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东亚模式”成为社会各界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40余年间中国以东亚为镜鉴，形成了一个复杂多向的“参照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东亚模式”也经历了由辉煌到危机再至深化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其内涵亦实现了从传统的赶超式发展模式、“批判反思模式”向强调均衡协调性的社会建设模式的转换。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间所形成的参照结构是一个动态、多元、开放的结构体系，在东亚视野中认识中国，有利于突破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回归发展主体地位进而保持发展的自主性，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寻找发展坐标、确立自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东亚 发展参照系 东亚模式 多元现代性
一、发展定位与参照对象选择
20世纪80年代前后，近代以来屡遭延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又重新开启。为了能够迅速地融入国际社会并跟上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步伐，中国的现代化在启动伊始，便面临着选取一个恰当的发展参照系来确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以把握新的目标和发展方向。恰好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率先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关于“日本奇迹”“汉江奇迹”的研究讨论在充分肯定了东亚独特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的同时，也为正值改革开放初端的中国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现代化参照和发展经验。考虑到东亚诸国与中国在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以及早期现代化轨迹上的相似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以东亚为发展参照系的选择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应该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参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供移植复制的模板，而是具有一些复杂而特定的内涵：(1)通过参照系，可以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发展阶段；(2)对参照系发展经验的积极学习采借，对其发展教训则努力规避；(3)参照活动具有动态性，即随着参照对象的变动和自身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理性判断和选择性行动。
(一)东亚奇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及转型的特定人类历史过程，其内涵“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①在迄今的世界三次现代化大浪潮中：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肇始于英国，主要在西欧地区发生扩散；稍后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则由“电工技术革命”推动，影响范围由欧洲向北美逐渐扩散，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佼佼者；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则是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新的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升级及全球扩散使得许多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被卷入其中。②东亚的崛起正是在战后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展开的。
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审视东亚奇迹，我们会发现，东亚崛起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事件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例外现象。但当战后日本率先创造经济发展奇迹，“亚洲四小龙”也紧随其后实现了经济腾飞，由此，东亚成为20世纪最为令人瞩目的发展区域。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与外界隔绝了近十年的中国由于现代化进程的中断而模糊了自身的发展坐标，在此种背景下，东亚这些率先崛起的国家和地区无疑为处于现代化启动期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由此，作为发展参照系的东亚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便具有了特殊的意涵。
(二)东亚作为发展参照系的独特意义
从长时段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解体—再造”等一系列复杂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转换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的结构模式转换实际上都存在参照系选择的问题。如果说在此前的模式转换过程中，中国的参照对象分别是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和苏联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参照对象则应属东亚。
将东亚作为改革时期中国发展最为重要的参照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中国与东亚其他诸国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社会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和同构性，受到古代中国文明的影响辐射，东亚的文化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质性，故在文化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区’”，③而作为中华文化之内核的儒家传统也自然成为东亚共同文化背景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与西方人意义图式中个人—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同，东方人以“家”作为其构塑价值体系和组织社会架构的核心，他们认为“人的存在是家的，是家单位上的事务，而不必在个人化、社会化之后来理解”，④这正是西方人的盲点。其次，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在回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挑战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的发展本身便开始展现出其自身一种内在的历史关联性，“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不仅加强了东亚内部的交流与彼此的依存，也促进了区域的整合，这一历史遗产在20世纪下半叶激烈变动的全球背景下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复兴。”⑤再次，虽然东亚诸国走向现代化进程在时间上存在着差序性，但它们基本上属于典型的后发型国家，在实现“赶超式”“压缩式”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和共同的解决方式，其发展经验具有较强的相互关联性。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整体上认可了‘东亚模式’，并以‘东亚模式’来构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路径。”⑥尽管“东亚模式”随着东亚社会的发展变迁经历了由辉煌到危机再至新的转换等阶段性的转变，但其始终是我们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的参照性认识框架。故本文试图以战后东亚整体性发展历程作为考察背景，围绕学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展开研究，从中国的主体地位出发，勾勒出“中国—东亚”动态参照结构的阶段性演进轨迹与特质，以求进一步理解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东亚”动态参照结构的发轫及阶段性演进
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率先在战败的废墟上创造“发展奇迹”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在短短30年内，亚洲做到了欧美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⑦世界银行据此将东亚迅速崛起的现象称为“东亚奇迹”。⑧而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新世纪各种社会乱象的涌现，“神话”的破灭则促使东亚的发展转入了新的历史行轨。与上述进程相匹配，学界关于“东亚模式”的讨论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东亚为什么会迅速崛起，着重总结“东亚模式”的不同内容，包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威权主义政体及东亚传统价值等；(2)以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对“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进行反思乃至批判的声音成为主流；(3)步入新世纪，基于向东亚视角的转换，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转向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围绕着东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自觉”、公共性构建、社会分化等话题展开讨论，尽管传统意义上以经济发展为范畴轴心的“东亚模式”很少再被提及，但向社会领域的转向无疑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作为发展参照系的“东亚模式”之理论意涵。
(一)对“东亚模式”的初期参照
自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东亚发展模式”概念以来，学术界在大致相同的语义范围内赋予其大致相同的涵义。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综合发展模式，“东亚模式”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广泛内容”。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东亚模式”研究和参照也主要是围绕着威权政治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几个方面展开的。
1.威权政治下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东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与威权政治体制的紧密结合。所谓威权政治主要是指东亚国家“为了有效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迫切任务而建立起来的权力集中的政府”。⑩东亚威权政治的产生与东亚的历史传统和战后的现实历史背景密不可分。首先，从政治理念上看，来自传统儒家“内圣外王、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和各种伦理规范，(11)以及“东方历史上中央集权的专制传统”，(12)为东亚威权政治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资源与历史经验。其次，战后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许多东亚国家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也为形成集中权力来实现赶超式发展提供了合法性。(13)再次，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东亚威权政治成为“新权威主义”的主要论据，它体现出如下特征：(1)在经济上具有现代化导向，在发展目标与政策制定上与市场化趋同；(2)它是借由庞大的官僚体制及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展开自上而下的统治；(3)它对西方资本、技术和文化保持开放的态度。(14)不容置疑，东亚国家在战后普遍存在的威权政治体制对于其迅速恢复国内经济并实现赶超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并由此成为“东亚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
对于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此种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随着体制的逐渐僵化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权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转变。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15)
东亚威权政治体制造就了别具特色的“强政府”，在经济领域，“强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东亚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东亚这种具有强烈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导向作用的“强力政府”，与亚非拉美其他众多国家地区的“软政府”不同，其普遍“具有坚强的意志(后面往往辅佐以某种特殊意识形态和政党支持)，有明确的中长期规划，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有强大的军方后援，有成熟的统治手段”，它们“以经济快速增长为工作重心，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轴，以国家对工商业的全方位导向为标志”。(16)这种“强政府”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秩序和制度支持，通过在产权、决策和经济运行等方面确立一整套制度或规则来启动、培育和扩张市场，从而实现有效干预的目的。(17)战后日本的通产省以及韩国的经济企划院都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典型代表，它们凭借着国家的行政力量来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推动产业政策实施，通过灵活地市场干预来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故又被称为“发展型政府”。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最大的启示和参照作用就是要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运行有效构合。
2.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素来被认为是“东亚模式”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它与“拉美模式”的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截然相反，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所谓外向型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或选择途径。(18)20世纪60年代，因自身资源的匮乏以及市场狭小，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们借由国外资金、技术与市场需求，再结合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面向出口的来料加工，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装配以及模仿、创造名牌产品”，从而使自身经济迅速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19)而以促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为核心的两个良性循环经济机制在使得本国人力资源比较优势得以实现的同时，更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20)“四小龙”的崛起和东盟的起飞就是依靠这种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转移。东亚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其更体现了该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的联动关系。受东亚发展模式的影响，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是与“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明显加深，197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到1988年则迅速增长到1027.9亿美元，仅十年就增长了5倍。(21)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进出口总额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1997年已经达到3251.6亿美元。(22)作为东亚大国，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迅速加入东亚的区域分工体系之中，在对东亚先发国家进行外向的开放理论参照和实践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外开放战略。
3.东亚传统价值的发展内驱力。早在公元纪年前，东亚便产生了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的原典思想文化，这一思想传统及文化在东亚广泛传播，构成了东亚共同的文化背景。而在东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对“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转换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界便出现了以“韦伯命题”为基点而展开的关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催生出一种新的剖析东亚崛起的文化分析路径。韦伯从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选择性亲和”的关系论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基于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视角，指出正是由于东亚国家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才使得资本主义无法在其社会产生。(23)但东亚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则使得韦伯的观点似乎遭受学界的质疑。人们发现，在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亚洲伦理工业区”，其“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这些‘现代儒教伦理’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之处是它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种‘新儒教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适合于经济增长。”(24)但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来考察儒教文化，那么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由士绅精英阶层所共享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与由寻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儒家伦理的显著区别则被掩盖了。真正作为东亚经济发展内在驱力的应该是体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它表现为“对人世间的积极态度、讲究纪律和自求多福的生活方式，对权威、节俭的重视，以及对稳定家庭生活的强烈关切等”。(25)总之，与新教伦理类似，作为东亚共同文化基因的儒家传统构塑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为东亚在战后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文化动力。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东亚奇迹的出现并未颠覆韦伯命题，因为在东亚并未发生“原生资本主义”，对东亚文化思想的种种解释也依旧没有脱离韦伯以东方国家作为“他者”来释义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传统路径。
重新以东亚的视角来考察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东亚在糅合传统与现代过程中所生成的那种创造性转换的能力及特质，堪称是文化视域下“东亚模式”的核心内容。“理性传统主义”正是对传统儒家文化所包含的转化性因子和适应性特质的概括，金耀基通过对香港社会中家族主义传统的存续状况，以及人们对传统价值的工具性和实用性的理解转向的考察，指出传统儒学价值已经完成了适应性的转化，即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理性传统主义”得以形成，而正是这种新的价值成为香港现代化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26)当西方文化凭借着坚船利炮扩张到东方之际，作为东亚社会价值之基础的传统儒家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如何认识并消除这种因对立而产生的不适和紧张便成为儒家传统进行适应性转换的宏观背景。杜维明基于对新加坡社会的考察指出，正是通过对西方冲击的创造性回应，儒家文化已经将西方的价值糅合进其伦理结构之中，“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是“新儒家伦理”的典型特征，它催生了一种与西方社会迥异的东亚企业精神，从而对新加坡的成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7)
(二)危机后的反思与借鉴
1997年，当人们还沉浸在对东亚发展前景的美好想象中时，始于泰国的一场金融危机迅速席卷东亚地区。“危机从泰国开始，然后扩散到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香港、新加坡都受到了影响，但受影响程度较轻。”(28)这场危机“起病急，病情重”，“传染快，范围大”，从金融动荡到经济萧条仅仅数月；由东南亚到东北亚，短时间内诸国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9)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受到广泛质疑，学界开始对“东亚模式”展开了全面反思。
1.对“东亚模式”的再认识。一是模式否定论。事实上，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便对东亚的发展前景提出过消极意义上的分析，他认为东亚主要是依靠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本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其经济效率本身并没有提高，并由此得出东亚发展无前景的观点。(30)在克氏看来，东亚在战后的崛起所依靠的完全是“汗水经济”，并不存在值得效法的东亚发展模式。上述评论甫出，立即引起了学界激烈的论辩，尽管反对其观点者大有人在，但“危机似乎已经证明了克鲁格曼的判词：东亚原本就没有什么‘奇迹’可言”(31)。模式否定论从根本上消解了作为一种模糊统合范畴存在的“东亚模式”，尽管其揭示了东亚崛起过程中的某些隐晦动因，但其否定东亚独特发展经验的观点并不为学界主流看好。二是模式调整论。所谓“模式调整论”，主要是在肯定“东亚模式”确实存在并拥有其独特价值的同时，也认同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了其所存在的共同缺陷，因而模式需要通过改革调整以进一步激发其活力。作为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东亚仅仅30多年的时间，便走完了欧美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赶超式的发展，并创造了“东亚奇迹”。“‘东亚奇迹’的出现是与‘东亚模式’紧密相连的。东亚过去30余年的经济成功的共同点，或者说构成‘东亚模式’的那些基本内涵，正是促进东亚经济腾飞的基本因素。可以说，在‘东亚奇迹’的出现上，‘东亚模式’功不可没。”(32)在这一意义上，调整论者首先是立足于东亚发展的真实进程，肯定了战后东亚发展的成就和独特的发展经验。
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确实使许多曾经被人们忽视的模式缺陷呈现出来，比如因过分强调追赶式发展造成了对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的忽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使得其发展对外界资本和市场极度依赖，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导致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功能的失调，威权政体下孕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虽然这些并不足以否定整个“东亚模式”，但无疑都是为人们诟病且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之处。(33)的确，如果局限于以一种静态、即时的视角来评价“东亚模式”的话，我们很容易从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乱象出发而得出诸多否定“东亚模式”的结论，但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存在一种永不过时的模式，欧美早发现代化的诸种模式实际上都是应对具体社会变迁的产物，而其生命力则在于能够依据时势的变动进而积极完成自身的调整与转换，故我们应从动态过程来审视“东亚模式”演进和变迁的内在逻辑。在动态发展的视角下，“东亚模式”中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模式本质上表现为政府依托情势变化来调整自身角色，实行由“强干预”到“弱干预”的一个过程，同时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则应该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体现，所以金融危机“正是‘东亚模式’发展轨迹中的一个‘拐点’”(34)。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仅仅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第一代东亚模式”经过调整和转换或许能够进一步迈向成熟，从而产生“第二代东亚模式”。(35)
2.危机后的借鉴。首先是政府干预的调整。威权体制下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对东亚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支持和资源保障，从而形成了东亚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但长时期内政府对经济过度的干预，不仅不利于推进公平竞争，也制约了市场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在政府对企业集团的偏重与扶持“不仅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助长大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而且还导致官商勾结的恶性循环。(36)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本质在于对“强政府”模型的强调，不当的干预反而使得相对于“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现象的出现。金融危机的发生则说明了准确把握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度”的重要性，在“市场失灵”和国家过度干预都遭受诟病之际，将两种调节手段有效地结合以实现更好地配置效益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而，“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宏观干预，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的问题”。(37)有学者认为东亚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范围、方式和力度都必须进行调整和转变，而非自顾性、规模性和公开性理应是政府干预所遵循的主要原则。(38)在面对政府失灵时，除了要构建法治政府以严格规范政府行为之外，引入市场机制塑造企业化政府来提升行政质量亦成为必要。(39)这正是从规范性和有效性两方面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定位，实现由强调政府的强度到凸显政府质量的转变。
其次是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的升级。东亚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东亚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脆弱状况，还对东亚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运行方式提出了质疑。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东亚崛起过程中一种普遍的经济运作形态，它是以外界的资本和技术转移作为依托，再结合国内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展开生产以实现发展，尽管这一发展方式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但也造成了对外界资本和市场的过度依赖。与此同时，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层次的贸易联系与产业转移链条，它一方面为东亚提供了区域经济联系的纽带，同时却也为危机传导提供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使得“东亚‘阶梯式’产业转移出现停滞”，区域内发生的出口产品的同构性竞争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失败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经济方面原因。(40)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兼顾国际和国内需求以减少对外界的过分依赖，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则成为增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再次是儒家文化再探讨。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对所谓的“东亚传统价值”展开了批评性的重估。其中的核心要点便是针对儒家文化中的团体主义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强调积极竞争不同，儒家的团体导向文化更注重团队精神和人际关系，它不仅促进了人际整合和团队凝聚，同时也构塑了人们对团体组织的情感和认同，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原理在东亚崛起的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整体需要的过度强调不可避免地使个人自主权遭受贬抑，且对团体的过度依赖也导致个体竞争精神的缺乏，而当经济发展需要由持久竞争带来的效率和活力进行支撑时，这一团体导向的价值理念又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阻碍。(41)具体来说，作为东亚价值观主要体现的家族式经营和团队导向“使企业内出现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对团体的盲目依附；压制了个人的自主权，不利于民主权力的行使和发挥；束缚人们追求普遍的平等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等，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立。”(42)所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价值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东亚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否认作为一种模式要素的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团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东亚共同的价值基础，仍对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在东西方价值观的综合中实现对传统价值的超越，为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条件。
如果说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对“东亚模式”的参照主要是以吸收和借鉴其有利的发展经验作为自身现代化展开的依凭，那么此后，中国则更多地从批判性的他者角度来审视“东亚模式”，尽管依然是重要参照，但“东亚模式”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使其成为中国发展引以为戒的对象。上述角色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出了“东亚模式”，它标志着中国对东亚的参照向着更为深化的方向推进。
(三)主题的转换与模式的深化
20世纪晚期以降，伴随着现代化的深度推进，东亚社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原子化等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关于“格差社会”“M型社会”的讨论，并试图通过公共性构建以回应问题。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东亚的发展问题逐渐从传统的‘东亚模式’转换到‘东亚新发展主义’的反思话语”，(4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关于“东亚模式”的探讨开始进一步走向深化。
1.社会分化问题。东亚社会分化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日韩社会最为典型，由此出现了关于“格差社会”“M型社会”和“房地产阶级社会”的讨论。关于“格差社会”的讨论源于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出现的社会差距急剧扩大问题的关注，它是指“社会阶层之间的各种差距呈现出明显扩大和相对固定化趋势的社会”。(44)日本学者橘木俊诏详细考察了日本社会收入与资产的分配状况，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人口高龄化、单身家庭增多、工资分配不均等因素导致了日本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泡沫经济时期地价与股价的暴涨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则成为资产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总之日本曾经的平等神话已经不存在了。(45)值得注意的是，“格差”不仅“包括收入差距、资产差距、消费差距，也包括教育机会差距、信息获得差距、地区差距等，甚至还包括人主观意识方面的差距”，它表现为由收入和财产所见的格差、地域格差、就业格差、医疗格差等诸多形态。(46)“格差”正是严重社会分化最典型的表现样态和结果呈现，而关于阶级分化的讨论也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如大前研一即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的持续衰退，日本社会开始的收入减少使得长期以来的“平等神话”被打破，非正式员工的增加、产业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年功序列主义的消亡都证实了日本“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收入阶层的两极分化导致日本已迈向“M型社会”。(47)而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房地产扭曲发展为背景，孙洛龟依据住房阶级理论直接将房地产作为韩国社会阶级划分的标准，进而指出房地产正是造成韩国贫富分化、阶级固化和社会定型的核心因素，“房地产阶级社会”就是对韩国社会分化问题最生动的刻画。(48)这一概念为我们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由于房地产过热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反思视角。东亚社会分化的问题与其战后普遍的追求赶超式、压缩式发展的发展模式密不可分，当社会的因素重新被纳入发展的视野时，传统的发展路径便面临着调整和转化的契机。
2.东亚公共性建构。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日本学术界率先围绕着“公共性”问题展开研讨。这场关于东亚公共性的旷日持久的讨论是以东亚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社会性流失”为背景而展开的。在日本，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之风的盛行，作为社会团结与整合之基础的传统公共性结构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中国改制后“单位社会”的加速消解使得“国家—单位—个人”的旧有框架的社会统合机制开始走向消解，出现了社会原子化的现象，对公共性资源进行挖掘以实现社会的再组织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立足于社会建设的背景，学界关于东亚公共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其独特性质与转型路径两方面的剖析。有学者将公共性定义为“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49)一般而言，公共性的核心要素包括共有性、公开性、社会有用性与价值理念正义性。与欧美强调平等主体基于公共沟通而形成的极具政治色彩的公共性不同，东亚公共性具有以下特质：首先，东亚公共性是以“官”为主体，政府是推动公共性建设的主要力量；其次，东亚公共性体现出极强的实用性，其往往以公共事业为依托来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社会价值；再次，非对抗性是东亚公共性又一重要特质，表现为行政公权与市民的一致性。(50)东亚公共性构建表现出极强的本土色彩。
在反思东亚“旧公共性”消解的基础上，“新公共性”构建开始被提到议事议程。东亚新公共性构建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征：多元公共主体取代了以官为公之代表的主导地位；各种NPO、NGO等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社会性力量在社会建设中地位的不断上升；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空间公共性”的构建；更突出个体自愿的实践基础。(51)一项针对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两次公共性危机的历史性考察研究指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强调对由国家之“公”与社会之“共”的对抗到能动平衡关系的转换成为本土公共性重建的核心内涵。(52)东亚公共性的转型本质上体现的是东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总之，对社会分化与东亚公共性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东亚社会发展研究主题的社会转向，标志着“东亚模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三、东亚发展的“文明自觉”与“多元现代性”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前后，重新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以东亚作为参照而展开的，40多年来，随着东亚社会发展的盛衰和变革，这种参照行动亦呈现出复杂曲折的动态演进轨迹。对于中国来说，以东亚发展经验为镜鉴，可以学习汲取东亚诸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付出东亚诸国业已付出的代价。此外，从理论上看，以东亚为参照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及对自身发展自性的观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在寻找社会自性的基础上获取发展的自信。
(一)东亚作为发展参照系的动态演进参照轨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业已开辟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且积累起较为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经验借鉴。以“东亚模式”为借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紧随东亚之后，实现了快速发展。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打破了东亚发展的神话，以此为契机人们开始了对“东亚模式”的反思和批判，由金融危机到模式危机的广泛争论使得人们对“东亚模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进入21世纪，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韩等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从过密—过疏化、地域格差到高龄化和少子化等，其问题的出现及应对之策，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车之鉴，使得“东亚模式”研究迅速向社会领域转向，这无疑为中国当下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识框架。可见，在发展参照系选择和演进的问题上，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以东亚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借鉴和比照对象，在选择调整过程中呈现出“交相互动”的动态参照格局。同时，在参照的内容上，中国在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借鉴东亚邻国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发展经验，而到最后一个阶段则更偏重以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由经济、政治再到社会的参照变迁，体现了“中国—东亚”参照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整个过程。
(二)东亚参照体系的多元开放性
从总体上看，“中国—东亚”间发展参照结构具有互构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等特征。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东亚作为自己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照系绝不是简单地照搬复制的过程，而是一个将学习借鉴和创造性转换融为一体的过程。其次，东亚各国的发展虽然在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但其各自所具有的特性却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在以东亚发展为参照时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取向，而是将东亚经验置于世界现代化的经验体系中，展开比较研究，从中汲取对自己有价值的经验。再次，从中国发展的主体性出发，改革开放后东亚是作为中国认识国际社会的一个中介性角色而存在的，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普遍对“东亚模式”产生了质疑，但是中国仍旧没有轻易将东亚从其发展视野中排除。相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的视野被糅合进了“中国—东亚”参照结构之中，“中国—东亚—世界”的层级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比对参照框架得以形成。
(三)东亚发展的“文明自觉”
在理解作为发展参照系的东亚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工具思维”，而应将其提升到文明论的高度，纳入“多元现代性”的框架内加以思考。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其系列著作中，对日本及东亚的发展做出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53)，这实际上是将东亚发展问题纳入多元现代性的谱系之中加以审视。循着上述思路，战后以来东亚国家持续快速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发展理论加以解释，而应将其置于文明论和现代性理论的系统中加以解读。
1.以东亚经验为参照系的文明论意义。长时期以来，在解释东西发展路径差异的话语中，东方往往是作为西方比照对象的“他者”而存在的，我们在认识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时都是以西方的标准和模式来展开的。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发展模式，“东亚模式”使得东亚摆脱了长期对西方的附属性地位，东亚发展的主体性得以凸显。中国以东亚作为参照系，在东亚视野中认识中国，有利于突破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思维，保持发展的自主性。此外，从近代东亚发展的历程来看，作为中国与西方的交汇点，东亚战后的发展奇迹充分证明了东西文明融合与转换的成功经验，在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世界文明交流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东亚成为中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向世界展示自身的平台，以东亚为参照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2.西方视角的解释限度。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西方学者纷纷撰文否定“东亚模式”的独特意义。其否定性观点的依据除了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社会乱象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便是东亚发展的模式和经验与欧美价值之间所存在的不契合之处。不可否认，西方的视角对于认识东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片面预设而得出的排他性结论则是有害无益的。如果我们回到东亚的视野，便会发现东亚的发展轨迹有其历史的内在逻辑，发现东亚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与东亚奇迹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中认识东亚，同时也必须在东亚的视野中发现东亚，理解东亚。
3.中国社会的“自性”与发展自信。近代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一直“以西方社会为‘镜’来追问‘自我’为何物”，(54)上述关于“自性”的追问不仅体现了中国对现代化的强烈渴求，同时也表明了对发展主体性的真切关照，在这一意义上，追问中国社会的“自性”便成为我们探讨中国发展时不可回避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在以东亚为参照来确定自己发展坐标的经历，也表现为通过与东亚发展奇迹的对话找寻其自身社会“自性”的过程。对“自性”的认识是确立发展自信的必然前提，也是中国发展自信的体现。所以，在工业化、快速城镇化全面推进，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今天，总结东亚经验，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以东亚发展为参照的历史经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国在以外部世界作为参照来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其“自性”的认识，找回发展中的“自我”，确立发展自信，从而走向发展的新境界。
注释：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16页。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31-142页。
③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④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10页。
⑤[美]乔万尼·阿里吉等：《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97页。
⑥戴晓芙、郭定平主编：《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
⑦[英]卡拉姆·亨德森：《亚洲在衰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前言。
⑧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⑨陈峰君：《论东亚模式特征》，《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⑩陈峰君：《东亚模式的争议与我见》，《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2期。
(11)郭定平：《论东亚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模式》，《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
(12)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13)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
(14)萧功秦、朱伟：《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科学社会主义》1989年第2期。
(15)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16)王逸舟：《东亚模式的启迪与借鉴》，《开放时代》1992年第5期。
(17)李晓：《“东亚模式”的理论反思——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世界经济》1996年第12期。
(18)吴能远：《东亚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世界经济》1991年第1期。
(19)谷源洋：《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与未来走势》，《亚太经济》1985年第5期。
(20)李琮：《东亚经济的发展与现代化》，《当代亚太》1995年第6期。
(2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第615页。
(22)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yearbook/1999/q01c.htm，2018年8月9日。
(23)[德]韦伯：《韦伯作品集(五)：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9-334页。
(2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
(25)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426-428页。
(26)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5-235页。
(27)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04-116、154页。
(28)[美]斯蒂格利茨、尤素福编：《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9)陆建人：《对东亚金融危机原因的几点看法》，《当代亚太》1998年第11期。
(30)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November 1,1994。
(31)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页。
(32)高成兴：《“东亚奇迹”并非“神话”，也没有终结——略论“东亚模式”和“东亚奇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
(33)巫宁耕：《浅评“东亚模式”》，《群言》1998年第9期。
(34)史举：《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东亚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2期。
(35)厉以宁：《东亚金融风暴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的前景》，《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3期。
(36)巫宁耕：《东亚模式的缺陷与革新》，《经济学家》1998年第6期。
(37)陈峰君：《再论东亚模式》，《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4期。
(38)巫宁耕：《东亚模式的缺陷与革新》，《经济学家》1998年第6期。
(39)方小刚、李仁东：《政府失灵与东亚模式危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
(40)陆建人：《对东亚金融危机原因的几点看法》，《当代亚太》1998年第11期。
(41)顾肃：《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42)崔月琴、李文焕：《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4期。
(43)芦恒：《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
(44)胡欣欣：《社会差距问题及日本的相关研究》，《日本学刊》2007年第3期。
(45)橘木俊诏：《日本的贫富差距：从收入与资产进行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9页。
(46)田毅鹏：《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1-224页。
(47)[日]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41-52页。
(48)孙洛龟：《房地产阶级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29-137、194-195页。
(49)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50)田毅鹏：《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第251-253页。
(51)田毅鹏：《东亚“新发展主义”研究》，第255-258页。
(52)芦恒：《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53)[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
(54)田毅鹏：《寻找中国社会的“自性”——梁启超“中国社会论”初探》，《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