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七连三排不是军队中的某连某排，而是1969至1970年间南京铁路中学初中一个班级的名称，我是这个班里的学生。
铁路中学简称铁中。那时的铁中的初二年级一共有十个班级，因为在文革大潮中，很多事情都仿照军队的那一套，这十个班级便被编成了七连三个排、八连三个排、九连四个排。七连三排就是初二（3）班，依此类推，九连四排就是初二（10）班。
在铁中上学的孩子基本是铁路职工的子弟，父母在铁路系统上班，家住在铁路宿舍。拿我们七连三排来说，全班同学居住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大部分同学来自南京多伦路上的十几幢铁路宿舍之中，还有少数家在毗邻的宋家埂、四所村，也都是铁路上的房子。家住在多伦路的这些人，是同校同班的同学，的父母则是铁路分局这个大单位中的同事。所以我们班上的同学，不但熟悉互相的名字，同时也熟悉几乎每个同学父亲或母亲的名字。久而久之，某个人父亲的名字竟成了他的绰号。当然这只是取绰号的一种方式，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有些绰号是根据姓名中的某一个字的谐音而取的。比如姓丁，就叫钉棺材；姓顾，就叫箍马桶；名字中有个洪，就叫烘山芋；还有某人曾被怀疑得过肝炎，绰号就成了“肝大”，如此等等。
从小学开始我们的上学情景是，由家住多伦路最远端的某个同学开始，在走向学校的途中经过某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家就停在门口或窗下喊一声，等这个同学出来后再结伴而行，到下一个同学再喊一声，于是上学的队伍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到学校门前时已是七八或十来人的一群了。但这一群人肯定是清一色的男生或女生，除了在课堂上，男生女生从不混杂在一起。除了班干部，男女生之间也从不打交道。如果某个男生或女生没有正当理由就和异性同学说话，必定为大家侧目而视，似乎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这是我们班同学间的大致情况。而父母之间的情况，当六六、六七、六八三年斗批改高潮之时，不断听说或看见某某同学的父母当了走资派，或者成了黑帮分子，被贴大字报、戴了高帽子批斗游街。在我们来往的多伦路和学校的范围内，亲眼所见的自杀者就有数人。离我最近的自杀者，一个就在我家楼上，是我弟弟同学的父亲；一个就在我家对面，是我同年级一个同学的父亲。好在到了我们上初中时，表示文革胜利的九大已经开过，串连、武斗这些事已经停止，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不管整个教育质量如何，作为初中生的我们毕竟是坐在教室里上课了。我们的班主任薛其玉是我们的数学教师，她也许是当时铁中最好的老师。我们这些学生虽然愚钝，但在所有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中分辩出谁是最有水平的这一点水平还是有的。薛老师那时候四十岁出头，精干的身材，稍有些四方的脸，上课时腰板总是挺得笔直，一手漂亮的板书，说话带一点无锡口音，在对照某组数字说“彼此彼此”的时候，总是说成“贝次贝次”。
我是在1970年底离开我们这个七连三排到真正军队的连排中去当兵的。其实在七连三排我和薛老师相处的时间不过两年，我的成绩虽然不差，但肯定也够不上她的得意门生；同时因为我性格倔犟，时不时地会闹点乱子闯点祸，因此也没有少挨过她的批评。所以我对薛老师有正常的尊敬，却不像某些受到过她特别关照的同学那样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复员回来后，虽然在几个常相往来的同学忆旧之时常会说起当年薛老师如何如何，但竟然四十年间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就像许多同学一别四十年再未谋面。去年年底，几个热心的同学发起了七连三排四十年后再集合的同学聚会，同时为薛老师祝寿，日子定在今年1月8号她八十四岁的生日这一天。
那一天，我们七连三排五十八名同学一共到了四十多位。有的同学四十年未见还能够一眼认出，有的则需要认真想想这是谁，还有几位则和当年那个人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了。同学中既有数十年秉性未变的，也有与当年大相径庭的，比如那时候看不出有任何文艺细胞的人成了很不错的男高音，而那时候羞涩如丑小鸭者现在像白天鹅般舞个不停。聚会的高潮当然还是薛老师的来临，男女同学夹道欢迎，开始还如当年那样，男同学女同学各站成一排，直到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现在还那么泾渭分明吗？男女同学才混搭到了一起。四十年后的薛老师，无论是身材还是脸庞都比当年小了一圈，脸型也变窄了，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况且不久前因癌症还动过手术，但那眼光中的神态，还是爱说“贝次贝次”的那个严谨的数学老师。
午宴开始前，老师的讲话深深感动了我们。我根据记忆，大致复述如下：
“同学们，我是个老师，教了一辈子书。我的学生最早的有五十年代的，最晚有八十年代的，因为一年又年、一级又一级的实在太多了，所以当你们告诉我这一班同学要聚会时，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把你们这一班从我教过的那么多个班级中区分出来。但是一说到是七连三排，那我就清晰了，因为你们这一班，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带的一个班！提起七连三排，我马上就会想起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后，我带着你们这个班，和整个铁中初二年级的其他十个班步一起，徒步走过长江大桥，到江北的农村中去的那个情景，那一段艰难时光！说艰难，是因为在你们的眼中我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你们只知道在学校里老师可以板起脸来批评你们，却不知道老师那时候的处境，那时的我就像一根脆弱的芦苇，随时可能被强大的政治风暴吹折。
“那个时候，我们师生之间没有很多情感交流，也不可能有多么深的情感交流。作为老师，我多少了解你们每一个学生当时的家庭情况，谁家的经济情况好些，谁家的条件差些，谁的父母被当作走资派和黑帮被打倒过，谁的父母还在隔离审查之中没有放出来。但是你们并不知道老师家里是个什么情况，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说出来：
“我出生在无锡城里的一个富裕之家，我家的祖上因为财产丰殷，有过`薛半城’之誉。因为家境富裕，我才有可能上大学受到比较好的教育，以后才可能成为你们的老师。但在我带你们班的那个时候，出生在富裕家庭可不是个好事情，那意味着出身不好，在政治上低人一等！而我的老伴呢，他是个台湾人，是在台湾的地下党，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因为逃避迫害而逃到大陆来的。虽然他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但因为是从台湾来的，所以从来不被信任，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更是如此。1969年那个时候，我的老伴正戴着政治帽子，在隔离审查当中，一个家完全由我独自担当。我白天在学校要管你们这群孩子，晚上回去要管我自家的三个孩子。一号通令下达时，工宣队命令我在十几个小时内就要和你们一道背着背包到农村去，那个时候我真是内忧外患啊！我的小孩大的不比你们大，小的比你们小很多，大点的小孩在别的学校也要像你们一样跟学校疏散到农村去，而最小的那个当时正得肺炎，在发高烧。那个时候你们说我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学校的领导是工宣队，你们知道工宣队大多是一些年轻的工人，他们满腔革命热情，满脑子阶级斗争，哪里能体会到我作为一个妻子正背着丈夫有政治问题的重负，作为一个母亲要独自照顾三个孩子的难处？命令下了，就要执行！我想你们当中也许有人还记得，那次下农村，我是带着我的小孩子和你们一起下的，还好肺炎没有要了她的命！白天在你们面前，你们看到的只是老师严肃的面孔，你们不会看到夜里我一个人悄悄流下的眼泪。
“那个时候，你们还记得吗？我和你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长江大桥，走向陌生之地的吗？从早上开始，一直走到天黑。你们背着背包，提着脸盆，我记得全班最矮的几个同学，那脸盆几乎就拖在地上，盆边的搪瓷都磨掉了。那是你们从来也没有走过的长路啊，我也没有走过。你们的脚上起了泡，我的脚上也起了，只是你们的泡可以给我看，让我帮着你们挑破它，但是我脚上的泡没有人可以给看，也没有人帮我来挑破。当步履越来越沉重时，你们一遍又一遍求我：老师啊，累死了，累死了，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我多想让你们休息一下啊，哪怕只有五分钟，但我狠起心肠不答应，我不能答应，只是赶着你们向前走，我知道一旦让你们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当天色越来越暗，越来越黑，你们问我：老师，目的地在哪里啊？我们还要走多远？我只是板着脸叫你们继续走，不要问，因为我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还有多远？
“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啊！说实话，我教你们只不过短短两年，你们只是我教过的数十届学生中的一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那样的经历，我想起那一次走的长路就想起了你们每个人的样子，每个人的姓名。后来，在农村的那段日子里，还发生了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一起混上火车回了一趟家的事情。在现在看来，不过是小孩子想家了跑回去看看，而且第二天就回到班里了，算不了多大的事。你们是铁路的孩子，知道怎样乘火车，但问题是你们没有请假，被认为是破坏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后来全校开大会批判这几个同学，有的还为此被开除出了红卫兵。我想保护，可像我这样的老师无权阻止。但我可以保证的是，当我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要定错误的性质、要受到处罚时，我总是尽力的往里拉，从来没有向外推过。你们都是孩子啊，有哪一个孩子没有一点小错，又有哪一个孩子可以随便就定为罪人？
“那个时候，算了，不说那个时候了，说说后来的事吧。后来，我又带过许多班的学生，再后来，我退休了。我的几个孩子很有出息，也许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候，他们上了大学并且出国留了学，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德国，后来又都回来了，因为他们希望更多地留在父母身边。我的老伴后来也平反了，八十年代的时候，他有机会回他的老家台湾去看看，但是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上面要他写一份保证书或者类似某种声明的东西，他虽然很想回去，但坚决不肯写那样的东西。再后来，我们去过了德国，去过了日本，还有别的国家……台湾当然也去过了。台湾那边的亲友热情地接待我们，让我们看这，让我们看那。你们还记得吗？当年在班上读报时，我们的豪言壮语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因为我们的生活远比台湾人民幸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远比他们好。我从来都是希望祖国统一的，但是同学们啊，我要告诉你们，统一和解放不是一回事。其实我们解放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文明，他们比我们和谐，他们的人情味比我们这边浓，他们的道德水平比我们这边高。很多中国文化中的好东西，我们这边没有了，他们那边还有。台湾的亲戚朋友劝我们留在那边，但我们还是回来了，因为毕竟我们这边也在进步了，比起那个时候，还是大不一样了！
“好了，不说那个时候了，也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大家吧，谢谢你们给我买的生日蛋糕！在我带你们七连三排的那个时候，我知道你们每个同学的生日，但是我没有给你们中的谁过过生日，在生日蛋糕上点燃蜡烛，在祝福的生日歌中再把它吹灭，这样的情景，不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但是四十多年后，你们记起了我的生日，同时借这个日子你们同学相逢，我非常非常的高兴！作为一个老师，就让我再给同学们提几句希望吧，我希望同学们见面，不要比谁的官大，谁的钱多，谁的地位高；要比就比谁的身体健康，谁的家庭和睦，谁的心情愉快！那个时候我就对你们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班上有调皮的孩子，有不听话的孩子，有可能出一点点格的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是坏孩子！现在，我对你们还是这句话，在你们中间，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坏人，一个贪官，一个违法的人！作为你们的老师，我为此感到非常的自豪！”
当薛老师讲着那个时候那些事情，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着，同学们也都是泪眼相向，无论女生还是男生。而薛老师最后的讲话让我深感震惊：是啊，我们这些人是从文革的昏乱中走出来的，是在目前这个道德水准相当低的社会中生存生活着的，但是互相看一看，这些人中间有当了官的，但还没有一个被“双规”的；这些人的经济状况自然有好有差，但也没有听说谁犯过法进过监牢。在我后来当兵的战友和接触过的各色人等中，犯了事的，被双规的不止一个，有的进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而在我们七连三排当中，竟然没有出这样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迹！
老师讲完话后，聚会的组织者把发言的机会交给了我。因为我是个诗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为这次四十年后的聚会写一首诗的任务，四十年没见过面，我没有想到我写的诗在情感和情绪上和老师的讲话是如此相近。在薛老师的叙述中，我听见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那个时候……”我写的这首诗，题目就是《那个时候》，几度哽咽之后，我朗诵完了这首诗—
那个时候
----同学四十年聚会的朗诵诗
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小，
甚至谈不上青春，仅仅是年少。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花儿与少年，
女孩是紧绷的骨朵，男孩是青涩的毛桃，
但不知封建之水，是如何灌进了我们的大脑？
男女授受不亲，课桌上的三八线何止一条！
但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关系都很铁！
我们的中学叫铁中，我们的小学叫铁小。
虽然这两块铁，都已被岁月锈蚀殆尽，
但铁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掉。
那个时候，我们做过许多荒唐的事情，
比如互相不叫姓名，叫许多奇奇怪怪的外号，
于对某些同学的父名，比他的本名记得还牢。
那个时候，是一个严酷的年代，
我们曾亲眼见到
死亡在我们身边惨白，武斗在我们身边燃烧！
我们的父母，没有少受冲击，能够躲过灾难，就已经很好很好！
就在1970，我们参加过的公判大会上，
旁观“反革命”被革命所扼杀，
罪名仅仅是：说话、书写和思考！
而我们之所以能幸运地躲过，也许仅仅是因为年纪还小。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了艰难的学习，
我们学的语文，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枯燥的教条；
我们学的英语，不是用来交流，而是政治口号：
“挡位子刘少奇！狼立夫千门毛！”
所幸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资深数学老师，
在那疯狂的年代，依然冷静地执教！
谢谢您，薛老师！
您教给我们有理数和无理数，一元二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
您的职业精神是：不管造反有理无理，
不管革命几元化领导，数学基础一定要打好！
您还教我们合并同类项，遗憾的只是—
直到我离开，男女同学这两项，还是没有合好！
虽然现在，我已忘了如何解那些复杂的题目，
但由您打下的数理逻辑，还在把我们的人生引导。
当然，那个时候，不光是肃杀和残酷，
也有许多温馨和搞笑。
有一天忽然大地震动，原来是数百辆坦克开过学校；
不久我们也像坦克一样，浩浩荡荡滚过大桥，
只不过我们的履带是脚上的水泡。
我们在农村的田埂上开起了班灶，在一个大锅里搅起了马勺。
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事件：几个同学想家了跑回去看看，
竟被当成对革命的叛逃！
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肯定不会想到，
四十年后的我们，是怎样一付面貌？
看看女生吧，已两鬓霜染，
看看男生吧，已头顶掉毛，
只是那森严的壁垒早已悄然瓦解，
四十年后聚首，相逢一笑，
那笑容中，依然可见当年的面貌！
有几位老同学，已先赴天堂，
让我们说一声：一路走好！
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起那个时候！
共同的记忆，早已把大家连在一道。
那么，就让我们举杯，
祝我们的薛老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祝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
工作顺利，生活快乐，笑口常开，一切—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