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与好友相约地坛书市，从古色古香的喧闹中走出，我们步入了闻名遐迩的国子监街。造访该街，国子监就不能不看了。虽然对我们这些现代教育体制下的读书人而言，国子监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荣光与尊崇，但作为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当然，并非一直是），仍使我们感到好奇。此外颇为有趣的是，国子监并不孤独，孔庙一直伴其左右。根据“左庙右学”的礼制，两者均于1306年（大德十年）建成。当然这种礼制，也就只是在首都所在地得以实行与实现。这两个看似有些距离的机构，却被历史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享有了官学独大的地位。在科举制推行之后，儒学更是成为登享庙堂的当然必考内容。在孔庙之内竖立着元、明、清三朝共198通进士碑，它们的主人无不是饱读儒家经典，而成为那个时代的“高考”佼佼者。与此同时，儒学的鼻祖——孔子，也享有了其生前始料未及的尊崇。从西汉最初的“褒成宣尼公”到后来的“文圣尼父”、“邹国公”、“先师尼父”、“太师”、“隆道公”、“文宣王”、“文宣帝”，乃至元明清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即使到了民国还依旧被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这些谥号为孔子拜官授爵，一加再加，终成圣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见一斑。与相隔不远的佛教雍和宫相比，孔庙缺的就剩下烧香念经磕头啦。另外，其诸位弟子也都备受优待，就连后世的朱熹都位列“神殿”。很不幸，我不怀好意的想到了一个不难么合适的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虽然这是个被后人歪曲愿意的成语，但除此之外，我脑中一片空白。不过，这得道的不只是“孔子”，更多的是守望“帝孔”的人们，他们从“孔”中看“孔子”，看到的想必不是四书五经，更不会是“万世师表”的仲尼，而是瓮中之材、江山美人，没有了他们，也变没有了孔子，而没有了孔子，他们甚至可以再造一个“孔子”，所以虽然赵匡胤虽言，“宰相须用读书人”，可是事实上其几任宰相都不是简单的书生们；这些“鸡犬”自然也不该是孔学之徒，而是那些借“孔”走穴的人们，他们以此入仕，既是无奈又是捷径。

但驻足凝思，将一生前不得志的文化人“神化”不知是福还是祸？我们似乎没见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文化巨人被尊为“圣人”，而是被尊为哲人、智者、贤人，进入先贤祠的是贤人而非圣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圣人，皆因儒家学派被统治者“收编”，不管其是否情愿，这成了历史事实。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收编孔子，为之加爵封官也是别有深意。试想，政府的官员均来自孔学之徒，那么提升孔庙的地位，就等于提升科举的地位，这样一来，从科举中走出的官员便有了极高的文化地位与社会认可度，对于统治者而言，这无疑使其统治增加了合法性与权威性。想必入世如此积极的孔子，在知道被收编之后，也该是颇为高兴的。国子监中的“顶级读书人”，“顶着官帽的读书人”无不是从孔庙中走出，但对大部的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读书人而言，想必拜得是孔庙，想的是国子监，想得是居庙堂之上。如此看来，“左庙右学”的礼制将孔庙与国子监放置在一起，倒是颇为真实。孔庙之兴盛，该是沾了国子监的光了，而孔子也成为带着镣铐的读书人，孔子被监禁于国子监。

谈到此处，就不得不联想到当下。古代的科举考试，可以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意识与结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某种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读书科举成为众多人改变命运的途径，官员若不是科举及第，必会感到脸面无光，在同僚面前也倍感压力。普通百姓，也无不对读书人饱含敬意，在那个读书人物以稀为贵的年代里，就是私塾里的秀才都具有颇高的社会威望。读书人，不仅是个称呼，还是一种荣耀。回到现今，与科举可以相提并论的无疑是高考，高考成为牵动中国整个社会的最大考试。这种牵动不仅是每年六月初的那几天，而是具有长久的冲击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高考参与塑造了中国的国民心态，并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个体与社会状态。不少高考的佼佼者，将高考看成一生的荣耀，与该类群体聊天，经常会听到：我当年高考怎样怎样，当年我们那个地区怎样怎样，我是班里第几第几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当然不能说这些话有问题，可是多少从中反映出了某种心态，该番话语的背后，是怎样的心态与心灵，对高考是怎样的态度？无疑，高考成为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指标。一场考试就将国民分为三六九等。对佼佼者的心态而言，如果说高考有好处的话，就是培养了他们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的含金量值得追问。有这样孩子的家庭，父母都可以到处宣讲，成为荣誉的受益者。可是，反而观之，那些高考失利者呢？面对标准化、模式化的考试，失利者成为大部分，毕竟状元很少，所谓的985也很少，就是211都不多。对失利者而言，高考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心魔，面对自己的失利，他们丢失了质疑高考的可能，心灵必然备受打击，他们成为学校中的“差生”，他人的目光与判断，很可能被“差生”内化，从而破罐子破摔。那些闪光的“差生”成为被提前掩埋的“金子”，不是所有的金子都可以发光的，毕竟，有些“金子”是需要生存的土壤的，有些“金子”是需要伯乐发掘的，对他们很多人而言，他们失去了发光的场域。

除了科举与高考影响之外，他们的考试内容也是颇值得探讨的。据邓小南等先生的研究表明，儒学从国家意识逐渐演变为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准则。这样说来，读书人将儒家经典进行了内化。虽然我质疑大部分读书人读儒家经典的动机，但在缺少宗教约束的古代中国，我承认儒学对社会多少有了某种程度的积极效果。这种积极效果更多是对读书人的一种素养的培养，而不是具体的文韬武略。反观高考，我们学的知识，不知有多少值得我们“内化”的东西。少则五六门，多则近十门的科目，真不知那些繁琐的定理公式、枯燥的文科背诵，加之不得不经历的题海战术，对我们的大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可以不夸张的说，高考的大部分内容，在高考后的一生中，再次利用者寥寥无几。与读儒家经典相比，我们的读书可能更加的功利与无用，这种无用与功利，不是读书本身，而是读书的内容与目的，至少儒家经典对读书人的内心多少有些实质性影响，可是高考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只是领取大学入场券的工具而已。

附：

文章的修改与写作得到毛韶华先生的指点与帮助，尤其是对文章后半部分的启发，仅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