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关法兰克时期政治体制的讨论，始于文艺复兴晚期。受当时人文主义影响，法国学者以历史批判视角剔除了过往叙述中的神话色彩。论战延续至18世纪启蒙时代，思想界分为贵族派与王权派，双方观点对立，但均以古代政体的历史为依据，为自身合法性辩护。此后，受18世纪中叶政治局势的影响，启蒙思想中的公意和理性观念渗入论战，使其日趋激化。随着第三等级的介入，历史的合法性逐渐让位于公意与理性，以致历史本身的权威性最终遭到全面否定。这场论战开启了法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序幕，并为推翻旧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话语资源。

关 键 词：法兰克时期  政治体制  启蒙运动  理性

18世纪，法国思想界围绕法兰克时期的政治体制爆发了一场大论战。论战双方通过对法兰克人入主高卢地区的方式、建立的政治制度等史实的考证和论辩，借古论今，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诉求寻找历史依据，渐渐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贵族论(thèse nobiliaire)与王权论(thèse royale)。这场借历史之名展开的论战，最终在第三等级加入之后，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以马布里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取代了前两派，成为论战主角，而论战自身则以诉诸理性(raison)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抛弃历史而告终。

这场论辩涉及18世纪法国政治文化转型、启蒙时代历史编纂学、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历来为西方史家所关注。巴尔赞的《法国种族》是较早的一部研究成果，但缺乏系统性，忽视了革命前第三等级的论述。①卡尔卡松讷的《孟德斯鸠与18世纪法国政体问题》过于强调孟德斯鸠在论战中的作用，忽视了马布里和塞日等人的贡献。②格雷尔则仅把论战归为历史编纂学范畴之内，疏于分析历史论战与政治思想以及政治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③维尔纳致力于早期历史的研究，关注的是后世如何评述法兰克人征服这一事件，他撰写的多篇文章厘清了有关该问题的谬论与偏见。④贝克借用人类学家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观点，分析历史论战中有关争夺合法性的问题。⑤尼科莱从文化史角度分析该论战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作用。⑥而另一位法国学者圣-维克托意在借此问题挖掘法国式自由主义的根基。⑦上述研究各有侧重，但都对该论战的史学叙述内在变化关注不足，更没有细致分析理性与公意话语如何进入历史叙述并最终消解历史本身的问题。本文先简述18世纪中期之前关于此论题的讨论，进而结合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历史背景，对论战进行详细解析，尝试回答诉诸理性、抛弃历史的激进观点如何从一场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论战中脱胎而来，为更完整地理解启蒙运动提供新的视角。

一、历史论战的缘起

16世纪，受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影响，法国学者开始以历史批判视角撰述法国国家起源。在此之前，学者普遍相信，法国人是法兰克人的后裔，而法兰克人则是特洛伊人的后裔，他们在普里阿摩斯的儿子法兰克斯带领下，逃离特洛伊，经多瑙河，抵达莱茵河边的日耳曼地区，最后在法兰西地区建立了他们的国家。⑧所以，当时对法国历史的叙述，大多从普里阿摩斯或赫克特讲起。⑨尽管这种充满神话色彩的历史记述一度发挥过提升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宗教战争的破坏，王国的统一需要更为坚实可靠的认同基础。⑩正如当时人文主义者勒卡荣大声疾呼：法国人，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历史中拥有足够的范例，而无须在希腊罗马的历史中搜寻。(11)

在一个灾难频仍、内战不断的时代，以帕基耶(12)和霍特曼(13)为代表的史学家对法国民族的诞生产生浓厚兴趣，积极投身于法国古代体制及法律的相关研究。他们大多为司法界人士，比较关注法律的本质、法律与国家历史及当下公共事务的关系。(14)这些学者指出，体制和法律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古老和连续性(ancienneté et continuité)。帕基耶在《法国研究》(1560)中抛弃了当时依然很流行的“特洛伊起源说”，(15)首次将高卢人作为法国人的祖先，(16)认为法兰克人的征服对象是高卢地区的罗马人，并非高卢人。因而也就不存在将高卢人贬为奴隶一说。所以，法国贵族应该既来源于法兰克人，也来源于高卢人。(17)与此同时，他强调高等法院在历史上对于限制王权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国王与人民的纽带，整个法国的伟大依托在这一公共策略之上”。(18)霍特曼则看重古代三级会议的历史渊源，强调人人都尊重“全民同意的法律”才是治国要诀。(19)

因此，这些早期的法学家们关于法兰西起源问题的探索，多少都带有立宪主义的色彩。他们“要求回到一种比较传统的，因而也较少专制的立宪主义”。(20)但时代又促使他们努力思考如何在合理限定王权的同时又能达到国家统合、消除纷争的目的。于是，在整个16世纪，即便存在着对王权扩张的种种质疑，但归根结底，几乎无人对王权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提出根本性怀疑。如《法国研究》全书都体现出帕基耶对法国国王的尊敬；霍特曼也不强调法兰克人和高卢人的区别。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君主制和法兰克人的过去联系起来”。(21)

在17世纪，上述倾向被进一步强化，有关国家的历史叙述成为神化王权统治的工具。当时的御用史家一味讴歌君王的丰功伟绩。(22)卷帙浩繁的史书被称为“宏大历史”(grandes histoires)。这些著述辞藻华丽，内容却千篇一律，往往以法拉蒙德开篇，讲述王位如何经克洛维，传至查理曼。它们传递了共同的观念，即未曾中断的历史证明了君权的合法性，当下的法国制度便是起源时代政治体制的完美延续。(23)颂扬君主制成为官方主流的历史哲学，并为国家起源的历史叙述提供了统一的认识框架与解释范式。

然而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1680-1715)，连年战争加之天灾，使得民不聊生，太阳王的光辉逐渐黯淡，正统的政治原则与国家记忆受到侵蚀。思想界掀起一股被学界称之为“反绝对主义”的热潮，历史叙述转而成为批判时政的武器。(24)费奈隆主教主张，历史研究应以了解社会政治的转型为主要任务，只有具备了这种历史知识，才不会误将路易十四的王政视为完美的、天经地义的制度。(25)有关政治制度和国家构成的历史研究，一时间成为各主要学院和私人沙龙热议的焦点。1692年，卢森堡一次盛大研讨会的主题即“法国最初几届三级会议的结构与成员”。(26)追溯法兰克时期法国的政治社会是理解与反思当下的主要手段。从遥远的年代中，思想家挖掘出一套逝去的古典政体。这套政体被视作法国公法与政体合法性的根源。他们认为一切时弊的根源就在于背离了古典政体。对绝对君主制的质疑便从法国民族起源的历史研究中获取思想与话语资源。

在此背景下，史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重新编写国家与民族历史，希望梳理起源时代国家架构的形式以及此后的流变历程，用历史证明国家政治社会的现有弊端应归罪于某些群体的“侵权”和“僭越”，同时为自身团体的诉求找到历史的合法性依据。即“法国历史提供了一个合法性来源的巨大场所，她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最初的契约、法国人的权利以及社会约定秘密的保管人。从此以后，她成为合法性的终审法庭”。(27)

有产者和金融家从路易十四政府，尤其是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中获益良多，尽管他们对当局略有不满，但不至于反对绝对王权本身。(28)王权的主要反对者来自贵族阶层。(29)权力遭到削弱的佩剑贵族是现行制度的主要批评者。他们追溯往昔，力图从建国历史中发现证明其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试图证明，贵族的传承谱系与王国一样古老，他们的权利来源于历史传承而不是国王的馈赠，因而国王无权剥夺。他们认为种种时弊的根源就在于这套古代政治体制被彻底抛弃。面对贵族的挑战，王权捍卫者同样将绝对王权的神圣性诉诸历史。对两派而言，法兰克人占领高卢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至关重要。正如维尔托所言，若不回到起源时代，则很难清楚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30)

贵族派的历史撰述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即认为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是法兰克人的古老传统。贵族派代表人物布兰维里耶在《法国古代政府历史》中宣称，尚在日耳曼森林的时候，法兰克人就有政治自由的传统，国王由选举产生，亦可由贵族大会罢免。布兰维里耶认为，当时所有法兰克人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国王的近臣(leudes)。(31)维尔托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证明在法兰克时期，国王要为战士树立榜样，远比强调战士的绝对服从更为重要；而君王必须服从军法(lois militaires)，选举产生的国王本质上只是领导战士的将军。(32)贵族派进而证明，征服战争将日耳曼森林的政治传统移植到了被征服的高卢地区，并成为新生国家的基本精神。因而布兰维里耶反问道：“难道你们会相信，这些生来自由且珍爱自由的法兰克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征服高卢后，就是为了让他们的某位同伴成为享有绝对权力的主人?”(33)维尔托也反复强调，自由的传统延续至墨洛温时代，贵族在诸位王子之间选举下一任国王。(34)布兰维里耶指出，法国一直都设有不同形式的政治议事大会，在这些会议上，贵族是主角，他们与国王共商国是，建国伊始便每年召开“三月会议”(Champ de Mars)。所有的政令都必须经该会议的讨论通过方能落实。到加洛林王朝，又从三月会议中演化出如高等法院等其他议事会。(35)查理曼时代，除了三月会议以外，还有五月会议(Champ de Mai)。(36)贵族派指出，这一系列由贵族组成的机构限制了君权，是民主政治传统的体现。孟德斯鸠也相信，君主制具有两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法规定权力，中间力量确保法律的执行。(37)如何阻止君主制的日益败坏，是《论法的精神》的主旨。孟氏认为改革正是为虚弱的制度注入活力，而非另立新制，所有确保自由的措施，是为了阻止君主制陷入绝对专制，确保权力的多样性与均衡。(38)

当然，贵族派所谓的政治民主实质上是以特权和等级区分为基础的贵族式民主，因而其对古代政治传统的宣扬，必然将第三等级彻底排挤出权力领域。他们强调，等级与身份差异是征服战争的结果，也是国家政治的固有传统。圣-西蒙公爵认为，胜利者法兰克人晋升为贵族，“他们是国家的唯一团体，一开始他们被称为战士、显贵”，而那些被征服的人，则是“完全被奴役的农奴”。(39)至于教士，则是因贵族的怜悯与仁慈，才得享第一等级的尊位。(4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将法兰西初期无等级的观点斥为“对于先后统治我国的三个伟大王朝”的“一种侮辱”。(41)贵族派认为，唯有贵族承担了维系古代政治传统的使命。布兰维里耶的言论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贵族构成君主制的基石，他们建立了它，维系着它，他们还保护着稳定持久的法律，统治由此诞生。国王也是从贵族中而来，接受上帝赋予的王权。因此，数个世纪以来，贵族团体维系着国家的光荣与辉煌……没有他们，国王就软弱无力，人民就失去保护力量。”(42)孟德斯鸠坚信，在王权和人民中间需要有一种居间权力，而这种权力自然是贵族权力，“贵族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君主政体的本质”。(43)因而，在布兰维里耶等人看来，削弱贵族权力、废除政治议事会就是背弃传统，是当下困境的根源。绝对王权的确立被贵族派看成是历史的转折。据布兰维里耶考证，卡佩登基是废弃传统的开始，因为这位国王并不是由合法的选举程序产生的。(44)换言之，贵族派的核心观点即绝对王权的确立意味着古代政治传统的全面废弃。

贵族派的历史叙述，通过征服战争这一核心事件，将法兰克时期政治制度同日耳曼森林的政治传统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叙述中，国王权力一直是有限的，而贵族等级作为一个整体则享有不容否定的政治权利，并且贵族对维系国家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权利却被一代代国王剥夺殆尽。贵族派的目的非常清晰，即夺回并且捍卫被君主制侵蚀的贵族权利。

针对贵族派的观点，王权派同样通过历史叙述与之抗辩。王权派试图证明高卢地区原来就有承袭自罗马帝制的绝对王权的政治传统，并未因法兰克人入主高卢地区而被破坏。换言之，他们认为，绝对王权是法国未曾中断的政治传统。为此，针对贵族关于征服战争的历史叙述，王权派采取了两种话语策略，其一是否认法兰克人征服战争的真实性；其二是即便承认战争真实发生，但却认为它并未影响高卢地区的原有传统。

最保守的王权派代表人物迪博教士认为征服战争完全是贵族的杜撰。他认为，日耳曼人因他们的骁勇善战，得到罗马人的赏识与邀请，才来到高卢地区。他们接受了罗马皇帝的册封后，才得以名正言顺地统治高卢。(45)这便意味着法兰克人是通过和平方式入主高卢地区，而且高卢地区原有的制度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甚至连剧场上演的剧目都与先前一样”。(46)在他看来，法国继承了罗马帝制，与法兰克人本身的传统毫无关系。王权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加尼耶认为与高卢地区的罗马文明相比，法兰克人是落后野蛮的，而落后文明不可能取代先进文明，不管他们以什么方式入主高卢，都会被罗马文化同化。(47)

针对贵族派提出的“三月会议”、“五月会议”等政治议事会，丹尼尔神父认为古代的确有这样的机构，但同英国的议会完全不同，它们只为国王提供建议，而且也没有固定的召开时间。(48)在丹尼尔笔下，“三月会议”成了一个在战时才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conseil de guerre)，既非定制，也从不处理日常行政事务。(49)因而，这些设置并不对王权构成实质性的约束。王权派坚持认为，法国王权历来是绝对的，是国内一切权威的唯一来源，国王根本不需向臣民征求意见，也不需要依靠任何中间团体来管理国家，“国王是唯一真正管理政治领域的主角，他保障着社会、宗教和道德的秩序”。(50)

在王权派看来，既然法兰克人入主高卢这一历史事件对高卢地区原有的政治传统毫无影响，那么可以推导出当时并没有一个所谓“贵族等级”的存在。在御用史家莫罗有关早期的行政体制的分析中，几乎看不到贵族这个单词，在他笔下，法兰克人就是一群野蛮人，他们对罗马—高卢的政治文化无比景仰并且竞相模仿。(51)加尼耶说道，这就好像鞑靼人虽然征服了中国，但最后也变成了中国人一样。(52)王权派认为，直到封建时代才出现等级，地方显贵篡夺并肢解了王权，割据一方，国王的权力遭到了削弱，权威瓦解与秩序混合则是必然结果。由此，在王权派眼中，绝对王权的出现被视为法国得以摆脱骚乱，实现国家统一的主要因素；法国经历波折后，重新回到起源时代的政治制度。王权派为“纯粹君主制”(purement monarchique)(53)建立了一个连续的历史谱系，这意味着贵族疾呼的政治改革失去了必要性。正如王权派代表人物戈达宣称：“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前后施行了十二个世纪，那就不应该做任何改动。”(54)

受启蒙思想的影响，18世纪50年代前后，贵族派提倡的“日耳曼式”的自由占据了上风，因为它对远古自由的追求、对古老平等契约的赞美契合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平等理念的推崇。然而在对古代政治体制的追溯中，贵族的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复古的诉求中蕴含着与第三等级接近的自由追求；另一方面，贵族等级日益走向极端化的封闭的意识形态已为其日后成为革命的对象埋下伏笔。值得注意的是，贵族派对绝对王权的否定，并非彻底否定王权和君主制本身，而是试图将王权限制在实体组织监督之下，恢复被君主剥夺的政治权利，进而恢复法兰克原初的君主—贵族政体。换言之，就承认王权合法性和维护君主制这一点，贵族派与王权派并无二致。

二、历史论战的激进化

在论战的推动下，法国出现了研究古代历史的热潮。1715-1748年，涌现了三十多部以墨洛温王朝为主题的史书。迪博的《法国君主制在高卢建立之批判史》在不到十年间至少再版了五次。(55)18世纪中叶，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高等法院与王权冲突的日益剧烈，论战进一步激进化。

从“投石党运动”失败到18世纪中期莫普改革，虽然法国贵族公然反叛之事鲜有再现，但高等法院却演变为贵族挑战王权的主战场，穿袍贵族取代佩剑贵族成为王权的主要对抗者。国王屡次需要以“御临法院”的方式来强迫高等法院登记敕令。历史论战在此阶段也呈现出新的趋势，以高等法院法官与律师为代表的贵族派逐渐成为主角。这一群体深受启蒙运动影响，他们在为自身权力合法性寻找更为坚实可信的依据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历史叙述朝着激进化和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在观念和言论上更为开放，具备更为熟练的历史批判意识与政治论辩技艺。相较而言，王权派的论述日趋守势。一方面绝对王权的神圣性不断削弱，这是世俗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像博须埃那样从神学角度为王权所做的辩护，已随着路易十四统治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18世纪中叶以后法国王室疲于应对内政外交，难以维系昔日荣耀，这进一步摧毁了人们对绝对君主制的信任。当然，王权不乏支持者，比如“御用史官”莫罗、兰盖等人，但是与贵族派相比，他们的论述只是老调重弹。所以，穿袍贵族的历史写作是历史叙述激进化的主要推力。这一过程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即因宗教问题衍生的“冉森党”的抗议以及因莫普改革导致的“爱国党”的抗辩。从社会成分而言，这两派基本上都是穿袍贵族；在观点上，他们也都承袭此前贵族派的论述，不过其理据与论证有所不同，所针对的具体的时代问题也有差别。他们的论述，构成了历史叙述激进化前后相继的两个关键环节。

宗教问题是高等法院与王权冲突的导火索。1713年，教宗克莱芒十一世颁布《乌尼詹尼图斯谕旨》，这与高等法院法官的冉森教信仰相抵触，导致高等法院与仰仗宫廷的“谕旨派”之间剑拔弩张。矛盾在18世纪中叶达到了白热化。1749年，巴黎主教博蒙意欲彻底根除冉森派的影响，宣布拒绝给“反谕旨派”教士做临终圣事，该事件被称为“拒圣事事件”。高等法院旋即反击，颁布禁令，规定神职人员不得拒绝给未能提供忏悔证(billet de confession)者做临终圣事。该禁令后为政府取缔。高等法院遂求助公共舆论，将谏诤书和相关法令刊印并公开售卖，于1753年5月向路易十五递交大谏诤书，恳请国王迫使博蒙放弃他的不宽容立场，却遭拒绝。众法官集体罢工以示抗议。路易十五采取强硬立场，下令将众法官流放十五个月。(56)

面对咄咄逼人的王权，被流放的法官联合地方同僚，形成了更紧密的反对群体，“所有这些人，开始用档案材料来研究公法，他们像学术院一样，展开讨论”。(57)这个群体，被称为“冉森党”(parti janséniste)，(58)他们不仅援引冉森派神学理论，抨击绝对王权，更热衷于收集有关公法史的档案资料。例如，巴黎高等法院的梅涅尔赫就搜集了两千余卷的手稿文书，其中关于巴黎高等法院的材料就有342卷。这些材料的公开，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高等法院法官们的历史撰述，构成了18世纪中叶有关古代政治体制论战的重要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勒佩日于1753-1754年出版的《论高等法院基本功能的历史通信》(以下简称《历史通信》)。

勒佩日出身律师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笃信冉森教，同情底层教士处境，积极投身政治和宗教事务，在冉森党中享有很高声望，被誉为“高等法院的喉舌”。(59)勒佩日与梅涅尔赫素有往来，常出入他的“私人图书馆”，而且他本人也极好搜集历史文书。(60)“拒圣事事件”发生后，勒佩日由于得到孔蒂亲王的庇护，免遭流放，得以有机会深入研究高等法院的历史并撰写《历史通信》。

《历史通信》重新梳理并阐释法兰克时期的政治历史，构建了一套关于政治权力结构的新的阐释体系，将高等法院塑造为国民与公共权威的代言人，为其提供了更具威望的权力谱系和牢不可破的身份认同，由此贵族派的论述得以超越了先前狭隘的等级立场，而成为接纳国民的一种叙事方式。因而，《历史通信》的发表，对于历史论战的未来发展趋向，具有不容忽视的转折意义。

虽然在某些基本史实的勾勒上，勒佩日延续了布兰维里耶等佩剑贵族的观点。比如他认可征服战争及其所塑造的政治结构。(61)但是勒佩日强调，法国君主制有三个“根本性的”(essentiel)构成要素：君主、御前会议(cour du roi)和大议会(parlements généraux)。君主掌握绝对权威，“融所有立法权和强制权于一身”。御前会议由亲王以及进谏者构成，“根据王国的基本法”，君王必须与他们协商，确保臣民得享公正与正义的统治。此外，勒佩日认为最初有全民大会，随着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定居，召开类似的会议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于是就出现了替代机构，这便是大议会的起源。大议会乃是“保存王国所有法律和法则的地方，它有义务自主审查并负责颁布所有新法律，为国王提供重要的咨询与建议……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抵制国王，钳制国王总想使用的绝对权力”。(62)

较之此前贵族派的论述，勒佩日最重要的修正表现在，他认为法兰克人时代创立的明智体制并没有消失，而是在高等法院身上得到了延续。他指出，在封建时代，御前会议与大议会的职权逐渐融合，1302年，两个机构合二为一，这便是巴黎高等法院。《历史通信》反复强调高等法院的历史“从未中断，可上溯到法国君主制的诞生之日，上溯到日耳曼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高等法院，便是美男子菲利普时代的高等法院，就是圣路易时代的高等法院，就是菲利普·奥古斯都的高等法院”。(63)这同贵族派的论述完全不同，无论是布兰维里耶还是维尔托都认为，体现日耳曼自由的那套制度已完全消失在历史之中，他们的叙述无不充满了对昔日典章制度的缅怀与依恋。而勒佩日则相信，法国的历史没有发生过断裂，古代宪政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法国的基本法，在高等法院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只要确保高等法院的地位与职权，那么源自法兰克时期的那套完美的典章及其所体现的完美的君主制架构便可得到完整承继。

表面上看，勒佩日与此前贵族派一样推崇古制，但其论述重点并不在于古制之久远，而是古制之原则至今依然通过高等法院得以呈现。更重要的是，勒佩日的历史叙述构建了一套与贵族派不同的政治体系。这套体系的本质，乃是国王、高等法院与国民之间具有不可更改的关系。这一政治体系，意在凸显高等法院的地位，使其摆脱从属王权的身份，从而具备独立的历史传统与宪政地位。高等法院具有不可替代、不可侵犯的“居中地位”，是因为它联系了国王与臣民，既可向国王提供咨询，也传达国民声音。它的权力，并非来自国王，而是源自“自君主制诞生之日起就已存在的王国法律”。(64)在勒佩日论述高等法院重要性的过程中，他用以证明高等法院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它代表着国民的声音，它是国王与国民的纽带。在《历史通信》中，以往的历史论战中从未被提及的“国民”悄然登场。

《历史通信》为贵族派反对王权派提供了全新且有力的叙述框架，赢得了贵族派的普遍接纳与支持。比如，图卢兹高等法院法官拉盖德的《高等法院基本职能》一书，意在接续勒佩日的《历史通信》，为外省的高等法院“树碑立传”。(65)日后成为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的西贝尔，在其《法国君主制的演化》一书中提出，自法兰克时期起，立法首先要经议会的同意，这是法国政府的原则。与勒佩日类似，他认为高等法院是永恒的政治体，是法律的保管处。更需要注意的是，他认为通过表决进行立法的议会，不是特权等级垄断的，而是国民参与的，因为“臣民尽管分为不同等级，他们都是公民。”(66)

由此，《历史通信》不仅推进了历史论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突破了狭隘的等级概念，拓展了历史的主体。一方面，勒佩日延续了用悠久历史来证明政治体制或者组织机构合法性、权威性的思路，高等法院被证明与王权具有同样悠久的传承。另一方面，在勒佩日笔下，已经隐隐出现了国民的形象。在论证高等法院有权限制王权的过程中，勒佩日除了强调其历史不曾中断，更多次提及它是国民意愿的体现。因而，国民及其权威性首次出现在历史叙述中，成为权力秩序构建的基本要素。尽管此时国民还是一个被代表的且面容模糊的形象，但假以时日，“国民”一词几乎成了高等法院谏诤书的核心词汇。(67)因此，《历史通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派的历史叙述，并为论战的转向埋下伏笔，因为一旦高等法院与王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就不得不寻找比历史更为权威的话语资源。这种情况在莫普改革后便出现了。

1770-1771年，司法大臣莫普利用密札解散巴黎高等法院，流放一百五十名法官，并对全国的司法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莫普改革后，出现一个声援高等法院的“爱国党”(parti patriote)。这并非一个正式的组织，而是改革反对者聚集起来的松散群体，其成分相当复杂，既有亲王(如孔蒂)等大贵族，也有第三等级的文人，以高等法院休戚相关的法官、律师居多。(68)在政治立场上，爱国党未必都是贵族，但他们支持贵族，尤其支持高等法院。与“冉森党”相比，这股力量不仅人数更多，而且更自觉地利用出版物宣传自己的观点。爱国党深受启蒙思想影响，他们的言论中充斥着启蒙时代特有的话语，因而他们的历史撰述与此前大不相同，构成了历史论战激进化的关键环节。

此时，启蒙运动已进入巅峰期，《百科全书》、《社会契约论》等巨著相继问世；来自英国的共和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法国，如洛克的《政府论(下篇)》(1755)、休谟的《政治论文集》(1752)等。(69)政治功利主义、自然法思想也得到广泛传播，自然理性逐渐成为衡量政治制度的标准，政治契约与权利观念更深入人心。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实际上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不仅热衷于阅读启蒙哲人的专著，也积极订阅《百科全书》。史家布鲁什在分析了当时29名法官的藏书情况之后发现，拥有孟德斯鸠、伏尔泰或卢梭等人著作的法官占了大多数。(70)此外，像达盖索、拉里维埃、马尔泽尔布等高等法院的法官或推事，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份子，或与启蒙哲人往来密切。达盖索是当时著名的公法学家，也是道德学家；拉里维埃是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而马尔泽尔布则与狄德罗、达朗贝、伏尔泰和卢梭等人有密切交往，并协助《百科全书》的出版。这些史实表明，以高等法院为据点的穿袍贵族虽然在政治上较为保守，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拒斥启蒙运动。当然，他们接受启蒙思想，绝不是要反对或颠覆王权。贵族如何接受启蒙思想，这自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就本文所涉及的主题而言，启蒙观念明显改变了贵族对历史和传统的理解。在爱国党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到那种将传统视为合理，将历史视为合法性基础的理解，逐步淡出了历史书写。启蒙运动的影响，也恰好与贵族派历史叙述的内在需求吻合。当勒佩日把高等法院提升到与君主制“同根同源”的地位，这意味着强调久远历史带来权威性的策略已发挥到极致。然而，莫普轻易解散高等法院、流放法官的举动清楚表明，这一叙述策略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已然失效。因而，“爱国党”的历史书写只能从启蒙和理性的角度寻找新的、更有力的话语资源。

“爱国党”的历史著述中，最有影响也最具煽动性的是塞日于1775年出版的《公民教义问答》。塞日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年轻法官，出身于富商家庭。直接反映其个人详细情况的资料很少，只知他熟读启蒙哲人的作品，经常出入当地的文人俱乐部，对当时通过地下渠道流入法国的古典共和主义作品兴趣浓厚，尤其信奉卢梭的思想。《公民教义问答》清晰地体现了《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一系列启蒙名著的痕迹。塞日将这些启蒙的理性思想贯穿于历史论证中，借着颂扬国民基本权利，从公意的角度，重新撰写法国历史，从而将历史叙述提升到抽象理性的高度。

《公民教义问答》采用问答体分析古代政治体制的历史与基本原则。全书开篇即体现鲜明的卢梭主义色彩——契约与公意被视为政体的基本原则。塞日提出，一切政治社会皆因原始契约(contrat primitif)而成立，所谓原始契约，即社会团体与其每位成员签订的一种公约(convention)。(71)政治社会的目的是要保护成员的共同福祉。(72)接着，塞日又提到了公意，他说公意即“就某一公共问题，所有社会成员明确表达的共同意愿”。(73)

《公民教义问答》的独到之处表现在，将上述公意原则视为历史哲学，从而将古代政治史的叙述提升到抽象的理论高度。作者认为，历史传承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公意，这是法国基本法的本质内涵。起源于法兰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发展历程，在征服战争后陷入低谷，后虽经查理曼恢复，但封建社会的出现又使其名存实亡，最终因三级会议的出现和制度化，这一传统才得以重新延续。因此，真正代表立法权的是三级会议，这个由全体国民参与的立法机构，无须得到国王的委托与授权。(74)国王与高等法院则履行行政权，后者“有如元老院，其传统与君主制一样古老”。(75)在塞日看来，这套古制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不仅因为它与王国同根共源，更因为它本身是公意的体现，得到了公意授权。三级会议传达的是公意，高等法院与王权则是公意的具体落实与实践，因此制度的合法性来自公意的授权。塞日承袭了勒佩日的观点，认为高等法院与君主制一样古老，但他更进一步把公意推至历史的核心位置，提出是公意赋予历史合法性。

塞日也为贵族特权辩护，他的论证别出心裁。此前贵族派多认为贵族的特权来源于法兰克人的征服战争，贵族是征服者的后裔，而特权正是征服者的权利。但塞日并不赞同，因为这种排外性的历史叙述无法与包容性的公意原则兼容。他改换了角度，认为特权实际上是随着公意原则的不断衰败才出现。在封建时代，由于某些显贵滥用权力，政体败坏，纲纪废弛，为矫正时弊，贵族经国民的同意，才享有了特权。换言之，也正是因为得到公意的授权，贵族以及高等法院才真正成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76)

事实上，在历史层面，《公民教义问答》创见不多，仅仅整合了先前的贵族派与勒佩日的不同论述。实际上塞日本人对历史与档案的兴趣也远不及勒佩日。但是，将公意与历史和制度融合，却具有颠覆性。莫普改革之后的爱国党，意在寻找一套更强有力的话语来抨击改革，但无论是贵族派的中间团体理论，还是历史传统，都颇显无力。因为改革和对整个司法体系的重组，表明高等法院与王权之间，并不像勒佩日等人说的那样是俱荣俱损的关系，传统也不是不可颠覆的。公意与历史的结合，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塞日不仅为高等法院以及贵族权利铺垫了更加牢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将莫普改革塑造为专制行为与国民主权意志之间的斗争。在《公民教义问答》中，“专制”似乎是仅次于“公意”的核心词。(77)所以，莫普之罪不是背弃历史传统，而是背叛了国民的意愿，他所犯的是“叛国罪”。(78)

塞日的观点，实则为“爱国党”激进话语的具体呈现。当时，公意、契约等类似的表述，充斥着爱国党的其他出版物。比如，1771年贝桑松高等法院谏诤书写道：一切社会秩序根本上与专断之举格格不入，因为秩序本质上就是原初公约的结果。(79)南希高级法院的文件写道：永恒的基本法，乃成形于三级会议，得到臣民与君王的同意。(80)梅伊和莫尔特罗，这两位自18世纪中叶就十分活跃的文人，此时出版了《法国公法原理》这部巨作，他们从历代法律文献中总结并区分了两类基本法律，一类是自然法，适用于所有的君主制，体现着普遍的正义；另一类是人定法或实在法，界定君王与臣民的关系，这些法律只有得到民众的同意才有效力。(81)该书的章节题目就已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观点，如“第三章：在任何秩序井然的王国，税收始终只有经国民同意后方能设立”。(82)

《公民教义问答》将18世纪有关古代政治的论战推向了新的高度。塞日本意是通过融合公意与历史，为高等法院寻找更坚实的基础，“唯有创立高等法院的那种权力才可以废除高等法院”。(83)但是，他的历史叙述，却根本上改变了这场论战的基调，不仅使之朝着非历史，甚至否弃历史的方向迈进，而且也为取缔高等法院和特权体制埋下了伏笔。在塞日的论述中，历史的权威性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乃是公意的表达，历史不过是公意的呈现。公意既然有权建立制度，那么自然也就可以更改甚至废除体制。因此，历史本身所具备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被公意所蕴含的或然性甚至是革命性所取代。公意有权改写历史，这为第三等级彻底抛弃历史，颠覆一切制度的激进政治话语做了铺垫。

三、论战终结与历史否弃

18世纪中叶论战基调的转折，使得“国民”、“契约”、“理性”、“公意”等术语成为叙述古代政治体制的关键词。类似的迹象，在王权派的论述中也有体现。比如莫罗为路易十六(当时尚为王储)撰写的《道德、政治与公法教本》强调，法国的君主制承袭的是罗马制度的理性、人道与良法，绝对王权的发展是政治理性与公共秩序不断完善的过程。(84)此外，莫罗提出混乱时期皆因王权不强大而导致，而唯有绝对君权才能保证自由与财产。绝对王权有别于专制，因为其统治依照的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公法体系。(85)实际上，这是18世纪后半叶王权派一以贯之的论调。他们一方面渲染“乱世”，以突显绝对王权治平乱世、消除割据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将绝对君主视为自然法的代言人，推崇开明专制。绝对王权的拥护者兰盖所著《统治科学》和《论社会中的民法和根本原则的理论》等著述都体现了类似的观点。(86)但是，王权派的叙述随着绝对王权不断失去神圣光环而日渐衰退。在这一方面，启蒙思想家马布里的转变颇具代表性。穿袍贵族出身的马布里先是支持王权派，但后来既反对贵族派，也反对王权派。其后期论著的核心是否定历史。这种否定，对第三等级尤有吸引力。因为第三等级发现，在王权派和贵族派的历史叙述中，第三等级都无立锥之地，所以他们接续了马布里的观点，从对历史的否定，推演出对理性的崇尚。

马布里早期代表作《罗马与法国的比照》(1740)，将罗马视为法国君主制的源头。(87)但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法国外交失利，内乱四起，马布里逐渐对君主制失去了信心，继而在莫普改革之后，他采取了与爱国党完全不同的立场，陷入了极度悲观之中。他的《法国历史观察》(以下简称《观察》)便表达了这种悲观。他认为高等法院和贵族那种自命不凡的特权与历史合法性，完全经不起考验。他将法国历史看成是一部无序、混乱、等级欺压等级的历史。马布里从而转变为一名批判现实的启蒙哲人，信奉古典共和主义，对社会不平等以及私有财产持否定态度。这与其挚友卢梭的立场十分接近。马布里此前认为古典历史应当成为政治教育的基础，但是18世纪中叶以后他越来越相信，除非从自然法以及道德哲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否则历史本身是琐碎的，无法提供任何教义。(88)

《观察》是马布里后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全书共三卷，前两卷于1765年出版，第三卷是在莫普改革之后完成。从整体上来看，《观察》一书的矛头既指向王权派，也对准了贵族派。马布里对法国历史的综述，与莫罗类似，即浓墨重彩地烘托历史的无序与动荡，不过其目的并非用以证明君主制的历史功劳，而是要否定历史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此外，他也抨击贵族派，尤以勒佩日为靶子。他写道：“请原谅我花了这么多篇幅来驳斥勒佩日的《历史通信》，不过这是必要的，因为该书表明了高等法院编造的全部的教义。”在马布里看来，莫普改革不仅证明高等法院根本不具备勒佩日等人所赋予的权威与尊严，而且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专制的同谋必将覆灭。(89)对此观点，高等法院的法官多持否定态度，然而他们的否定与抨击，并没有造成更深远的影响。因为之后不久，随着路易十六宣布召开三级会议，巴黎高等法院以拥护特权的姿态宣称，必须依照1615年三级会议的传统，按等级计票(即每个等级只算一票)，这使得高等法院沦为舆论抨击的主要对象，爱国党也丧失了舆论支持。

《观察》以公意为原则，但得出了与塞日截然相悖的结论。首先，马布里断言，历史谱系代表不了合法性，古老并非合理合法的同义词。“没有人会无知到把国家的第一部法律就当成是基本法。”(90)这是因为他相信，政治制度或所谓的基本法，不是历史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立法者确立的，人民应该是唯一的立法者。换言之，任何制度都应当是明确得到公意授权的政治契约。这是在马布里此前所撰《公民的权利与义务》(1758)这部政治策论中表达的思想，而《观察》将此原则运用于历史研究。(91)因此，历史叙述，不是简单地追溯制度的历史系谱，而是要找到立法者参与立法的时刻。马布里认为，在法国历史上，人民从未参与过立法，他们的意愿也从未得到过表达，更谈不上贯彻执行。换言之，公意在历史上从未得到过表达，历史不是公意的历史，历史根本不具备任何积极的教义。

在马布里看来，法兰克人在入主高卢地区之前原本有一套古朴的民主制度，但在征服战争之后，这套制度就渐趋衰落，尽管起初政府还能体现共和精神，但权力逐渐被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日耳曼精神衰落。(92)此后，即便查理曼这样的明君，也无法阻挡制度败坏，“祖先从日耳曼带来的古代政府原则”始终无法恢复。法兰克人最后成为封闭的种姓，而原住民高卢—罗马人则成为奴隶。法国进入了“可怕无序的封建时代”。(93)马布里从古典共和主义的角度给出了诊断：法国历史呈现不可阻挡的倒退趋势，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与社会和民情变化有关。他指出，自征服战争后，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败坏了德性，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私有财产最终侵蚀了民主精神。

因此，马布里的历史叙述，不是向世人提供一套可资借鉴的古代基本法，而是表明由于公意从未实现，所以法国从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历史所展现的“总是无谓的尝试，却从来没有稳定的政策，没有持之以恒的利益，没有确定的习惯或风俗，因此，我们的历史总在讲述接连不断的革命；总被事件和激情肆意地支配，我们自己也习惯于没有法律的状况”。(94)“革命”是《观察》一书的关键词，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革命”意指接连不断且周而复始的变化与动荡。(95)因而，马布里笔下的法国历史始终混乱无序，充斥着悲观色彩，而且带有一种宿命论的味道。法国的历史不是进步的，不是理性逐渐占据统治的过程，而是一种厄运不断循环的叙事，是“古代政府的原则不断被抛弃，被遗忘的过程”，(96)是自由的不断沦丧。

马布里对法国历史的认知和描述，已经与前述历史论战的基调截然不同。首先，他改变了对历史功用的理解。王权派和贵族派尽管在具体叙事方面差别很大，但他们都希望从历史，尤其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起源历史中，寻找政治诉求的依据。换言之，尽管再现历史的方式不同，但是对他们来说，历史就是集体记忆，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是能够为现实提供积极教义的资源库。(97)而在马布里的叙事中，历史无法给未来提供行动指南，它只是一部反面教材。即便历史能为后人提供教训，那么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教训：要想摆脱历史悲剧，就得彻底抛弃历史本身。

其次，马布里也改变了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理解。王权派与贵族派实际上都希望通过厘清过往来理解现实，都希望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到一套或许能为当下提供借鉴意义的古老制度。对此，马布里予以彻底否认。他笔下的历史既然完全无法提供积极价值，那也就没有复活的意义，对待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完全否定与抛弃。(98)任何怀旧的或是悼念过去的历史写作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而且，马布里还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上了明确的界限。因国民的公意无法表达，基本法无从确立，过去是悲剧的循环。因此，只有在确立了公意、明确了基本法之后，法国的未来才可能走出过去悲剧的重复，展现一个全新的开始。由此观之，马布里实际上是用历史本身证明了对历史的否定，证明了激进决裂的必要性，从而朝着废弃历史的激进主义道路迈出了关键一步。

此后，虽然论战还在继续，古代政治体制依旧吸引众人关注，但是它们的意义已然完全改变。就像马布里所说，虽然遥远的过去如此美好，但是能够重建过去的机会已经消失，因为“光明来得太迟了，当它到来时，古老的风俗已被腐蚀殆尽”。(99)换言之，讨论历史，目的是为了证明抛弃历史的必要。对于第三等级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发现回溯整部法国历史，都没有为第三等级寻求话语权提供任何有力的支撑，即使在起源之初或许曾经存在过所有人的平等，但那样缥缈虚无的证据对于第三等级试图改变其当下境况的努力无济于事。如果历史无法提供支持，那么第三等级要从哪里去寻找其权力的正当性呢?前文提到的卢梭、霍尔巴赫等启蒙哲人提出的“自然”、“公意”、“主权在民”等理性话语恰好给他们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大革命前夕，《观察》再版，并被广为征引。(100)它对第三等级而言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它证明了所谓古典政体毫无历史合法性依据，因而被誉为“法国人的教义问答”、“国民的法典”。(101)不久，比马布里观点更为激进的小册子开始出现。这些小册子的作者多为当时的小知识分子、记者或文学作者。在大革命爆发之际，他们关于民族历史的观点集中体现了当时第三等级最迫切的要求。有位名叫瑟茹迪的作者指出，“法国公法”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不存在法国公法，现实中的公法实际上是古罗马公法、伦巴第公法、勃艮第公法以及萨利克公法的大杂烩。(102)王国的公法从未定制，制度与法规也不过是政府心血来潮的权宜之策。在瑟茹迪看来，法国历史记载的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游戏，这样的历史与政治又怎么具备古为今用的价值呢?一位名叫德朗迪纳的教士在详细研究了各届三级会议的历史后发现，实际上关于会议的形式与权力从来没有过明确的规定，每届三级会议的具体构成差别很大，各等级代表的人数也从没有定制。他宣称，从法国代议制的历史中所能得到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缺少一部真正的成文法”。德朗迪纳最后呼吁，诉诸历史，不如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来组织未来的三级会议。(103)

无论是王权派还是贵族派，他们无不以历史先例的神圣性来捍卫他们团体的利益。因而，对第三等级而言，回应此种言论最有效的策略便是抨击历史与古代政体的虚妄。在第三等级看来，法兰西历史记载的是偏见和私利，所以，它应被搬下神坛，接受审判。历史的论战最终脱离了贵族与王权派的掌控，成为第三等级向旧制度宣战的重要武器。参与起草《人权宣言》的三级会议代表圣-艾蒂安宣称：“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瑟茹迪在《法国人回忆录》中呼喊：“我们需要的不是法国的档案，而是法国的解放。”文学家德默尼尔质问道：“我们的先辈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104)米拉波更激进地提出：“要把法国所有的博物馆一把火烧掉，因为唯一应当遵循的法律就是理性。”(105)

西耶斯神父最为激进和彻底。他的《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无疑是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战斗檄文。在西耶斯看来，有关古典政治的论战对解决当前问题毫无裨益，因为这只会导致人们“沉迷荒谬的封建制度的无耻场景，沉迷于时代的残酷制度，从而助长专制主义的蔓延”。(106)他同米拉波一样，强调人民的真正历史只存在于理性之中，从其他地方去寻找可靠的历史托管人是徒劳无益的。西耶斯所谓的理性标准是一种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根据这套原则，他提出了全新的国家构建原则。这可以从功能条件和形式条件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是一个生命体，生存是其基本需求。从形式角度而言，国家乃是生活在同一部法律之下，并由同一个立法机构代表的共同体。换言之，国家首先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存在，前提是拥有一个立法机构和得以普遍适用的法律。

西耶斯深受卢梭思想和重农学派理论的影响。他对于国家的界定彻底否认了从起源时代寻求合理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尝试。他认为，不是历史决定了国家存在，共同体可以有历史，但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形式，就不一定成为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耶斯认为尽管法国历史悠久，但算不上一个国家。林林总总的特权意味着法国没有普通法，团体实际上是国中之国。(107)西耶斯运用理性的原则，废除了历史的合法性，实际上也推翻了贵族派一直以来为其自身权利所作的申辩。由此，西耶斯得出一个激进的观点：国家的存在必先废除特权。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的功能条件已经满足了，因为第三等级便能承担满足国家存续之需的生产与交换的工作。因而，根据这项经济学原则，第三等级可以独自组建国家。但这个国家仍不具备法律这一形式要素。因此，西耶斯得出其思想的第二个激进观点，即呼吁第三等级这个现在“什么也不是”的群体组建立法机构，制订普通法以谋求地位。

西耶斯强烈反对从故纸堆中寻找所谓的“美好世界”、“和谐的权力结构”，他说：“我要不遗余力地控诉和谴责这样一群作家：他们总是在过去追求我们未来的理想，总是在由荒谬与谎言编织而成的可鄙传统当中，寻找再生公共秩序的法律。”在其看来，即便要诉诸历史，那也应当诉诸经过理性检验的历史，“真正的人民档案馆……存在理性之中，人们不应在别处寻找忠实可靠的历史托管人。”(108)西耶斯用理性的标准取代了历史，否定了古代政体的价值，从而改变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之前的历史论辩中，现实是一个由征服战争所塑造的合理政体模式被遗弃或被搅乱的时刻。对贵族派而言，胜利和鲜血所塑造的政治身份因王权的膨胀而遭到扭曲。对王权派而言，源自罗马帝国的绝对王权被封建时代的裂土分封所破坏。两派都赞成救治时弊的办法就是唤醒古典政体，以摆脱不堪的现实。因而，他们眼中的未来是向过去的开放。这也符合“变革”(révolution)一词的古义：周而复始的运动。但是，根据西耶斯的分析，现在则成了一个充满希望、孕育未来的时刻，是第三等级成就自己，展现自己，并塑造国家的时刻。过去不再是未来的尺度，相反，现在反而是清算过去，审判历史的时刻。征服战争与起源时代都应该被抛弃、被遗忘。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彻底抛弃过去，才能建立真正的国家。西耶斯在马布里的基础上，更激进地提出塑造未来的唯一途径就是与过去彻底决裂。

在这个意义上，西耶斯终结了18世纪关于古代政治体制的论战，并奠定了革命的激进主义：

第三等级不应当害怕追溯往昔。他们将回溯到征服以前的年代；而且，既然他们今天已相当强大，不会再被征服，他们的反抗无疑将更为有效。第三等级为什么不把那些继续狂妄地自诩为征服者种族的后裔并承继了先人权利的所有家族，一律送回法兰克人居住的森林中去呢?我想，经过这番清洗的民族必将感到自慰，因为他们自信这个民族此后仅由高卢人和罗马人的后裔所组成。(109)

关于古代政治体制的大争论，是在法国王室权威于整个18世纪呈现下滑的趋势中，是在启蒙思想对于理性、公意和自由的召唤中，是在知识界对于政体的诸多弊病深感困惑的多重背景下的产物。虽然许多参与者的初衷是从遥远的古代寻求解决当下困境的途径，但是，在历史论战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它必然与逐渐向整个思想界蔓延的启蒙思潮中的理性话语正面相遇，如果过往的历史不能为人们提供参照或指南，那么，人们只能采用理性的话语，而将历史彻底抛弃。换言之，必须“从社会秩序传统原则的反面借来了它的终极目标……由此构成了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意识形态”。(110)这种与过去决裂的意识形态，就是法国大革命最鲜明的特征。

“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寻找症结。”(111)这正是古代政治体制之所以在18世纪的法国会成为焦点问题的根源。由于经济的发展，启蒙思想的冲击，层出不穷的国际问题以及国家内部结构的变化，法国人对当时社会结构的认同不断遭到侵蚀。有关古代体制问题的争执本质上体现的是有关权力合法性的分歧。贵族派作为新的叙事主体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逐渐成熟，并与王权派分庭抗礼。他们书写国家与民族历史，对抗王权的叙事，强调贵族权利的历史合法性，以证明他们今天的诉求是合理的。而这两派尽管叙事主体不同，但都是通过颂扬历史，将自身与法兰克时期的古典政体连接，争相表明自己才是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历史的话语发挥着福柯所谓的“谱系学的功能”，用过去的荣耀来担保权力在今天的价值，连续性即是合法性的基础。(112)第三等级的登台颠覆了这种构建谱系学的尝试。就像福柯所言，他们是历史的“他者”，因而需要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叙事来建构他们的认同。这套叙事不再承认历史合法性的不言自明，而是以理性为依据，强调断裂而非延续才具有正当性。至此，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论战走向了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的道路。

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写道：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第一条)，一切社会，凡权利无保障或分权未确立，均无丝毫宪法之可言(第十六条)。这两项条款清晰地表明了历史已经彻底退出政治话语。大革命时期崇尚的是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古典主义，而与本民族相关的一切历史都被列入了清洗的行列。随着君王雕像的倒塌与街道名字的更换，一切与君主制相关的记忆都被抹去。“理性焚毁了表明一个等级的虚荣的无数卷册。其他残余还留在各公私图书馆里。它们必须一起毁灭。”(孔多塞语)(113)革命不仅要塑造全新的法国，还要塑造新人，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与过去决裂的心态与实践表现在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忙于创造历史而无暇撰写历史的时期。

19世纪初，浪漫主义史家意在为民族谱写历史，重新唤起了对法兰克时期的热议。此时，关于古代历史的讨论不再重点聚焦于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而向更广泛纵深的范围扩展。基佐与梯也尔致力于“再度连接时间与思想之链”，在日耳曼精神中寻找古老的自由。(114)他们并不否认自由来自征服者，但是他们强调法国历史不等于王朝史或贵族的历史，而应当是整个民族的历史。(115)构成民族的核心力量是第三等级，正如梯也尔所宣称的：“我们是这些农奴与平民的后代……平民也有他自己的光荣。”(116)其弟阿梅德·梯也尔则直接以《高卢人的历史》为题重新书写法国历史。(117)上述史家以更公允的态度重新评估法国文明形成中罗马帝国、基督教以及蛮族风俗所发挥的不同影响。他们相信，这几种因素在起源之初的融合是法国文明乃至欧洲文明最独特的根源。(118)如米什莱在《法国史》中谈到：“这是法国自己的历史，有她自己的发展，更改了她所有未经雕琢的元素，这些元素中有罗马市镇、日耳曼部落、凯尔特氏族。”(119)法国的起源不再是王权派和贵族派争夺的对象，也不是证明某个特殊团体权力合法性的证据。它属于全法国，其源头是开放、包容的，属于整个民族。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史料建设方面，基佐多次强调要把未曾刊印的国家档案资料向公众开放。

在19世纪70年代，法国起源的历史叙述出现了明显排斥日耳曼主义的趋势。这与普法战争的失利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研究古代史的专家古郎治就拒不承认法兰克征服战争这一事实。他相信罗马的精神注入了法国人的血液中。(120)这一做法尽管与18世纪王权派的叙事较为类似，但是目的有所不同。此时宣扬罗马主义的用意是高扬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而到20世纪初，“高卢主义”统治着法国的历史记述。古郎治的学生卡米耶·朱利昂在《高卢的历史》中证明，在罗马人入侵之前高卢人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族，有共同的语言与信仰，这是未来法国的雏形。(121)他宣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这句名言被写入第三共和国的小学课本中。时至今日，起源问题依然没有淡出公众的视野。2004年法国《历史》杂志以《谁是我们的祖先?》(Qui sont nos ancêtres?)为题组织了专刊。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历史叙事如同时代的镜子，所反映的首先不是被讲述的那个时代的事情，而是讲述者的时代特点，具体内容往往大同小异，而笔调与历史记述的方式则会大相径庭。法国的历史，尤其是起源史，每一代人都从他的角度去重新“制作”。(122)正如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或译皮耶·诺哈)所说，历史，尤其是国族史，总是以未来的观点被书写。基于各种未来应该如何或是可能如何的暗示或明示，人类群体为了面对正在等待着他们的未来或应该预作准备的未来，在自身经历过的林林总总的事物之中进行追忆的抢救。(123)

注释：

①Jacques Barzun,The French Race:Theories of Its Origin and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Prior to the Revolu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2.

②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au  siècle,Genève:Slatkine Reprints,1978.

③Chantel Grell,ed.,La monarchie absolutiste et l'histoire en France,Paris:PUPS,1986; Historiographie de la France et mémoire du royaume au siècle,actes des Journées d'étude des 4 et 11 février,4 et 11 mars 2002,Collège de France,textes réunis par Marc Fumaroli et Chantal Grell,Paris:Honoré Champion,2006.

④Karl Ferdinand Werner,Structures politiques du monde franc( siècles):études sur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et de l'Allemagne,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79; Karl Ferdinand Werner,“La ‘conquête franque’ de la Gaule itinéraires historiographiques d'une erreur,”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vol.154,no.1,1996,pp.7-45.

⑤Keith Baker,“Memory and Practice: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31-58.

⑥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aris:Perrin,2003.

⑦Jacques de Saint-Victor,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oubilé,1689-1789,Paris:Perrin,2007.

⑧关于16世纪尚在流传的特洛伊起源说，参见Claude Malingre,“De l'opinion qui eut le plus de partisans dans le  siècle et suivant laquelle les Francs seraient descendus des Troyens,” in Constant Leber,ed.,Collection des meilleurs dissertations,notices et traités particulier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1,Paris:G.A.Dentu,1838,pp.39-42; Clovis:histoire et mémoire,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 Reims,sous la direction de Michel Rouche,2 tomes,Paris: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1997.

⑨Huppert Georges,“Naissance de l'histoire en France:les ‘Recherches’ d'Estienne Pasquier,” 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année,no.1,1968,pp.69-105.

⑩Arlette Jouanna,Le pouvoir absolu: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de la royauté,Paris:Gallimard,2013,pp.196-197.

(11)转引自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30页。

(12)帕基耶(Estienne Pasquier)是法国16世纪末著名大法官，于1560年出版《法国研究》，1996年Champion出版社再版了此书，研究17世纪历史的法国学者茹阿纳在书评中将该书誉为“取之不尽的宝藏”。参见Arlette Jouanna,“Etienne Pasquier,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édition critique éta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Madeleine Fragonard et  Roudaut,”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étude sur l'humanisme,la réforme et la renaissance,vol.45,no.1,1997,pp.145-147.

(13)作为最接近加尔文小圈子的活动家，霍特曼( Hotman)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不仅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也为法国雨格诺派的斗争撰写檄文。《法兰西高卢》一书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在当时就已经引起巨大反响，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1574年法文本出版，1576年和1586年又再版拉丁文版本。作者的反绝对主义思想在后续版本中表现尤为明显，如在1586年的拉丁版本中，新增的六章着重指出国王和王国之间的根本区别。但是，由于作者自身经历，他对于王权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为亨利四世所用之后，他对于后者的维护显然与之前的反对立场背道而驰。详见Pierre Mesnard,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siècle,Paris:J.Vrin,1969,p.333.

(14)Orest Ranum,Artisans of Glory:Writers and Historical Thought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p.75.

(15)Estienne Pasquier,D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Paris:Robinot,1581,p.135.

(16)当时持相同观点的史学家不在少数，例如吉拉尔(Bernard de Girard)是与帕基耶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发表于1570年的De l'estat et succez des affaires de France也完全否认特洛伊起源说，而是把4世纪时期的法拉蒙德(Pharamond)作为法国的第一个国王开始讲述法国历史。与帕基耶相似，他认为法拉蒙德带领法兰克人渡过莱茵河之后，就把高卢改名为法兰西，把高卢人改称为法兰克人(francons)、弗朗索人()，从此两支民族就合二为一了。不论是起源说还是政治观点，吉拉尔均与帕基耶相当接近。详见Bernard de Girard,De l'estat et succez des affaires de France,Paris:Chez Pierre le Mur,1611,livre premier(较之前的版本有增补内容，在作者去世后出版)。

(17)Jacques Barzun,The French Race:Theories of Its Origin and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Prior to the Revolution,p.253.

(18)Estienne Pasquier,D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p.161.

(19) Hotman,La Gaule francoise,trans.S.Goulart,Cologne:Hieromg Bertulphe,1574,pp.2-4,27.

(20)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379页；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奚瑞森、亚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5页。

(21)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336-337页。

(22)关于17世纪法国的历史编纂学，参见Orest Ranum,“Historiographes,historiogrphie et monarchie en France au  siècle,” in Yves-Marie Bercéand Philippe Contamine,eds.,Histoires de la France,Historiens de la France,Paris:Honoré Champion,1994,pp.149-163。

(23)Chantal Grell,“L'histoire de France et le mythe de la monarchie au  siècle,” in Yves-Marie Bercéand Philippe Contamine,eds.,Histoires de la France,Historiens de la France,pp.165-188.

(24)有关此阶段的历史批判主义，参见Phyllis K.Leffler,“French Historians and the Challenge to Louis XIV's Absolutism,”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14,no.1(Spring 1985),pp.1-22.相关背景参见H.Rothkrug,The Opposition to Louis XIV: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George Tréca,Les Doctrines et les réformes de droit public en réaction contre l'absolutisme de Louis XIV dans l'entourage du duc de Bourgogne,Paris:Larose & Tenin,1909.

(25)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9.

(26)转引自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p.7-8.

(27) Furet et Mona Ozouf,“Deux légitimations historiques de la  au  siècle:Mably et Boulainvilliers,” 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Année,no.3(May-Jun.1979),pp.438-450.

(28)Jean Marie Goulemot,Le règne de l'histoire:Discours historiques et révolutions - siècle,Paris:A.Michel,1996,pp.99-127.

(29)Paul Bénichou,Morales du Grand Siècle,Paris:Gallimard,1980,pp.68-69.

(30)Abbé de Vertot,“Dissertation dans laquelle on examine si le royaume de France,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a été un état héréditaire ou un état électif,” in Constant Leber,ed.,Collection des meilleurs dissertations,notices et traités particulier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4,Paris:G.A.Dentu,1838,p.95.

(31)Henri de Boulainvilliers,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tome 1,La Haye & Amesterdam:aux dépends de la Compagnie,1727,pp.29,97.关于利用历史反对绝对主义的研究，参见Olivier Tholozan,Henri de Boulainvilliers:l'anti-absolutisme aristocratique légitimépar l'histoire,Aix-en-Provenc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Aix-Marseille,1999.

(32)Abbé de Vertot,“Dissertation dans laquelle an tache de démêler la véritable origine des ,par un parallèle de leurs  avec celles des Germains,” in Constant Leber,ed.,Collection des meilleurs dissertations,notices et traités particuliers relatifs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1,p.60.

(33)Henri de Boulainvilliers,Essais sur la noblesse de France,contenans une dissertation sur son origine et abaissement,Amsterdam:[s.n.],1732,p.37.

(34)Abbé de Vertot,“Dissertation dans laquelle an tache de démêler la véritable origine des ,par un parallèle de leurs  avec celles des Germains,” in Constant Leber,ed.,Collection des meilleurs dissertations,notices et traités particuliers relatifs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1,pp.62-63,69-70,72-73.

(35)Henri de Boulainvilliers,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tome 1,p.57.

(36)Henri de Boulainvilliers,Essais sur la noblesse de France,contenans une dissertation sur son origine et abaissement,p.34.

(37)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75.

(38)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84.

(39)Saint-Simon,Mémoires,tome 2,Paris:Hachette,1872,p.367.转引自Jacques Barzun,The French Race:Theories of Its Origin and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Prior to the Revolution,p.152.

(40)Saint-Simon,Ecrit inédits,P.Faugère,ed.,tome 4,Paris:Hachette et cie,1873-87,p.407.转引自Jacques Barzun,The French Race:Theories of Its Origin and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Prior to the Revolution,p.153.

(4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42-747页。

(42)Henri de Boulainvilliers,Memoire pour la noblesse de France,contre les ducs et pairs,Amsterdam:[s.n.],1717,pp.10-11.

(4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页。

(44)根据布兰维里耶的考证，卡佩是7月3日继位，而先王是6月22日驾崩，间隔之短，不可能召开全民会议选举国王。参见Constant Leber,ed.,Collection des meilleurs dissertations,notices et traités particulier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5,Paris:G.A.Dentu,1838,p.11.

(45)Jean-Baptiste Dubos,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dans les Gaules,tome 2,Paris:Vve Ganeau,1742,p.615.

(46)Jean-Baptiste Dubos,Histoire critique de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dans les Gaules,tome 2,p.480.

(47)Jean Jacques Garnier,Traité de l'origine du gouvernement ,où l'on examine ce qui est resté en France,sous la première race de nos rois de la forme du gouvernement qui subsistoit dans les Gaules sous la domination romaine,Paris:Vente,1765,p.4.

(48)P.G.Daniel,“Des assemblées ou parlemens qui se tenaient sou les rois de la première race,” in Constant Leber,ed.,Collection des meilleurs dissertations,notices et traités particulier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6,Paris:G.A.Dentu,1838,p.259.

(49)Jean Jacques Garnier,Traitéde l'origine du gouvernement ,où l'on examine ce qui est resté en France,sous la première race de nos rois de la forme du gouvernement qui subsistoit dans les Gaules sous la domination romaine,p.232.

(50)Chantal Grell,L'histoire entreérudition et philosophie:étude sur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Paris:PUF,1993,p.213.

(51)Jacob-Nicolas,Exposé historique des administrations populaires,aux plus anciennes époques de notre monarchie; dans lequel on fait  leurs rapports et avec la puissance royale et avec la libertéde la nation,Paris:Briand,1789.

(52)Jean Jacques Garnier,Traitéde l'origine du gouvernement ,où l'on examine ce qui est restéen France,sous la première race de nos rois de la forme du gouvernement qui subsistoit dans les Gaules sous la domination romaine,p.4.

(53)P.G.Daniel,Histoire de France,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coise dans les Gaules,tome 2,Amsterdam et Leipzig:Chez Arkstee & Merkus,1758,p.167; P.G.Daniel,“Des assemblées ou parlemens qui se tenaient sous les rois de la première race,” in Constant Leber,ed.,Collection des meilleurs dissertations,notices et traités particulier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6,p.257.

(54)Ange Gouder,L'Autorité des rois de France est indépendante de tout corps politique,elle étoit établie avant que les parlemens fussent créés,Amsterdam:[s.n.],1788,p.73.

(55)Franklin Ford,Robe and Sword:The Regrouping of the French Aristocracy after Louis XIV,New York:Harper & Row,1965,p.232.

(56)关于这一阶段的政治史，参见John Rogister,Louis XV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1737-175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Julian Swann,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under Louis XV,1754-1774,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Jean Egret,Louis XV et l'opposition parlementaire,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70.

(57)转引自Keith Baker,“Memory and Practice: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33.相关分析参见John Rogister,“Le Président Durey de Meinières(1705-85)et l'étude des archiv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Parliaments,Estates and Representation,vol.32,no.2(Nov.2012),pp.89-110.

(58)有关冉森党的分析，参见Dale Van Kley,The Jansenist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Jesuits from France,1757-176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p.37-61; Catherine Maire,De la cause de Dieuàla cause de la Nation:Le jansénisme au  siècle,Paris:Gallimard,1998,pp.413-415。

(59)Catherine Maire,De la cause de Dieu à la cause de la Nation:Le jansénisme au  siècle,p.404.相关研究参见John Rogister,“Louis-Adrien Le Paige and the Attack on De l'esprit and the Encyclopédie in 1759,”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92,no.364(Jul.1977),pp.522-539; Francesco Di Donato,“Constitutionnalisme et idéologie de robe:L'évolution de la théorie juridico-politique de Murard et Le Paige Chanlaire et Mably,” 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 année,no.4,1997,pp.821-852; Francesco Di Donato,L'ideologia dei robins nella Francia dei Lumi:costituzionalismo e assolutismo nell' esperienza politico-istituzionale della magistratura di antico regime,1715-1788,Napoli: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2003.

(60)Keith Baker,“Memory and Practice: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34.

(61)Le Paige,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tome 1,Amsterdam:aux dépens de la Compagnie,1753,p.38.

(62)Le Paige,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tome 1,pp.150-151.

(63)Le Paige,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tome 1,p.274.

(64)Le Paige,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tome 1,pp.32-33,292.

(65)Michel Cantalauze,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et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 sur la pairie et le droit des pairs; et sur les lois fondamentales de la monarchie ,Amsterdam:aux dépens de la compagnie,1764.

(66)转引自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p.209-210,212.

(67)Roger Bickart,Les parlements et la notion de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au  siècle,Paris:F.Alcan,1932,pp.45,75; Keith Baker,“Representation Redefined,”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233.

(68)关于爱国党的社会成分，埃切维里亚认为比较难以界定。参见Durand Echeverria,The Maupeou Revolution.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arianism,France,1770-1774,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5,p.38。

(69)参见Charles Rochedieu,Bibliography of French Translations of English Work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70)参见庞冠群：《十八世纪法国的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历史教学》2010年第4期。

(71)Guillaume Joseph Saige,Catéchisme du citoyen,ou Eléments du droit public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Paris:En France,1788,pp.1,60.

(72)Guillaume Joseph Saige,Catéchisme du citoyen,ou Eléments du droit public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pp.2-3.

(73)Guillaume Joseph Saige,Catéchisme du citoyen,ou Eléments du droit public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p.4.

(74)Guillaume Joseph Saige,Catéchisme du citoyen,ou Eléments du droit public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p.15.

(75)Guillaume Joseph Saige,Catéchisme du citoyen,ou Eléments du droit public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pp.29,36.

(76)Guillaume Joseph Saige,Catéchisme du citoyen,ou Eléments du droit public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p.65.

(77)“专制”在《公民教义问答》前后出现了大约24次(Guillaume Joseph Saige,Catéchisme du citoyen,ou Eléments du droit public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pp.14,18,22,27,38,54,57,63,65,74,79,83,84,92,93,94,99,106,114,120,123,136)，意思是用个人或数人的意愿取代公意的做法。

(78)Keith Baker,“A Classical Republican in Eighteenth-Century Bordeaux:Guillaume Joseph Saige,”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144.

(79)Roger Bickart,Les parlements et la notion de souveraineténationale au  siècle,p.59.

(80)Roger Bickart,Les parlements et la notion de souveraineténationale au  siècle,pp.45-46.

(81)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431.

(82)Claude Mey,Maximes du droit public :tirées des capitulaires,des ordonnances du royaume et des autres monuments de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1,Amsterdam:M.-M.Rey,1775,p.136.

(83)Guillaume Joseph Saige,Catéchisme du citoyen,ou Eléments du droit public ,par demandes et par réponse,p.87.“那种权力”指的是国民的公意。

(84)Keith Baker,“Memory and Practice: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p.50-54.

(85)Jacob-Nicolas Moreau, de Morale,de politique et de droit public,Versailles:De l'imprimerie du Département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1773,pp.106,139-148.

(86)相关分析参见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p.306-320.

(87)Gabriel de Mably,Parallèle des romains et des francais,2 tomes,Paris:Didot,1740.

(88)Mably,“De l'étude de la politique,”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 de Mably,tome 12,Paris:de l'imprimerie de Ch.Desbriere,1795,p.128.另见Mably,“De l'étude de l'histoire,”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de Mably,tome 12,p.23.

(89)Mably,“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 de Mably,tome 3,pp.357,425.

(90)Mably,“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 de Mably,tome 1,pp.124-125.

(91)马布里说：“只要人民愿意，新的基本法便可以取代被废除的旧基本法的位置。”参见Mably,“Des droits et des devoirs du citoyen,”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de Mably,tome 11,pp.341-342.

(92)Mably,“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 de Mably,tome 1,pp.153-168.

(93)Mably,“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 de Mably,tome 1,pp.249,289.

(94)Mably,“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 de Mably,tome 3,pp.300-301.

(95)Keith Baker,“A Script for a French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bbé Mably,” in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46; Johnson Kent Wright,A Classical Republica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bl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43.

(96)Mably,“Des droits et des devoirs du citoyen,”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de l'Abbéde Mably,tome 11,p.412.

(97)关于这一点，参见Keith Baker,“Memory and Practice:Politic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p.31-58.

(98)Keith Baker,“A Script for a French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bbéMably,” p.98; Jacques de Saint-Victor,Les racines de la liberté:le débat  oublié,1689-1789,pp.195-197.

(99) Furet et Mona Ozouf,“Deux légitimations historiques de la société au  siècle:Mably et Boulainvilliers,” pp.438-450.

(100)Johnson Kent Wright,A Classical Republica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bly,p.6.

(101)Jean Paul Rabaut Saint-Etienne,Précis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Treuttel et Würtz,1809,p.91.

(102)Joseph-Antoine-Joachim Cérutti,Vues générales sur la constitution ,ou exposé des droits de hom me dans l'ordre naturel,social et monarchique,Paris:Desenne,1789,p.17; 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617.

(103)Antoine- Delandien,Des Etats-généraux,ou Histoire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en France,des personnes qui les ont composées,de leur forme,de leur influence,& des objets qui y ont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traités,Paris:Cuchet,1788,pp.xiv-xxi.德朗迪纳发现只有1369年的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代表人数是加倍的；1484年三级会议上是不分等级商议。

(104)Jean Paul Rabaut Saint-Etienne,Considérations sur les intérêts du tiers-état:Adressées au peuple des provinces,s.n.,1788,p.13; Joseph-Antoine Cérutti,Mémoire pour le peuple ,s.n.,1788,p.37; Jean-Nicolas Demeunier,Des conditions nécessaires à la légalité des Etats généraux,s.n.,1788,p.9.转引自Dale Van Kley,“New Wine in Old Wineskins Continuity and Rupture in the Pamphlet Debate of the French Prerevolution,1787-1789,”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17,no.2(Autumn 1991),p.462.

(105)Mirabeau,Lettres du comte de Mirabeau à un des amis en Allemagne,écrites Durant les années 1786,1787,1788,1789et 1790,S.l.n.d.,p.433，1788年11月8日信。转引自Elie Carcassonne,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itution  siècle,pp.617-618,note 8.

(106)Emmanuel-Joseph Sieyès,Vues sur les moyens d'exécution dont les représentants de la France pourront disposer en 1789,s.n.,1789,pp.37-38.

(107)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3页。

(108)转引自乐启良：《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研究》，《法学家》2016年第1期。

(109)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第24页。

(110)孚雷：《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8页。

(111)转引自哈罗德·帕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卷，贺卫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546页。

(112)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113)转引自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92页。

(114)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133;  Guizot,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en 1789,tome 1,Bruxelles:L.Hauman et Cie,1829,pp.287-288.

(115)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p.128,131.

(116)转引自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p.131-132.

(117)如见Amédée Thierry,Histoire des Gaulois,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 à l'entière soumission de la Gaule à ladomination romaine,Paris:A.Sautelet,1828.

(118)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117.

(119)Jules Michelet,Histoire de France,tome 1,Paris:C.Marpon et E.Flammarion,1879,p.7.米什莱还说，“是谁修改了，熔炼了，转变了这些因素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呢?是法兰西民族本身”，古奇认为，米什莱摈弃了种族的学说和征服的影响，将民族起源看成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诞生。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322页。

(120)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第362-364页；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210.

(121)Claude Nicolet,La fabrique d'une nation:la France entre Rome et les Germains,pp.230,243.

(122)Philippe Ariès,Le temps de l'histoire,Paris:Seuil,1986,p.158.

(123)皮耶·诺哈：《记忆所系之处》，戴丽娟译，台北：台湾行人文化实验室(行人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