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中国模式”的立场不同、角度不一，但普遍看到了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高效发展策略，多数学者都承认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模式”的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讨论“中国模式”的概念等问题，而是应深入总结和探究“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其特色，无论把它称为“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所以，如果要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就需要找出“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的不同。也就是说，要找到中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东西，才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因此，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可以看到，前面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中所提出的许多特点并不是“中国模式”所特有。例如，许多学者提到“中国模式”的特点包括强政府、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渐进改革等，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内容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能找到。因此，上述内容都不应该是“中国模式”的特点。
那么，“中国模式”的特点究竟应该是什么？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它有机地结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开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三者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点和成功的主要因素，从而使“中国模式”既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模式，也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在关于“中国模式”的特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不仅是中国学者，而且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少人把共产党领导看作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有美国学者就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用：“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核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顺利运作的根本保证。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政治因素，是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维护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把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以伟大的胆略和气魄，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和战略决策，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当代中国处于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指出的，转型期社会的政治稳定主要取决于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力量的强弱及其与政党数量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实践证明，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与拉美和东欧国家不同，中国在改革中没有接受西方多党制的政治模式，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基本前提。其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系权威中处于核心地位，高度重视并正确把握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中国模式”成功提供了思想保证。随着社会发展，公众意识日趋多样化，人们从过去盲目崇拜权威转变为开始用理性的目光评价现实政治。而且，西方各种意识形态进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核心价值观，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有效地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侵蚀，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模式”的领导核心，成功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有了重大变化，它们既是上层建筑，同时它又是经济关系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府不是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是只为了弥补市场失灵部分而存在，而是生产发展的直接组织者，是整体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战略的制定者和实际组织者。国家统筹城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着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制定重大产业政策。所以，谈中国发展模式，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是缺少了决定模式特点的最重要方面。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又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中国模式”获得成功提供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而且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国际比较中，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第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中国模式”在政治方面体现为：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政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内容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同，也与其他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模式”的经济方面体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它不仅体现了“中国模式”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保证了党和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这主要是通过党和政府对国有经济的领导来完成和实现，也就是说，要坚持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国有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国有控股、参股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领导来巩固和实现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概言之，“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中国模式”的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经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进行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且，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中国模式”有重要意义，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保持在发展模式指导思想上的统一，才能保证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核心。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基本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渐进式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来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一方面，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另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中国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用渐进式改革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经过30年的努力，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改变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并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了验证。“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表明，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四亿人摆脱了贫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注重宏观调控和在关系国计民生重点领域实行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使国家有比较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能够迅速聚集国家力量，高效地解决影响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三者有机的结合是“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西方模式和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要素。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这三者缺一不可，它们必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形成“中国模式”。
(二)“中国模式”面临多重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出自身的优势。但同时，“中国模式”还不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第一，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国模式”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向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发挥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另外，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真正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解决的全局性问题。
“中国模式”在经济上是政府主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权力和市场的作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其特征表现为国家掌控主体经济，并在其他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在短期内集结起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量，这在经济起点较低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大的自然灾害时，的确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常态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国内经济活动中，其弊病便很明显。由于市场的主导力量是权力，这会造成国企垄断和掠夺，民企受到压抑。国企获得的国家投资最多，其利润回馈社会又相对较少。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益降低、经济窒息。
同时，由于中国上级对下级的考核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GDP增长率成了衡量各级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由于改革还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约制度，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利益一味追求GDP增长。有学者指出，“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剩下的非居民收入应该占GDP的40％；但是中国刚好是倒过来的，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40％，剩下的60％是非居民收入”。
另外，“中国道路”是相对于国际而言，其主要优势和劣势也体现在全球经济方面。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针对市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创造的价格优势，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外向型经济，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一种“搭便车”的结果，因此，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西方已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中国试图继续“搭便车”的机遇也消逝了，由于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也无力充当全球的发动机角色，而此前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必然随之出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将不断下滑，对改革的最终目的产生怀疑。
因此，虽然政府主导型的“中国道路”在金融危机后受到热捧，但应该保持警惕，因为市场与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缺陷，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关键是寻求到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
第二，从政治发展来看，“中国模式”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人们在实践中似乎越来越形成某种共识，即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中遇到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最终都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如何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促进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完善，将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经验证明，经济发展和繁荣与民主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威权政治比民主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充分证明，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以持续的。中国要保持经济的持久繁荣，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不懈的目标来追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这有赖于解决好如下基本问题：
一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问题。就现代国家治理来说，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实行政党制度，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政党的作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更加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就中国的现实来看，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无疑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执政党如何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摆正执政党与人民作为权力主体的关系，进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要求党内民主政治建设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其次，要变革执政党的组织体系，防止党政之间的功能重叠和交叉，防止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公共治理的低效率。再次，要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说到底是要体现人民意志，是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在党的建设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加强法治，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最终将获得多大成功，或者在什么范围内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同，获得民众信任，也取决于在这方面的发展。但目前，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人治”思想在我国仍然根深蒂固，如“清官”、“精英政治”观念，它们的可怕之处在于排斥法治。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中有关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实难尽人意。尽管理论上几乎完美无缺，如执政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以及民众的监督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不能落实、缺乏成效。如果中国最终不能实现法治，在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方面不能找到有效的制度设计，这种政治发展道路会受到更多人的质疑。
三是有效保障公民权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开放的30年，既是中国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30年，也是中国人权保障事业发展最快的30年。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受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人权保障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例如，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拆迁与农村土地征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公民的财产权利如何才能依法得到正确有效地保护？
毋庸赘言，“中国模式”还处在发展进程中，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民主政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这也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将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从社会发展来看，“中国模式”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也相当急迫，这就是环境和能源问题。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能源为代价的，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而难以为继。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占大多数，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城镇化、绿色GDP、气候变化等诸多难题，将使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面临其他国家发展进程中不曾遇到过的严峻挑战。
除了上述问题，“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贫富分化与对立、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短缺、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以及国际安全和国际挑战等许多问题。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因此，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在民主、法治、公平、文化、环保和节能等方面上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毋庸置疑，但同时它并未完全成形，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因此，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不同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事实上，在“中国模式”的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不在于讨论“中国模式”的概念问题，而是应深入总结和探究“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从上述关于“中国模式”争论的思考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三者有机地结合是其本质特点。但是，“中国模式”处在发展和探索中，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领域的挑战。因此，在充分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取得的成绩时，更要对这条道路所面临的问题有清晰的认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环境，不能照抄别国模式，也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当然，这不意味着可以不去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也不意味着否认“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的一条独立自主的、创新的现代化道路。这种现代化道路，与其说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或“共识”的话，还不如说是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正如一些西方媒体指出的，“由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但可借鉴中国模式背后务实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根据自身国情探寻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仍在继续。面对这些争论，我们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冷静谨慎，决不应该自我膨胀。在对“中国模式”的巨大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要看到中国自身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困难和压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模式”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规避风险、把握机遇，使“中国模式”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对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本文转载时略有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