比如到45%；第四，工资和成本第三方审计。

金融改革从放开小银行破冰

中华工商时报：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说了十几年，但成效仍然不尽如人意。金融改革应该从哪里破冰？

周天勇：很简单，就是放开小银行牌照，同时银行配套监管、分层监管和权责对等。

比如浙江放开社区小银行，限制不能再搞大银行，注册基本一亿元，不能贷款给大公司，只能贷给小公司，准入由省级监管部门审批，一旦出现问题，地方财政补空，中央财政不管，哪一级政府批的，哪一级财政补贴。完全可以管好。

中华工商时报：放开小银行后，一旦银行倒闭，社会稳定怎么保证？

周天勇：首先，现在也有类似的事件，集资案就相当于银行倒闭，你不让正当的东西搞，就会出来这种怪胎。第二，不要让它做大，大银行已经有了，就是发展小银行，即使倒闭了，风险也不会太大。第三，很多都是猜测、都是过去的观念在作祟。比如中国加入WTO之前，有人担心中国的汽车、农业等行业经受不了外资冲击。

多年前，亚行到温州和台州想培训地下钱庄人员进行风险防范，但后来得出结论：这些地下钱庄的风险控制比亚行还好。

中华工商时报：放开小银行障碍在哪？

周天勇：现在不想改革的有两个利益群体：一个是监管部门，害怕出事妨碍政绩，要追究责任，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第二是大银行，不希望小银行发展起来。比如原来的大百货公司、国有粮店的倒闭，就是小摊儿给挤倒的。

形成竞争性土地市场

中华工商时报：关于土地市场改革，您有什么看法？能解决高房价吗？

周天勇：土地市场现在完全是行政寡头垄断的市场，想卖多少就多少，指标有限，供给者只有一个，通过"招拍挂"价高者得，就形成了推高房价的机制。比如今年本来计划出让5000亩地，但出让的时候价格低了，那就不卖了，叫流拍，完了出让1000亩地，土地市场饥饿，马上价格就上去了。

如果不是行政垄断的话，在一级土地市场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在城市建立土地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像股票交易一样，开发商今年需要多少地挂在交易中心，土地供应者也上网自由交易，供应者有自己的规划，而不是行政限制，这样供应量都挂在网上，谁价格低就买谁的，市场就有了竞争。

解决高房价的根本解决办法还是要形成竞争性的土地市场。废除目前的土地单一由政府出让、招拍挂竞买的体制；允许集体土地、政府储备土地、法人拥有使用权的土地，都可以进入土地市场；延长农民林地、耕地、宅地等的使用期；所有土地只要符合建设用地规划，都可进入土地交易市场进行挂牌交易。

中华工商时报：改变土地市场垄断，恐怕首先还需面对如何解决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

周天勇：对，土地垄断与土地财政分不开。要彻底改革地方土地财政收入体制，就得理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渠道；开征土地房产交易增值税和房产税，替换目前的土地出让金、有关房地产的各种收费和其他税费。

中华工商时报：开征增值税和房产税，会从另一部分人的口袋里掏钱，合理吗？

周天勇：现在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实际是从没有买房、要买房的人的手中收取的，随着房价越来越高，买房者承担的负担越重；而先前买了房的，特别是在价格低时买的，财产升值，却不向国家交税。说白了，就是低收入和没有财产的人向地方政府交税，而有财产的人却不交税；并且有能力买房的人投机炒高了房价，低收入的人更买不起房子。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中华工商时报：关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种说法是"有进有退"，为什么后来又出现民营企业不断被挤压的趋势？

周天勇：十五大报告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任务，明确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就意味着在其它领域，国有经济可以逐步收缩或退出。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原则规定加以具体化，即从战略上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方针，即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到了2006年底，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把2010年明确为国企重组大限。但是根据国资委的构想，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

国资委对国企有了资产保值增值收益的考核，还有做大做强的要求，因此在结构调整之后，使得国有企业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在油、电、通讯、铁路等领域于是出现了很多"巨无霸"。

中华工商时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应该怎么定位？

周天勇：国有经济应该进入民间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而不是盈利性行业；应该把坚守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应该让利于民。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为了盈利，什么都没做好。

当下应该进一步进行解放思想，维护社会的公平，达到共同富裕。但眼下，工商企业的国有和集体所有，银行等机构的国有，以及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造成了国有垄断经济，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推动两极分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阻碍了共同富裕。

为此，应该有如下一些制度安排：一是政府要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提供均等和平等的教育，使每一个人，特别是底层的人，都有从最低层向上的能力；二是政府要提供最宽松的创新和创业的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使每一个人，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有向上流动的通道；三是要有法律、工会和商会等机制，形成劳资之间双赢的局面；四是用所得税和财产税等调节高收入，用社会保障形成生活安全网，用转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