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中不仅有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更重要的是有“政治模式”；而“政治模式的核心”是“英才主义民主”，也就是“威权主义政治”。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曾有一次“新权威主义”问题的讨论，但因讨论题目离现实太远而不了了之。现在旧话重提，把“威权主义”同“中国模式”联系在一起，就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含义。所谓“政治模式”，也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困境在缺乏基本共识”，而政治改革的方向是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核心是“威权主义”。因此，讨论“威权主义”问题，也就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威权主义”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
“威权主义”因概念含糊而在学术上存在歧见。一种意见认为，“威权主义”是“半民主、半集权”的一种政治体制形态。另一种意见认为，“威权主义”是一种有“民主外衣”的专制主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威权主义”是一种从“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形态”。“威权主义”主张者提出，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盲目引进西方民主政体会造成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威权主义”是一种既不同于专制主义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体制。
他们列举了一批实行“威权主义”政体的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其中有东亚（含东南亚国家，下同）国家、拉美国家和西亚北非国家。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统统归为“威权主义”统治体制并不合适。例如，拉美国家在推翻军政府统治后进入民主化进程，实行的政治体制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拉美国家一度实行“新自由主义”而使国家濒临破产之后，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左翼思潮，组成左翼政府。拉美国家在起起伏伏之后正在探索拉美特色的道路，但并非“威权主义”所能归纳，而且“威权主义”也是造成拉美国家动荡的原因之一。东亚国家各有各的道路，也难以统称为“威权主义”国家，也许只有新加坡可称为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
就国家政治体制而言，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方向都是明确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未陷入“困境”。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是什么“威权主义”。说中国是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或把“威权主义”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误解。
中国独特的民主化道路
中国独特的民主化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政治体制符合我国国情，经受住了历史考验。
走好这条中国独特道路的关键，是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多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如何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威权主义”推荐给我们的“药方”是实行“威权主义政治”，即经济开放和政治集权，或称“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的“二元体制”和“对冲体制”。同时实行“精英政治”，让“政治精英集团”来“引导和约束”人民群众。要“选择性重新集权”，“重新强化中央集权”。这是一副“良方”吗？肯定不是。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民主进程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向前发展，是国内外十分关心的问题。是按照“威权主义者”推荐的“重新集权”，还是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回答肯定是要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重新集权”。民主选举、政治协商和法治监督都是实现我国民主的重要形式。
是“精英治国”还是“人民当家作主”
实行“威权主义”的一个条件就是“精英治国”。“威权主义”者提出：“政党在整合国家方面的功能表现在政党的精英政治功能上”。“政党被用来控制人民的政治参与，政治精英往往通过政党的控制不让人民全面地参与政治，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把人民有限地整合进政治进程”。他们提出，根据新加坡的经验，虽然一党执政，但政治体制要对社会十分开放，就是政治精英大都要从社会招募，让这些“政治精英集团”来引导和约束群众，实行类似孙中山提出的“训政”。“威权主义”者建议中国要特别重视“新精英阶层”。他们指出，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带来社会成员身份和地位的变动，产生新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特别是形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精英阶层”，这些精英“大都财力雄厚”。他们还提出，“亲商”概念是新加坡发明的，现代中共应接受“亲商”观念。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证明，我们党立党之本和力量源泉来源于人民群众，执政基础和合法性也来源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特殊集团利益。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什么精英集团“为民作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中国文化传承、集权制和帝王制
“威权主义”者认为，“威权主义”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这就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权制和帝王制。他们论述的观点是：中国传统的帝王制绵延几千年，而与西方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帝王制显然开放得多”，“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管理权向社会开放”，“帝王‘统而不治’，而政府（行政权）才拥有真正的管理权”。古代中国高度复杂的公务管理系统，“令欧洲人称道不已”，“中国文化推崇集权制，在历史上权力集中赋予皇帝，而在现在集中于政党”。
这是历史事实吗？笔者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曲解。皇权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反对封建走向共和的主要目标就是推翻皇权，这也许是中学教科书中都已阐明了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要把皇权同“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呢？“威权主义”推行者认为，中国帝王制没落后就向政党制转变，由于中国政党制同西方政党制不同，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执政党，是继承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思想。这种说法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中国实行的不是西方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和“一党治国”。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东亚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威权主义”主张者推崇“东亚模式”，并希望中国仿效学习。新加坡模式更被认为是“威权主义”成功的典型。他们认为的所谓“东亚模式”，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发展环境相近的东亚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
从地域上说，日本属于东亚，但在研究各国发展模式中，日本模式是西方模式的一种，是被排除在“东亚模式”之外的。但“威权主义”宣扬者为了突出“威权主义”，硬把日本拉了进来并且作为“威权主义”的典型。他们论述说，日本明治时代，一方面开放经济，另一方面建立天皇体制，集中权力于中央政府，实现举国一致体制，加速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日本在短短30年里因这一体制而迅速崛起，拿到19世纪亚洲工业化的最后一张“船票”，跻身西方列强。但是，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全盘西化的畸形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明治维新对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日本迅速强盛起来的重要因素，但日本明治维新渗透着军国主义的毒素，使日本逐步走上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道路。拿日本作范例，试图说明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强国之路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东亚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曾被推崇一时。先有“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后有“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这8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当时亚洲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加工产业，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东亚模式”。但是，无论是“四小龙”还是“四小虎”，都经不起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伴随着经济急剧衰退，党争发展，民主困局，社会动荡，“东亚模式”受到质疑。当然，对“东亚模式”不能全盘否定，但至少其尚不成熟，有待于继续在实践中探究。现在，“威权主义”推行者又重新“发现”了“东亚模式”，把“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的体制推荐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认为是这些国家的“必经之路”。但是，现代
中国需要完全仿效并不完全成功的“东亚模式”吗？
有学者提出，走向现代化应学习“威权主义体系”的新加坡模式，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条：
第一，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拥有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构架”，实行“一党独大”体制。新加坡虽有反对党，但政治作用不大。
第二，政治权力集中，也就是集权。新加坡的经验是，权力集中就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而在中国，“权力无形之中流走了”。
第三，把政治强人的思想和权威变为制度。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这就是“政治强人”把自己的思想转变为一套制度，并以此确立领导层的权威。在树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
第四，新加坡用民主制度，即通过五年一次的大选来保证有一个“好政府”，以保证执政党的执政行为让多数民众满意。很多中国人现在仍希望能够出现一个“明君和好领导”，但是中国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来防范不好的政治人物。
笔者认为，中国和新加坡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不同，地域和人口差别巨大。新加坡执政党有一套自己的治党理政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但是，“威权主义”推行者推荐给我们的上述新加坡模式的经验，是有片面性的。
中国现代化道路靠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在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要借鉴、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东亚和西方文明成果。中国反对将西方政治模式强加给我们，不搞多党竞争、议会制和三权分立，也不搞“半民主、半集权”的所谓“威权主义”。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作者：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