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励耘学刊》，2011年第一辑，总第十三辑

摘要：沈从文于192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带有自叙传色彩的早期作品中，存在一个“都市漫游者”的形象。作家及其自叙传主人公或在马路上闲逛，或乘电车看街景，或去公园里游荡，或于图书馆中阅览……本文通过对于1910-1920年代北京公共工程运动史的梳理，指出伴随民初北京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开辟一系列都市公共空间，如沈从文作品中频繁出现的马路、电车、公园、图书馆等，皆为1920年代兴起的新事物，从而使沈从文笔下的都市漫游得以成为可能。

关键词：沈从文 北京 都市漫游 市政史 公共空间

一．人群中的孤独者

1924年春，初到北京的沈从文在表弟黄村生的帮助下，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迁至西城的庆华公寓，后又搬到北河沿附近的汉园公寓。在“窄而霉小斋”的公寓生活中，湘西青年沈从文开始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

不同于《边城》一类成熟期的代表作，1920年代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存在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在《公寓中》、《绝食以后》、《到北海去》、《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棉鞋》、《老实人》、《怯汉》等一系列小说中，清晰地浮现出一个在都市中游走的“漫游者”形象。都市漫游者滥觞于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然而，1920年代漂流于北京街头的沈从文显然与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存在相当的差异，若说波德莱尔尚能“把一种必须做的事装扮得像是出于一种优雅的习性”[1]，沈从文却早已为生活所迫而无瑕顾及。波德莱尔时代的游荡者“要求活动空间、不愿放弃雅士们悠闲之乐”，因此在1840年前后，带乌龟散步、为自己定步调成为时尚[2]；而沈从文笔下的自叙传主人公则迫于经济的困窘与生存空间的逼仄——天冷生不起炉子，“窄而霉斋”潮湿狭小——而不得不到马路上或公园里散步，或去图书馆以取暖。

都市漫游看似理所当然，实则在1920年代的北京语境中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老北京虽素有站街看人的旧习——俗称“卖呆儿”，但向无逛街的传统。梁实秋曾在《北平的街道》一文中谈到：“北平没有逛街之一说。一般说来，街上没有什么可逛的。一般的铺子没有橱窗，因为殷实的商家都讲究‘良贾深藏若虚’，好东西不能摆在外面，而且买东西都讲究到一定的地方去，用不着在街上浪荡。要散步么，到公园北海太庙景山去。如果在路上闲逛，当心车撞，当心泥塘，当心踩一脚屎！要消磨时间么，上下三六九等，各有去处，在街上溜馊腿最不是办法。当然，北平也有北平的市景，闲来无事偶然到街头看看，热闹之中带着悠闲也满有趣。”[3]“闲来无事偶然到街头看看”，即老北京的“站街”看热闹，而在街上“浪荡”、“闲逛”则“最不是办法”。在这一层面上，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为“都市漫游”赋予了有别于传统的新意。

现代都市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人群[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将人群视为城市的换喻表现，对此理查德﹒利罕在其代表著《文学中的城市》中多有精辟的分析：“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我们通过人群看见城市，不论是艾略特和波德莱尔笔下的僵尸般的行路人，还是狄更斯、左拉、德莱塞、韦斯特和艾里森笔下充满暴力的乌合之众。无论群体的性质有多大的差别，那些人群都占据着19世纪和20 世纪都市小说的中心位置。”[5]沈从文对于都市中陌生的人群抱有特殊的兴味和敏感。人群中的游荡者是一个观察者，他置身其中，怀着爱恨交织的暧昧情愫审视往来的行人，不论是作家自身，还是其笔下的自叙传主人公。

如《老实人》中自宽君到北海公园主要是为了去“看人”：“天气已转秋以后，自宽君，无所事，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狗一样，每日到北海去溜，原是一些公子小姐的事！自宽君是去看这些公子小姐，也就忘了到那地方的勤。”对于自宽君观察游人的乐趣，作者的描述深得个中三昧：“有时他却一个人坐到众人来去的大土路旁木凳上，就看着这来去的男女为乐。每一个男女全能给他以一种幻想，从装饰同年龄貌上，感出这人回到家中时节的情形，且胡乱猜测日常命运所给这人的工作是一些什么。到这地方来的每一个游人，有一种不同的心情，不怕一对情侣也如此。一个大兵到北海来玩，具的是怎样一种兴趣？这从自宽君细细观察所得，就有一种极有趣味的报告。在这类情形下头，自宽君，来此的意义，简直是在这里作一统计分类工作了！”[6]又如《怯汉》中，沈从文生动地描绘身处闹市人潮的经验——“黄昏了，我独在街头徘徊。看一切街市的热闹，同时使我眼，耳，鼻，都在一种适如其分的随意接触中受着不断的刺激。”“擦着肩膀过去的，全是陌生人。”[7]“陌生人”以及由此引发的“孤独”体验，是现代主义都市理论的关键概念。雷蒙德·威廉斯曾提出大都市最基本的主题之二，即陌生人群与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8] 理查德﹒利罕亦指出：“城市成为敏感的艺术家——甚至当他混迹于群众之中时也不例外——体验与普通人群相隔膜的强烈孤独感的场所。当他成为人群中的孤独者时，城市的现实就被其对城市的印象所取代。”[9]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对于都市人群极其敏感，在“乡下人”出身的作者/自叙传主人公眼中，陌生的人群通常作为城市的具体象征、一种异化于自身的认知对象呈现。其背后有城市与乡村二元文化资源的潜在对抗。如《绝食以后》中，作者在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西单牌楼一带的各式人物后，代主人公发出感叹：“魔鬼的人群啊！地狱的事物啊！我要离开你，于是，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10]

而对于包括作家自身在内的“游荡者”而言，都市人群之中最能给予其不可抗拒之吸引和诱惑的，毫无疑问是女人。沈从文早期作品中对于性之压抑与诉求的大胆表达，丝毫不亚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在现实社会中郁郁不得志的主人公饱受性欲的煎熬，只能在性幻想中得到短暂而又凄凉的满足，而在公园里、马路上擦肩而过的每一位妙龄少女，都可以成为欲望投射的对象。在《公寓中》，作者直截了当地告白：“路上去做什么事？马路上去看女人！”[11]《到北海去》的主人公坐在洋车上，“开始去注意马路上擦身而过的一切”——“女人，女人，女人，一出来就遇到这些敌人，一举目就见到这些鬼物，花绸的遮阳把他的眼睛牵引到这边那边而且似乎每一个少年女人切身过去时，都能同时把他心带去一小片儿。”[12]在《怯汉》中，“我”更是如痴如狂地追随两位女学生从西单牌楼一路步行到女师大。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致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诗人于大街上邂逅一位戴孝的美妇人时惊鸿一瞥的震惊体验，这种现代都市带来的“侵袭缠绕一个孤独者的性的震惊”[13]，同样煎熬着沈从文自叙传主人公的身心。

对于沈从文的“游荡者”而言，观看不是一个单向的姿态，“游荡者”与“陌生人”之间存在相互观看的互动关系，当“游荡者”窥视人群的时候，人群也在打量着“游荡者”。沈从文十分关注自身在他人视角中的呈现，其自叙传性质的作品常有意识地透过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眼，塑造一个自我的镜像。

如《老实人》中的自宽君，是一个“长身瘦个儿”的写小说的青年人，文字有“一种朴素的忧郁，同到一种文字组织的美丽”——这是作者借女读者之口对“自宽君”/沈从文自我的评价。主人公在北海公园邂逅两位美丽的女读者，发了痴念尾随二人，女子也察觉到，双方相互打量，他于是自觉地通过对方的眼睛来审视自己：“设若自宽君，身上穿得华丽不相称，是白脸，是顶光致的头发，又是极时髦的态度，则女人怯于这新时代青年，怕麻烦走去，也是意中事。如今在女人眼中的他，就像从模样上也看得出不是那些专以追逐女子为乐的浪子——说‘不像’还不切实，简直还可说不配。自宽君又何尝不是了然自己是在体态上有着不配追女人的样子才敢坐下来的？”[14]又如《新梦》中，站在晒台上的主人公与对窗的女子打了个照面，心中苦恼着自己留给女子的形象：“假如女人真如他所幻想的情形，那女人当不会忘记望到他的脸是怎样寒伧的一个黄色尖脸，是这样，自己的讨厌样子将把女人的轻蔑增加起来，他以后只有绝望了。”同时却又希冀女子读过自己的小说——“又想到，或者是正在读自己的文章吧，因为他在晒台时还见到这房里一个椅子上有一分依稀像现代评论的杂志，若果这杂志是这几期现代评论，则女人当不会不见到了。……那么，知不知道这作压寨夫人一小说的便是站在晒台上发痴望着的尖脸汉子？”[15]《押寨夫人》正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沈从文的中篇小说，此前于1926年4月24日起以《在别一个国度里——关于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为题在《现代评论》第3卷第72-75期连载，有意识的自我指涉耐人寻味。[16]这种藉由他人视角达成的自我审视，在其余如《棉鞋》、《怯汉》、《看爱人去》、《一个晚会》、《用A字记录记录下来的事》等作品中都有体现。

在1928年8月30日的日记中，业已声名鹊起的沈从文记述自己去住处附近的艺术学校门口“看早景”——“我到那艺术学校大门外站了一阵，看进出的男女学生；这些人，也望我。”随即敏感地自觉对方眼中的自我形象：“我没有好的衣服，也没有好的相貌，精神却不放在外面，无怪乎得到这些人的趣味了。站到那类地方，作成乡下人模样，让她们看着笑着，我也随意看她们，这情形是不坏的。”“我稳定的又看看这方面女人，女人是七个。其中两个就长得非常美。她们虽见我望她们，却仗了人多，且断定了我无害于人，也对我望。这样一来我不免有点羞惭了，我是这样无用这样不足损害于人，为我的土气，真想跑了。”[17]对于自我的认识与构建是在这样“看”与“被看”的相互凝视中完成的。正是由于身处大都市汹涌的人流中，来自湘西一隅的青年才会自觉到、并进一步去发现“乡下人”的自我。

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将“都市漫游”的传统引进1920年代的北京。一方面，对于“乡下人”出身的沈从文及其自叙传主人公而言，陌生人群以都市的换喻面目呈现，既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和诱惑，又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裹挟着威慑和压力。而另一方面，自我意识正是在这种对比中萌生并强化的，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在北京——上海的大都市生活经验中构建起来的，通过与他者——都市/陌生人的接触、对抗与参照，沈从文逐渐确立了那个富有湘西特色的“乡下人”的自我。

二．“游荡者”的都市地图

漫游在何种条件下得以成为可能？本雅明的游荡者得益于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拱门街”的发明——“在奥斯曼之前，宽阔的街面很少。而狭窄的街道安全没有保障。假如没有拱门街，游荡就不可能显得那么重要了。”[18]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不存在拱门街，也尚未兴起百货商店，然而，对于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而言，都市漫游同样并非表面看来那么顺理成章。

经由沈从文的一系列早期作品，可以勾勒出其自叙传主人公的一幅都市漫游地图。对于沈从文的游荡者而言，消遣时间的去处之一是逛马路，如《公寓中》：“这时外面总不至于不能走，我顶好是跑到马路上去逛一趟。马路上自然比室中要冷一点，但因为走动，我两只冻紫的脚，多少总可以暖和一点！”[19]他比较钟爱的路线是西单牌楼一带，《公寓中》即提到“单牌楼以西”，《绝食以后》亦有对于“热闹着——像是大街本身的确也热闹着的西单牌楼”的生动表现，而《怯汉》中更是通过主人公尾随女学生的行踪，细致准确地绘出一条自西单牌楼——菜市口——手帕胡同——教育街——石驸马大街——女子师范大学的路线。这属于内城西南片一带[20]，沈从文之所以对这片区域特别熟悉可能源于他在西城区公寓的居住经验。西单是民国时期新兴的商业中心，西单牌楼周遭的繁华街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有鲜活的呈现：“一到黄昏西单牌楼就像格外热闹点。这时小姐少爷全都出了学校到外面来玩，各以其方便的找快乐，或是邀同情人上馆子吃新上市的鲜对虾，或是往公园，或是就在街上玩。车子来来去去像水流。糖果铺初燃好的煤气灯在沸沸作声放浅绿色光。远处电灯完全是黄色。”[21]

都市漫游的延伸是乘坐电车、汽车、人力车、马车等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看街景以打发时光：“这个时候是下午三点时候，大街上，一些用电催着轮子转动的，用汽催着轮子转动的，用人的力量催着轮子转动的，用马的力量催着轮子转动的，车上载着的男男女女，有一半是因为无所事事很无聊的消磨这个下午而坐车的。坐在车上实际上也就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法子。”[22]

除了马路和街市，公园亦是沈从文自叙传主人公经常光顾之所。首选是北海公园，《老实人》主人公自宽君的爱好是“每日到北海去溜”，而沈从文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叫《到北海去》。沈从文于1924年5月底6月初迁至靠近沙滩红楼的北河沿汉园公寓，距离北海公园相当近，步行可及，因此风光幽静的北海公园自然成为其排遣寂寞消磨光阴的妙处。此外，作品对香山公园与中央公园亦有涉及。《棉鞋》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游山，虽没有点明公园的名字，但提及的“见心斋”、“阆风亭”显然是香山的景致，《棉鞋》作于1925年9月5日西山静宜园，正是作者在香山慈幼院任职图书馆管理员的时期。《或人的太太》中的少年夫妇则通过到中央公园去倾心畅谈，才解开了彼此长久以来的心结。

与公园紧密相关的是图书馆。“老实人”自宽君去北海公园，除了看人以外，“还有一件事，自宽君，看人还不是理由，他是去看书。”——“北海的图书馆阅览室中，每天照例有一个坐位上有近乎‘革命家式’的平常人物，便是自宽君。”[23]此应为北海西墙外的北京图书馆。[24]《棉鞋》中“我”对于香山的良辰美景兴味索然，倒是对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情有独钟——“这是一个拿来遂人参观的大图书馆。一座白色德国式的房子，放了上千本的老版本古书，单看外面，就令人高兴！房子建筑出众，外面又有油漆染红的木栏干。”[25]

自叙传主人公的都市漫游看来自然而然，实则深意存焉。马路、电车、公园、图书馆、包括电影院、剧院[26]等等，这些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事物，实际在中国1920年代的语境下饱含了丰富的现代性因素，属于新兴的公共空间范畴。在1920年以前，沈从文主人公的都市漫游根本不成其为可能。[27]

北京现代都市公共空间的出现，与20世纪10--20年代发起的“公共工程运动”密不可分。推动民国初期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关键人物是朱启钤，其对于北京城市建设发生影响主要集中于1912-1916年，在此期间他先后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于1914年创立了“京都市政公所”——中国首个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部门，北京也由此成为全国最早办理市政的城市。市政公所对北京城市空间形态的重大改变之一是开展一系列“公共工程运动”，包括对皇城、正阳门的改造，道路的铺设和牌楼的改造，环城铁路修建，将大量皇家园林作为公园开放及故宫博物院的创立等等。[28]本文只讨论与沈从文作品所涉公共空间相关的部分。

首先，是道路建设与城市规划。在20世纪以前，北京城内有几条大道是以石板和条砖铺设的，但绝大多数道路是未加铺设的土路。旧日的北京街道以坎坷泥泞闻名，俗话称“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如夏仁虎《旧京琐记》记载：“北京街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老，云：此本辇道，其初驾过，必铺以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垅云。”[29]1914年成立的“京都市政公所”于同年12月10日颁发的第3期《市政通告》中提出：“除去国内国外治安上的关系不算，顶急的是要整洁道路，便利交通，所以工程一方面，在京都市政中，算是顶急的了。然试问道路如何能够整洁，交通如何能够便利？……只要各处街道，无论晴天下雨，均可步行，不愁泥泞，不遭坑坎的痛苦，不受臭味的熏蒸，这便算个整洁。无论住在东城西城，前门后门，要出去便出去，不怕道儿远。”[30]京都市政公所对于北京街道的整修与开辟进行了整体规划，《市政通告》公布有每一期翻修、补修街道的详尽记录。北京的第一批碎石路出现于1904年，主要位于东四、西四、长安街和前门大街等商业区；第一条柏油路于1915年在使馆区修葺毕；1920年紧挨中南海（中华民国政府驻地）南门的西长安街的一段路铺设了柏油；1928年内城王府井商业区的街道也换上了柏油路面。至1929年为止，北京城的全部重要街道皆已改造为碎石路和柏油路，许多街道得到了加宽和拓展，使北京的城市环境面目一新。[31]史明正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一书中指出：

街道铺设和城门、城墙的改造不仅改变了北京城的风貌，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从前禁止人们出入的地区改造成公共使用的通衢大道，便是对封建帝国时期以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作了新的诠释。……总而言之，道路的铺设和社会服务的扩展影响应该说是‘市民城市’的诞生。[32]

从沈从文作品的描述来看，1920年代中期北京的主要街道已经建设得非常完好，不复曾经的尘土飞扬寸步难行——西单牌楼一带的街道“车子来来去去像水流”，“街沿是那么宽”；且电气照明已十分普及：“糖果铺初燃好的煤气灯在沸沸作声放浅绿色光。远处电灯完全是黄色。”“在单牌楼以西，电灯似乎稍微稀疏了一点。”前引梁实秋《北平的街道》提及“北平没有逛街之一说”，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客观限制就是北京的旧有街道不宜于步行：“如果在路上闲逛，当心车撞，当心泥塘，当心踩一脚屎！”而伴随北京街道的建设与市容的改良，同时也基于内城新兴的学生公寓室内环境的逼仄，到大街上游荡成为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边缘知识分子选择的消遣方式，“都市漫游者”不仅限于沈从文及其自叙传主人公，而是在1920-1930年代的民国北平具有一定普遍性。如女大学生陈学昭就因不适应“北京的矮矮的屋子，闷闷的不通空气的窗户，即不能高眺，又不能远望，这样的拘拘，我终不能自释”，而“常在猪市大街摆步”。[33]又如与沈从文交谊匪浅的青年作家陈炜谟[34]同样不安于公寓“象鸟笼一般大的屋子”，他钟爱的去处是宣武门一带：“因此宣武门一带成为我常临的地方，也是最爱的；常常对人说：‘真的北京在这里。’——在这里你能找出高尖的西式的建筑，又能找出褪色的古旧的牌楼；汽车风驰电掣地从街心跑，两旁便道是笨重的骡车，垢面的本地人……各色各样的。”[35]而学者朱光潜则偏爱后门大街：“我无论是阴晴冷热，无日不出门闲逛，一出门就很机械地走到后门大街。它对于我好比一个朋友，虽是平凡无奇，因为天天见面，很熟习，也就变成很亲切了。”[36]

与道路建设直接相关的是城市的公共交通问题。《市政通告》关于铺设街道的公告即标明“先修马路为将来电车路线之经过处”，又如《再说电车》中指出：“即如京都改良市政，当从交通入手，交通事业，第一应当兴办电车。”[37]然而，由于北京的传统格局如胡同、牌楼的限制，及其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而非工业中心的定位、还有资金来源等诸种复杂因素，虽然市政公所一开始就将电车计划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实施起来却非易事。北京的电车系统相对落后，天津、上海和中国一些其他大城市都先于北京启动运行，1902年天津出现了中国第一辆电车，1905-1912年间上海铺设了三条电车运输系统，直至1924年，电车才作为一种现代的公共交通方式被正式引进北京。然而1925年10月21日发表的小说《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中，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已对北京新兴的电车线路了如指掌——“我若能进城去，到马路旁不怕汽车恐吓的路段上去闲踱，把西单牌楼踱完，再搭电车到东单；两处都有灯可看。亮亮煌煌的灯光下，必还可见到许多生长得好看的年青女人们，花花绿绿，出进于稻香村丰祥益一类铺号中。……实在西单东单都到了无可挤时，我再搭乘二等电车到前门，跑向大栅栏一带去发汗，大栅栏不到深夜是万不会无人可挤的。”[38]作于1927年12月的《或人的太太》，则提供了另外一条前往中央公园的电车线路：“当从西四牌楼到东四牌楼的电车停顿在中央公园前面，穿黑衣的大个儿卖票人喝着‘公园’时，有两个人下了车子”。[39]民国时期，电车在促进北京城市居民娱乐旅游方面功不可没，下文将论及的新辟之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附近皆有电车站，为人们前往公园游玩提供了便利，因此，每逢节假日与周末，电车乘坐率骤增。然而，相较于上海、天津等其他大都市而言，北京的电车普及率仍相当低——中国城市的电车平均乘坐率为36，天津是52，上海是38，北京只有17[40]，因此，对于1920年代的北京市民阶层而言，电车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事物，而沈从文早已十分敏感地得风气之先。至1927年底沈从文迁居上海之后，电车更是成为作家/自叙传主人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子是这样消磨，与在一个电车上消磨究也无多大分别。不在此呆就跳上电车，让一个车匣子把自己从静安寺搬到靶子公园，一趟至少将近花一点钟，来去既当加倍，则应在两点钟左右了。花两点三点，到电车上坐着，去看一切人，与一切货物房子……”[41]

其三，是公共空间的开拓。清末北京市民传统的公共娱乐空间主要是庙会、茶馆、天桥、戏园子、什刹海等，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还有陶然亭、西山等去处，“偌大的一个京城，虽然有甚么什刹海、陶然亭等等，但不是局面太小，就是人力不到，况且又都是地处一偏，交通不便” [42]；而封建贵族的皇家园林则与平民的活动空间严格区隔、泾渭分明。公园这一概念于20世纪初引入中国，它是一个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概念，公园是18-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与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产物，具有娱乐、教育或保持自然风光等功能，由各级政府负责创建和管理。1868年8月在上海出现了西人的“公家花园”，即英美租界工部局修建的外滩公园[43]；1905年7月21日《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1906年10月13日，出使欧洲考察归来的端方、戴鸿慈上奏修建公共设施：“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公园。”[44]除公共交通外，京都市政公所致力推行的另一项工程即北京公园开放运动。与典型的西方公园（包括上海）不同的是，京都市政公所不是另起炉灶建设纯粹西洋式的公园，而是着手改造与开放封建王朝遗留的皇家园林和庙宇。首当其冲的是社稷坛，朱启钤亲自主持它的创建筹备工作，命名为“中央公园”的社稷坛于1914年10月10日首度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近代公园。有了中央公园的先例，市政公所先后又开辟了几处皇家园林作为北京市民的公共娱乐空间：1915年开放城南的先农坛公园[45]；1924年开放太庙，更名为“和平公园”；1925年又开辟了故宫、北海公园以及以地坛为基础的京兆公园；至1928年，颐和园、景山、中南海也正式辟为公园对外开放。[46]

1920年代京都市政公所推行的一系列公共工程运动，包括城市道路的规划、公共交通的引入、公共空间如公园、图书馆、博物院的开辟等，重构民初北京的都市面貌，开创现代市民的公共空间，也为沈从文自叙传主人公的都市漫游提供了富有现代意味的背景地图。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自身对于北京市政建设的问题始终保持敏感和兴趣，直至1947-1948年间，沈从文以巴鲁爵士的署名发表一组北平通信，宣扬以美育代宗教，重建故都，对于北平市政建设进行整体规划，其中《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最具代表性。沈从文在文中提议“将市政机构全部重造”，由梁思成任副市长，主持都城保护工作，就整顿北平市政管理、改造美术专科学校、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以及高等院校等公共机构，提出一系列具体构想。沈从文对于北平的整体想象基于一种以美育为中心的“公园”意象：“西人游故都者，多以北平实如一大花园。……故余意此大城市市政管理技术亦宜从管理有条理之小花园借镜。如西郊外之颐和园管理方式，即大足取法。”[47]将北平视为一座大公园，实为时人的共识，如谢冰莹《北平之恋》亦指出：“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48]但以公园管理方式为市政管理取法，确属沈从文首创——警察数目和待遇与花匠相等，以社会服务、公共卫生与园艺学为主业；警察局长首选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其次为第一流园艺专家，工务局长由美术设计家出任，而教育局长则由工艺美术家就职……沈从文对于北平高校的构想也是以公园为范例，其中北京大学最符合他理想的模式：“至此学校时，吾人必适如由一大花园转入一较小而精之花圃。所有建筑四周均有广阔整齐之草地与花木，一片草地接连一片草地，课室宿舍，办公室，均分别位置于花草间。草地上有无数适合身体舒适之新靠椅，学生多于温暖阳光下读书谈诗。……”[49]沈从文对于公园这一新兴都市公共空间的特别关注与认知，由此可见一斑。

三．以公园为中心的都市公共空间

公园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被引进中国，在民国时期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谢兴尧曾作《中山公园的茶座》[50]一文，指出同属中山公园的茶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简单的说：‘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长美轩’是新旧参半的，‘柏斯馨’则纯粹摩登化的。”[51]其实不惟中山公园的茶座，同样是新兴的公园，在新旧文人心中亦亲疏有别。哪些人喜欢中央公园，哪些人喜欢北海、中南海，哪些人喜欢什刹海，追问下去，背后有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的潜在差异。如中央公园名流云集，既有傅增湘、郭则沄、夏仁虎、吴廷燮、张伯驹等遗老[52]；也有蒙文通、钱穆、汤用彤、谭其骧等学者[53]，既有黄节、林损等传统文人[54]，也有鲁迅、钱玄同、傅斯年、李大钊等新文化人。[55]鲁迅与齐寿山合译的荷兰童话《小约翰》即在中央公园完成；[56]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系此处写就。[57]相较之下，年轻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们则偏爱游人较少、相对清静的北海公园，以标榜自己不俗的品味。如青年作家高长虹在一篇题为《北海漫写》的散文中延续其一贯的激进语调：“平庸的游人们当然是最好到那平庸的中山公园去写意了！因为一切都是对的，所以三海留给诗人和艺术家以不少的清净。我在北海停了两点钟，没有看见五十个人，所以她做了我的最好的工作室了！”[58]而在另一篇《南海的艺术化》中，他将北京的四个著名公园分类：“先农是下流人物传舍，中山装满了中流人物，北海略近于是绅士的花园，那末，南海！让我赠你以艺术之都的嘉名吧！”[59]与沈从文相熟的青年诗人刘梦苇、朱湘等亦对北海青眼有加：“九日下午，去北海，想在那里作完我的《洛神》，呈给一位不认识的女郎；路上遇到刘兄梦苇，我就变更计划，邀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60]女学生谢冰莹、陈学昭也钟爱北海，谢冰莹在《北平之恋》中浓墨重彩地描画了北海公园的优美景致[61]；陈学昭则在《北海浴日》中激情洋溢地记载了清晨独自一人到北海看日出的经历。[62]沈从文的自叙传主人公也最为青睐北海公园，《老实人》借自叙传主人公之口道出缘由：“在自宽君意思中，北海是越美，就因为人少！”[63]然而，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中，也并未见得都欣赏公园的美，朱光潜即偏好平民化的后门大街远过于北海：

这并非北海对于我没有意味，我相信北海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但是北海对于我终于是一种奢侈，好比乡下姑娘的唯一一件的漂亮衣，不轻易从箱底翻出来穿一穿的。有时我本预备去北海，但是一走到后门，就变了心眼，一直朝北去走大街，不向西转那一个弯。到北海要买门票，花二十枚铜子是小事，免不着那一层手续，究竟是一种麻烦；走后门大街可以长驱直入，没有站岗的向你伸手索票，打断你的幻想。这是第一个分别。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裳楚楚，油头滑面的。你头发没有梳，胡子没有光，鞋子也没有换一双干净的，“囚首垢面而谈诗书”，已经是大不韪，何况逛公园？后门大街上走的尽是贩夫走卒，没有人嫌你怪相，你可以彻底地“随便”。这是第二个分别。逛北海，走到“仿膳”或是“漪澜堂”的门前，你不免想抬头看看那些喝茶的中间有你的熟人没有，但是你又怕打招呼，怕那里有你的熟人，故意地低着头匆匆地走过去，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在后门大街上你准碰不见一个熟人……这是第三个分别……[64]

师陀则推崇什刹海：“倘若拉住一位北京市民，问北平地方哪里顶好玩，他的回答一定是什刹海而绝非中央公园……”[65]对于公园的取位，体现了各人审美趣味和文化理念的差异——文人趣味与平民趣味的对抗，主流文化精英抑或边缘知识分子的选择。

公园是一个多功能的公共空间，它除了提供娱乐设施外，还兼有教育、商业、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作用；其中，对于教育功能的特别强调成为民国时期北京公园的特色，利用公园向民众灌输现代观念与意识，使其兼具社会政治教育空间的功能。民国时期的北京公园大多附设有纪念碑、历史博物馆、国货陈列所，以及图书馆、阅报亭，甚至民众学校等。[66]民国北京大部分主要的公共图书馆都与公园共存。如中央公园将社稷坛的大殿改造为教育部中央图书阅览所，于1916年开放，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之一。[67]又如沈从文最为流连忘返的北海图书馆，系1926年由“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当时名为“北京图书馆”，梁启超、李四光分任正副馆长；1928年改名为“北海图书馆”，1929年与前身为“京师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由蔡元培担任馆长。[68]从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步行至文津街的北海公园赏玩美景，再到毗邻的北海图书馆饱览群书，自然是一条愉悦又便捷的上选路线。此外还有北平香山教育图书馆（1921年）[69]，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25年）及其景山分馆（1926年）与太庙分馆（1935年），以及颐和园图书馆（1930年）等等。

哈贝马斯提出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在西方现代城市中体现为咖啡馆、沙龙及宴会等机制[70]，这确实适用于中国的另一大都市上海[71]，然而，其在文化氛围迥异的北京则有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72]北京新兴的公园、公共图书馆等，就某种意义而言，类似于上海的咖啡馆，具备一种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新旧文人、知识分子可在此交游、聚会、探讨思想或者联络感情。它甚至作为一种新式的文化符号，沈从文及其自叙传主人公一类的“边缘知识分子”[73]，可以借此获得一种象征意义的文化资源——不能正式进入高等学府，便转而到公共图书馆自修[74]；或去风雅的公园茶座跻身文化名流之中，从而为自己贴上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标签。

通过对于1910-1920年代北京“公共工程运动”史的梳理，可以看出，伴随民初北京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一系列新兴公共空间崛起，如沈从文作品中频繁出现的马路、电车、公园、图书馆等等，都是1920年代（尤其是中期）开始普及推广的。作为一位敏锐而称职的都市漫游者，沈从文准确无误地感应到都市面貌的转变，并同步反映于其创作中。其192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见证了等级严明的封建帝国空间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有赖于民初北京公共工程的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开辟，沈从文自叙传主人公的都市漫游才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早期小说蕴含了丰富的现代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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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雅明著，张旭东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89页

[2]《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72页

[3] 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575页

[4] 路易﹒沃斯(L.Wirth)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一文中指出：“现代人生活模式的鲜明特征是：人集中形成巨大的社会，周围围绕着次要的中心。”转引自汪安民、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下册，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700页

[5] 理查德﹒利罕著，吴子枫译：《文学中的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页。他还在另一章中细致地解读了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详见《文学中的城市》，104页。

[6]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74-75页

[7]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97页

[8] “现代城市作为一群陌生人的效果，被华兹华斯以一种要持续下去的方式验证了……在这里很明显的是，从拥挤街道上不相识的人们这一世间真相向观察者的迅速过渡——虽然我们现在忘记了在任何情况下对人们来说都习以为常的小居民区的一种小说体验——像现在对‘谜’一样的陌生富有特征的解释的迅速过渡。”“与这种陌生人群最初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一个次要的主题，即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参见雷蒙﹒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第二章《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57-60页

[9] 《文学中的城市》，97页

[10] 《沈从文全集》第一卷，363页

[11] 《沈从文全集》第一卷，353页

[12] 《沈从文全集》第一卷，125页

[13] “使他的身体在颤抖中缩紧的——crispe comme un extravagant（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缩紧）——并不是那种每一根神经都涨满了爱的神魂颠倒；相反，它像那种能侵袭缠绕一个孤独者的性的震惊。如蒂博代(Thibaudet)指出，‘这些东西只能在大城市里写出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45页

[14]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83页

[15]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72页

[16] 在沈从文1928年8月的日记《善钟里的生活》中，描述他常在自家的晒台窥视对窗的女子，且看到睡梦中的女子，想到：“若说梦境的构成，与日间生活相联，则这时的她，不正是便梦着为一个男子追迫，而这男子的脸便与对面小方窗中的男子瘦脸一样吧。”可与《新梦》作一有趣的对读。《沈从文全集》第三卷，443页

[17] 《沈从文全集》第三卷，446-447页

[18]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55页

[19] 《沈从文全集》第一卷，353页，作于1924年11月16日-12月25日，发表于1925年1月31日《晨报副刊》18、19号

[20] 参见《北京古建筑地图》的分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97页，发表于1927年6月27日、28日《晨报副刊》第1984号

[22]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51-152页，作于1927年12月，发表于1928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

[23]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74页，作于“十六年冬于北京某夹道”，发表于1927年12月7日-9日、12日-17日《晨报副刊》2144-2147号，2149-2154号

[24] 北海图书馆建于1926年，当时名为“北京图书馆”，1928年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参见张树华主编：《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8页

[25] 《沈从文全集》第一卷，393页，作于1925年9月5日，发表于1925年9月27日《晨报副刊》1276号

[26] 《或人的太太》与《重君》中都提到电影院，《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发生在话剧院。

[27] 笔者因此有意在这一节注明每篇小说的写作与发表时间，北京“公共工程运动”的发展直接关系到都市漫游者活动空间的生成。

[28] 参见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7-39页；张锋：《朱启钤与北京市政建设》，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29] 夏仁虎：《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2页

[30] 京都市政公所：《市政通告﹒市政整理之次序与工程之筹备》，《市政通告》第1期至第23期合订本，第16页

[31] 参见《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70-101页

[32] 《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91页

[33] 陈学昭：《北海浴日》，发表于1925年10月25日《京报副刊》第308号，转引自《北京乎》，143-144页

[34] 参见沈从文《忆翔鹤》：“第三部分朋友，即迁居沙滩附近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许多搞文学的朋友。湖南人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相处既近，接触机会业更多。几个人且经常同在沙滩附近小饭店共食。”“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显明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淡而持久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254-258页。亦可参见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7-18页

[35] 陈炜谟：《PROEM——北京市上杂掇》，作于1926年10月11日，据旧稿改成，转引自《北京乎》，129页

[36] 朱光潜：《后门大街》，发表于《论语》1936年第101期，转引自《北京乎》，524页

[37] 《市政通告》，第1期至第23期合订本，第4页

[38] 《沈从文全集》第一卷，137页，以《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为篇名发表于1925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第1293号，结集出版时改为《一天》。

[39]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52页

[40] 参见《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275页

[41]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178页，以《新梦》为篇名发表于1928年5月1-5、7-10日《晨报副刊》第2279-2283，2284-2288号

[42] 《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市政通告》，第1期至第23期合订本，第11页

[43] 黄协埙《淞南梦影录》（1883年）卷三：“公家花园在白大桥南岸。奇花异卉，大都来自欧洲，紫姹红嫣，名色各异，不特目所未见，耳所未闻。入其中者，但觉细草如茵，落花成阵，芊绵葱翠，一望无垠。每值礼拜之期，西人多挈眷来游，或携手纵观，或倚阑细数。夕阳西逝，缓缓而归。亦热闹场中一片清凉世界也。惟门禁甚严，故华人鲜有问津者。”沪上游戏主编《海上游戏图说》1898年卷三：“园在英租界虹口大桥旁，沿江一带，遍地栽花，随处设座。每日申酉时，为西人挈眷携童游赏之所。华人不得入也。”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94页

[44] 转引自王玮、闫虹主编：《老北京公园开放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2页

[45] 此后改名为“城南公园”。

[46] 参见《老北京公园开放记》；中山公园管理处：《中山公园志》，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北海景山公园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

[47] 沈从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沈从文全集》第十四卷，370-381页。最初连载于1948年1月3日、1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72、73期，署名王运通；1948年2月16日与署名巴鲁爵士的《故都新样（北平通信三）》一同发表于《知识与生活》第21期。

[48] 谢冰莹：《北平之恋》，《北京乎》，第756页

[49] 《沈从文全集》第十四卷，378页

[50] “中央公园”于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改名为“中山公园”，1937年北京沦陷后又还原为“中央公园”，1945年日本投降后，再度恢复“中山公园”名称。

[51] 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1936年12月宇宙风社《北平一顾》，转引自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323页

[52] 夏仁虎《枝巢编年诗稿》、张伯驹《丛碧词》中多有唱和之作，亦可参见夏仁虎儿媳林海音的回忆文章如小说《婚姻的故事》等。

[53] 徐城北《公园乃是新事物》录有谭其骧的回忆：“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够，不愿意去。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我跟蒙老熟，认识钱老而不熟，汤老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徐城北：《这里是老北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9页

[54] 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常坐春明馆的，有已故诗人黄晦闻（节）先生，其他的许多老年人，可惜我不大认识。至于我常去坐的是长美轩，去的最勤的，是民国廿年，那时骂胡适之先生的林公铎（损）先生尚在北平，他常常邀我同去吃茶。”

[55] 鲁迅十分钟爱中山公园，仅《鲁迅日记》中的记载即达60次。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还有两位也时常在长美轩茶座上的，是钱玄同和傅斯年，不过他两人比较特别，总是独自一人，仰天而坐，不约同伴，不招呼人。”李大钊在中山公园创办“少年中国学会”，参见《中山公园志》。有趣的是，同是五四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则更偏爱北海公园，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称：“不过这个公园里很少见胡适之、周启明两位的踪迹，而北海公园间或可以看见他们，这当然是北海的景物比较自然而伟大的缘故。”

[56] 1926年7月6日-8月13日，鲁迅与齐寿山在中央公园据德文本重译荷兰作家望﹒蔼覃所作长篇童话《小约翰》，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鲁迅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27-633页

[57] “那是民国十八年，旧京五月的天气。阳光虽然抹上一层淡云，风吹到人身上，并不觉得怎样凉。中山公园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药花都开过去了……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哔叽的便服，身上清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笔记本，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的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了。”张恨水：《啼笑因缘﹒1930年作者自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451页

[58] 1929年8月《长虹周刊》第22期，转引自《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50页

[59] 1929年8月《长虹周刊》第22期，转引自《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47页

[60] 朱湘：《北海纪游》，选自《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转引自《北京乎》，162页

[61] 谢冰莹：《北平之恋》，《北京乎》，758-759页

[62] 陈学昭：《北海浴日》，《北京乎》，145-146页

[63] 《沈从文全集》第二卷，77页

[64] 朱光潜：《后门大街》，《论语》1936年101期，转引自《北京乎》，525页

[65] 师陀：《什刹海与小市民》，《漫画漫话》1934年4月创刊号，转引自《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54页

[66] 参见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

[67]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鲁迅任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具体负责公共图书馆事务，在他们的敦促下，建立了北京第一批新式的公共图书馆，包括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后二者其后合并为首都图书馆）以及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参见《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

[68] 参见《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48页，129页

[69] 北平香山教育图书馆属于私立，是熊希龄私人拨款创建的。沈从文经由梁启超推荐，自1925年8月至1927年8月任职于此。

[70]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34页

[71] 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对于作为“公共空间”的上海咖啡馆的探讨。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3-28页

[72] “公共领域”在不同的城市文化中有不同的表达，例如美国历史学者王笛近期的研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即探讨茶馆在成都作为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功能类似的公共领域。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73] “边缘知识分子”的概念详见罗志田《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一文。“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粗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儿不太为其所接受。”早期的沈从文即具有很典型的边缘知识分子心态与特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91-241页。此外，姜涛：《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一文针对沈从文有具体而精辟的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5月

[74] 沈从文到京报考大学失败后，不再作升学的打算，而是每天到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自学，许多新旧杂书都是在这阶段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