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参与1920年代初的湖南自治运动，除践行地方分权的政治理念外，亦符合研究系自身发展之需求。研究系在湖南有一定势力基础，尤其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方震对湖南军界的影响力，使研究系与赵恒惕的合作容易达成。召开联省会议、制订新的国家宪法的“第三政府”路线是最为符合研究系期望的，孙中山的动向则令研究系甚为警惕，为此，研究系在湘直战争中试图游说或诱使吴佩孚与湘军达成一致，表现出纵横家的色彩。对研究系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功利性、策略性的一面，需要综合分析。

关键词：研究系 梁启超 蒋方震 湖南自治运动 湘直战争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与19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关系甚深，乃史学界之共识。而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研究系与湖南自治的关系尤为紧密。湖南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先锋，1920年夏驱逐督军张敬尧后，省内呼吁自治之声甚巨。此后的掌权的谭延闿、赵恒惕都决定推行自治。1921年12月，湖南省宪法票决通过。次年1月，湖南正式实施自治，直至1926年7月省宪被废，前后历时六年。谭延闿宣布自治之后，研究系表现出极高的热情，积极为之提供理论指导和舆论造势。一方面，梁启超等人对中央政局失望，日益重视地方分权，“主张各地方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①]，实行省长民选、军民分治，防范武人专政，最终以法律方式解决南北争端，恢复国家秩序。对这些公开的政治主张，学界讨论已较为充分。另一方面，联省自治运动背后存在多方势力的复杂角力，研究系也有自身的利益需求和策略性的考量，这是容易被忽视的。此外，关于研究系与和联省自治运动有直接关联的湘直战争的关系，前人的梳理亦相对简略。本文将试图对这些环节进行补充。

一、研究系所处之态势

研究系在与安福系斗争落败后，汤化龙遇刺身亡，党势衰颓。欧游归来后的梁启超，作出了大幅度的策略调整。在梁氏看来，重新组党暂不可行，[②]需要先扩大舆论声势，“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③]争取青年支持，推动若干社会运动。梁氏的态度与其受五四运动刺激有关，此节已多有论者指出，不赘。另一方面，梁启超甫归国，即有多方势力试图拉拢，内阁总理靳云鹏电邀其上京，[④]梁抵京后，总统徐世昌邀宴，[⑤]时论认为此举意在引梁氏为援对抗安福系，更有传言直系、研究系、交通系即将联手。[⑥]直皖战争后，新得势的直系亦频繁拉拢梁启超。[⑦]1920年8月，梁氏的学生范源濂重新执掌教育部。要之，这段时期梁启超一系的政治能量稍有回升，但能否抓住时机东山再起，仍是未知之数。

在1920-1921年间，梁启超一系所着力推动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国民制宪、联省自治与废兵运动。所谓国民制宪，是让若干国民联署提出动议，交付公众讨论，形成多数共识，从而拟出宪法大纲；[⑧]所谓废兵运动，是要大规模裁撤军队和军事机关，废除督军制度，防止武人专政。此类运动想获得实力派人物支持的难度可想而知，实绩甚少，梁启超阵营亦未抱过高期望，但认为至少可以吸引公众（尤其是青年）关注，以振声势。[⑨]

二、研究系何以着力于湖南自治运动

与国民制宪和废兵运动相比，联省自治运动的影响力与实绩要大得多。联治主义在民九、民十短短两年间势头高涨，关键在于当时全国四分五裂，南北争夺法统，“不惟南北不能统一，并且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⑩]，部分军阀遂借联省自治之名行“联督自保”之实，既迎合了地方绅商和学界反对战争、要求恢复秩序的心理，又能强化自身统治合法性。实行联治，首先就要“由各省制定出一种省宪（或各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76]各地省宪运动，以湖南成绩为最著。

进步党人在民国初年是中央集权单一制的拥护者，何以转而支持联省自治陶菊隐称：“此时研究系退出中央舞台已久，想分散到各省进行个别政治活动……”[77]李剑农称：“进步党一派的人因为武力失了中心，中央集权无望……极力赞成此运动。”[78]刘以芬称：“盖失意政客，既为求适应其政治环境而倡为是说，而一部分军阀，亦以其适足籍此自固而乐为赞成……但观国民、进步两党，在五六年国会中，因地方制度列入宪法问题，演成互殴，而此时唱联治者，竟多属平昔主张集权之党人，而素持分权者反间出而反对之……”[79]以上判断固然敏锐，但仍要追问：为什么“退出中央舞台”，就一定要支持联治？在各省联治运动中，研究系何以与湖南的关系最深？

首先，所谓“联省自治”，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自治”，各省制订省宪，实施省自治；二是“联省”，各自治省选派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订国宪，使中国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这本身就包含着“约法革命”的意味——出台了新的宪法，临时约法自然就失效了，正如熊希龄所言：“联省政体以成，而约法之命遂革，西南护法之名，亦自不成问题矣。”[70]这对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无异于釜底抽薪，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忌惮。地方军阀既可以以“自治”的名义防范外省人觊觎本省军政大权，又可以以“联省”的名义结成攻守同盟，与南北政府抗礼。在联治运动的高峰期，西南各省与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军阀遥相呼应，甚至有形成“第三政府派”的势头。如果联治主义成功，为之驱策的研究系人物就有可能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分得一杯羹。即使这一目标不能实现，只要西南六省实施自治，就会给孙中山凝合西南之力出兵北伐的计划造成极大阻挠。湖南由于其处于南北政府中间地带的地理位置，无疑将成为各方势力的重点争夺对象。

研究系在湖南是有势力基础的。熊希龄、蔡锷、范源濂等皆为湘籍进步党人。汤化龙之弟汤芗铭曾任湖南督军。梁启超早年曾在湖南活动，担任时务学堂主讲。研究系与湖南军界也颇有渊源，湘军将领中有很多蔡锷旧部；另外，梁的学生蒋方震与赵恒惕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有一定交情，蒋曾任保定军校校长，“湖南的带兵官有大半是他的门弟子”，[71]这种潜势力是相当可观的。梁对蒋方震甚为倚重，陶菊隐认为梁“未尝不想集中军校生的力量，来做他未来的政治资本”，[72]结合梁系在蔡锷死后缺乏武力后盾的状况，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73]湖南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广东的孙中山政府若要北伐，需要假道湖南，直系也想控制湖南，从而震慑西南地区，最终统一全国。若孙系得胜，研究系作为孙系之宿敌，处境无疑更为不利；若直系占据湖南，势必调入大量北方军政人马，研究系对湘省的影响力也会遭到削弱。维护湖南自治，防止其被南北政府吞噬，也就维护了研究系在湖南的基本盘，以利于日后发展。

研究系参与湖南自治运动，熊希龄是一个关键人物。在进步党人中，熊希龄是较早公开支持联治的，据熊自称，他在辛亥前“主张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同时并进”，在辛亥后为避免南北分裂而“与章太炎组织统一党”，自睹袁世凯专制之祸，“又渐趋于地方分权之思想”。[74]1920年7月，谭延闿宣布“废督自治”，8月，熊希龄去电谭延闿表示支持，并寄去梁启超代拟的湖南自治根本法和湖南自治法大纲。[75]此后，熊希龄、范源濂、徐佛苏、汪诒书、郭宗熙等的旅京湖南同乡会先后安排梅馨、胡翔云、刘馥等回湘与湘省要人接洽。[21]有一种说法是，熊希龄卸任总理之后，一直觊觎湖南省长之位，想借此机会包办省宪，按照其自治方案，“省长由省议会议员、县议会议员、全省教育会、全省商会职员联合选举本省公民三人为候补者，呈请大总统择一任命”，[22]这样他就可以同时调动京湘两地的人脉来谋取省长宝座。[23]此论有诛心之嫌，未必完全可靠，但既赞成自治，又要求省长最终由中央决定，难免给人暧昧之感。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民选省长，原为尊重多数民意。果如此条施行，其结果甚至有牺牲多数尊重少数之怪现象……假定甲当选者为五百万，乙为三百万，丙为二百万，中央既有于此三人中自由任命之权，自由任命当选最少数之丙，非五百万、三百万之多数服从二百万之少数而何？”[24]无论熊氏有无私心，“湘省自治问题，自熊公通电倡言后，全国为之风靡，发聩震聋，四方传诵”。[25]熊氏于湖南自治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等作为熊氏的朋友，就私人情谊层面宜给予支持，就研究系的立场而言，也不宜错过这个扩大政治影响的好机会。梁氏草拟的自治法大纲不乏体现研究系立场的内容，如第二十七条“废止省内所有旧式军队，代以国民军”，[26]即与研究系倡导的废兵运动相合。

一开始，研究系还把湖南自治视为国民制宪运动的一个突破口。熊希龄电文主张，“迳由本省制定自治根本法，无须仰给于国会。且其成立手续，亦须由省会、教育会、商会联合动议，集多数人之连署”，[27]正是国民制宪之思路。梁启超在致梁伯强等人的信中称：“顷与熊、范两君议，即用动议公决两方式，谋制定湖南自治根本法……”[28]张东荪表示：“国民公决一层，比较难办，而国民动议则易为之……一俟签名者有万人，则提出求公决，必可惊撼社会也。若万人不易得，则先登报征求之……最好湘省先开此例，则势益顺也。”[29]按此思路，是要先在湖南推行国民制宪，然后推广至全国。但是，研究系对推行国民制宪，态度本来就不甚坚决。9月14日，谭延闿开会讨论自治事宜，认为还是由省政府、议会派代表组成委员会制宪为妥，熊氏的主张没有被采纳，[30]此后熊氏没有再强调此问题。湖南当地许多民间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省教育会、商会、长沙《大公报》、湖南改造促进会等要求成立人民宪法会议以公决的方式来制宪，[31]研究系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声援。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执掌湘军后，对要求国民制宪之呼声一概无视，由省府邀请学者组成委员会制宪，梁系的蒋方震、石陶钧列席其中。由此可见，研究系的实际政治活动颇有权变的一面，并不总与其政治主张相符。

其实，研究系插手湖南自治的动机，当时便已遭到外界质疑，如《新华日报》评论云:“湘省之倡自治即由于某系之湘籍领袖某公欲籍此说猎耿（原文“耿”字疑应为“取”字，引者注）省长地位……余省则不过多数某系分子之为议员者为之渲染鼓吹，然一察其实际，则提倡省自治之省分，其内容多含有党派倾轧作用。”[32]

三、研究系与赵恒惕的合作基础

研究系刚介入湖南自治运动之际，湘军有三大派系：谭延闿派、赵恒惕派和程潜派。在三派之中，赵派上台于研究系可能是最有利的。具体分析如下：

程潜倾向国民党而对梁启超怀有敌意，[33]此时亦不在湖南，程派自然难以成为研究系的合作对象。

谭延闿与研究系素有渊源，早在清末便与汤化龙等组建宪友会，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期间，“左手挟黄兴、宋教仁以见重于国民党，右手挟熊希龄、范源濂以通好于袁”，[34]第二次督湘期间，熊希龄、范源濂多次为他在京斡旋，[35]第三次督湘期间，谭因不愿配合孙中山“援粤讨桂”的要求，与孙关系恶化，故谭与研究系颇有合作空间。但是，谭之作风，素来是“八面玲珑”。当时受邀来研究省宪问题的名流，除研究系人物外，还有杜威、蔡元培、张继、吴稚晖、章太炎、周震麟、李石岑等人，谭皆与之会面，[36]可见谭的策略是尽可能拉拢各方面人物以壮声势，不专恃研究系一家。另外，研究系虽与谭延闿本人多有过从，但谭派军官未必都与研究系相友善。例如，谭派将领、驻防郴县的第七守备区司令陈嘉祐是追随孙中山的护法国会议员陈嘉会的从弟，其立场倾向于国民党。[37]

至于赵恒惕，在1921年之前与梁启超似无直接来往，[38]但与进步党人也有一定瓜葛。赵在民国初年的行事风格与谭延闿相似，既与黄兴等人保持联络（赵在留日时期入了同盟会，认识孙、黄、刘揆一等人），对蔡锷、黎元洪等也极力攀附。[39]赵在湘军中下层的势力较强，“团长以下军官则多属赵派”，[40]而这些军官多系保定军校出身的“新派军人”，[41]包括日后举足轻重的唐生智、贺耀组、何键等。因保定军校这层关系，蒋方震可以对这批军官施加影响，对赵恒惕而言，与蒋方震保持良好关系，也有助于巩固他的军中威信，故赵倚重蒋方震之处远多于谭延闿。因此，若赵派执掌湖南，可能比谭派执掌湖南对研究系更为有利。

1920年末，程派军人发动兵变倒谭，赵恒惕暗中配合，迫使谭延闿辞职离湘，旋即又将程派清洗，湘省大权遂为赵所掌握。程派是受孙中山支持的，赵此举意味着“其对于孙文等，实已有甚深之意见云”。[42]次年4月，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赵恒惕通电反对，[43]与孙之裂痕更深，[44]这对研究系也是有利的。虽然尚无证据显示研究系直接参与了赵的上述决策（至少笔者尚未发现相关材料），但研究系迅速向赵伸出橄榄枝。谭延闿甫辞职，号称赵恒惕“患难之交，道义之友”的前湘军将领梅馨即代表熊希龄、范源濂返湘，“以谋京湘同志之联络。”[45]闻湘省财政困难，熊希龄还找财政部次长潘复密商以谋解决。[46]1921年3月，赵恒惕就省宪问题致信梁启超请教，并派前护国军将领萧堃、雷飙来与梁联系。[47]对其他研究系名流，赵亦礼敬、拉拢。当然，赵也不是事事与研究系合辙，比如，熊希龄给赵恒惕提供了一份外省学者名单，让赵把这些人聘为制宪委员会委员，以扩大政治影响，[48]赵可能有所顾虑，只聘请了其中的蒋方震一人。这种问题对双方关系不至于有大影响。

另外，虽然赵恒惕推行自治是因为他急需假借民意来使自己地位合法化，以免南北政府干涉，但他授意成立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使制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对他省形成示范效应，因而，维护赵恒惕的地位，对加速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进程也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四、施展纵横之术——研究系协调湘、直关系

如火如荼的湖南自治潮流影响到了湖北，湖北省人士李书城、蒋作宾、孔庚亦游说赵恒惕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建立湖北自治政府。1921年7月，赵恒惕出兵；8月，因吴佩孚、萧耀南等率直军援鄂，湘鄂战争遂转化为湘直战争。研究系对这场战争非常关注，“同人中颇多活动于其间者”。[49]

身为研究系领袖的梁启超对此事的参与程度如何？丁文江的说法是“虽未加入漩涡，但曾参与其事”，[50]此说未必准确。八月间，许多要人聚集在天津黎元洪家中讨论湘鄂局势（按：黎是反对王占元、主张湘直和谈的），梁启超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自称“不愿直接参预，但事多与闻，捉刀之文不少”，而在给萧堃、雷飙的信中则称“日来与黄陂、凤凰诸人常集议”[51]，口径前后不一。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的可能性为大，若梁未曾与会，黎元洪何以确定梁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己一致，而授权他捉刀多篇文章固然也可以通过书信或第三方联络，但终究不如当面商定便利。梁启超对张东荪称没有直接参与，可能是有些内情不便向他透露。事实上，梁甚至与某些湘军前线将领也有联系，赵恒惕任命的援鄂军总指挥宋鹤庚（阜南）即曾投书梁启超。[52]综合梁之种种表现（后文将详细讨论），说他“未加入漩涡”，是难以成立的。

湘鄂-湘直战争不只关乎湘鄂两省的自治问题，赵恒惕自推行自治以来，便一直积极寻求外援。[53]早在出兵援鄂之前，湖南的代表便赴各省活动，争取其他军阀支持第三政府路线。6月，浙江的卢永祥主张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建立第三政府的问题，请赵恒惕来主持；[54]四川刘湘与赵恒惕结盟，8月，川军向宜昌进军，其余推行自治之省大多在观望风向。若湖北自治实现，将武汉这个南北枢纽纳入联治派控制范围之内，便于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联治派相互支援，建立第三政府的底气就大为增加，赵恒惕本人亦将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占据更重分量。战争初期，湘军在和王占元军的对抗中占优，赵恒惕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先定各省宪法，再效法美国制订国家宪法。[55]这也就意味着“关于召开联省会议和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都将取决于这一战争的胜败”，[56]关系如此重大，无怪乎研究系要为之奔走活动了。

8月上旬，湘军进展较为顺利，王占元辞职，之后湘、直一度处于对峙状态，湘军提出承认湖北自治、让蒋作宾当湖北省长、补偿军费等条件。[57]

而在梁启超阵营看来，湘军的处境相当危险。在上海活动的蒋方震与萧堃、雷飙、徐佛苏、谭延闿等会面，又得到石陶钧的书函，从中了解湘军近况，深忧不已，遂于8月12日致信梁启超，称：“盖仅就湘、鄂局部问题，湘军着着是死着……盖中山之旅行筴已整顿完全，桂、川、黔大约已悉偏于孙系，湘军在南已成孤立，而唯一友人之吴，态度既不明了，又直逼处于利害不相容之地位（专就鄂局言）……”[58]湘鄂战事方兴，外界便传言孙中山将派许崇智进兵湖南；[59]8月10日，广东国会议员五十余人提案“请求速发北伐命令，出兵于武汉”，[60]被外界视为孙中山将大举北上的信号。蒋方震深恐广东政府乘湘、直争持之机北进，其势将难以抵挡。梁启超也担忧让孙中山渔翁得利：“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于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羽翼以资敌。”[61]赵恒惕在湖南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固，谭延闿虽已离湘，谭派在军中的影响力尚在，湖南还有大批民党分子活动，若湘军为直军所败，赵之威望必然受损，觊觎其位置者或将趁机逼赵下野。从事后的角度看，湘直战后的确有部分亲民党的军官“倒赵之声喧传甚盛”，只是“以新败之余，实力已疲，不能为积极主张”，[62]另外，“谭派政客利用省议会为合法斗争的阵地，迫使赵政府大举裁兵，企图以此加强赵与各军将领之间的利害冲突，从而达到倒赵的目的。”[63]可佐证梁启超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

研究系对孙系高度防备，而对吴佩孚则认为尚有合作可能。原因在于：在当时的北洋武人中，吴的风评是相对较好的；吴统率直军在直皖战争中获胜，迫使安福系下台，替研究系报了一箭之仇；吴曾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与研究系的主张“形式虽稍异”，[64]仍有其合辙之处；吴曾向梁示好，请求梁“为草宪法，上意见书”，[65]梁“为大局计，亦将有所发表”。故梁系对吴有一定好感。[66]另外，梁启超得到“可靠消息”称“北京力主战，而保定力主和”，[67]保定即直系领袖曹锟驻地，徐世昌政府纵然“主战”，也必须取得直系的武力支持，若曹锟主和的消息可靠，则湘、直议和的可能性较高。在湘直战争前，吴佩孚对联省自治问题的态度不甚明确，[68]外界对此或怀有幻想，一说赵恒惕也曾派代表到洛阳游说吴佩孚接受第三政府路线。[69]梁启超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游说吴佩孚“挟湘军以自重，立刻召集联省会议以号召天下”，若能实现，不但湘直之争可迎刃而解，第三政府路线也胜算大增，“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势瞬息而定矣。”[70]

那么，如何才能影响吴的态度呢？蒋方震提出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

唯一之活路全在变换大局，而促进奉、直之决裂，实为釜底抽薪之唯一办法。此事在京、津固不能主张，然暗中须设法竭力促动之。就大局言，网罗之横决早一日，即获一日之福（固不独专为湘计），此着做不到，吾辈将受致命伤……上层范围扩大说，鄙意在京诸人眼光碌碌，未必能注意及此，故先生不宜直接言之，宜间接促动之，最好心知其意而表面上变一种形式以诱导之，乃至交通系之倒阁运动，亦未始不可借之以打破局面。若能使奉系人说以利害，使胡兄出动，则为惠于湘者宁复何可量。欲促胡兄出动方法之最便者，莫如先倒阁，而到处宣布吴、湘之密约，谓彼已结合将北向倒徐，此事露风声于徐、胡诸党，彼辈自能活动，岂不甚妙。[71]

所谓“胡兄”，即“张胡子”张作霖，所谓“交通系之倒阁运动”，即当时交通系的梁士诒、叶恭绰等人图谋推翻内阁总理靳云鹏的活动，张作霖为之作后盾。蒋方震的计划，是先在表面上配合交通系的倒阁运动，使直方认为奉方在加紧夺权步骤，另一方面又散播吴佩孚将要和湘军联手推翻总统徐世昌的假消息，令徐世昌、张作霖感受压力，从而使奉、直双方已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奉、直一旦决裂，吴佩孚为应对张作霖，就只能从速与湘军达成协议。蒋氏此策，包含了迂回、欺诈、挑拨、借力打力等战术要素，充分体现了其军事学家思维与纵横家色彩。同时，蒋方震还准备到浙江活动，进一步“将范围扩大”，即使与往日政敌徐树铮合作也无妨——“卢昏懦无能，震惜无引进者，若有将竭力替小徐作走狗，奔走一切矣。”[72]（按：“小徐”即安福系领袖徐树铮，当时在背后鼓动卢永祥与北京政府对抗。）

梁启超是否采纳了蒋方震的计策？以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尚无证据显示梁真实施了离间奉、直关系的行动。蒋方震的计策颇有风险性，首先，若奉、直果真决裂乃至爆发战争，会造成多大范围的动荡，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怎样的损失，是难以估算的；万一计策被识破，梁启超将同时与奉、直两方结仇；再者，以梁启超现下的政治能量，也不见得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计划。梁启超似乎选择了风险较低的应对方式——还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游说吴佩孚为主。梁启超捉刀的文章，包括代黎元洪等人致吴佩孚、萧耀南、赵恒惕的信，代湘军作的宣言，代熊希龄、范源濂致赵恒惕的信等。在以黎元洪名义致吴佩孚的信中，梁启超先是恭维吴佩孚“扫荡安福群丑”，后警告彼“毋举棋不定，取前此切齿反对之安福系政策而躬自蹈袭之”；[73]在致萧耀南的信中，梁启超试图动以乡情（按：萧为湖北人）：“执事爱护桑梓，用情逾真，其必不忍更作阋墙之争，致诒故乡之戚。”[74]可见其辞令之老练讲究。梁还以个人名义致信吴佩孚，自称“吾于执事，绝无所求”，“吾于南军，绝无关系”，劝其“与久同袍泽之湘军，左提右挈，建联省的国民大会之议以质诸国中父老昆弟”。[75]因“书中有苦不能透露之语”，又请张一麐去向吴佩孚面陈利害，“竭力以图彼一寤。”[76]

对赵恒惕方面，梁启超亦煞费苦心。听说湘军提出的和谈条件有补偿军费等项，梁认为过于短视，对萧堃、雷飙强调：“今日湘军所采态度，最要紧是从大处落脉……万不可提出本省或本军利益条件，以授人口实，以失天下之望。”总之，“此次出兵之大旗帜，惟在联省自治（此外概不与闻），此旗帜总希望与季子（指吴佩孚，引者注）共擎之，必至万不得已时，乃独擎此方针。”[77]在代熊希龄、范源濂等致赵恒惕的信中，梁亦苦劝道：“欲联省会议实现，非得吴萧提携不可……弟等固深知吾湘军队太多，非分若干驻外不可；又深知吾军皆饥卒，无军费之补偿，不足自活。然在今日，若无大题目与彼提携，而徒主张湘军驻鄂，则人将以不相侵越之义反唇相稽，我且无辞。军费云云，即盟诸载书，亦同虚诺。”[78]在梁看来，只要赵恒惕不为眼前利益所迷惑，勿刺激直军，坚持联省自治之大义名分，占据政治制高点，湘、直达成一致还是有希望的。

除梁、蒋、熊、范外，籍忠寅、蹇念益、汪大燮、王家襄、徐佛苏等研究系名流或幕后磋商，或出面调停。[79]徐佛苏通电建议北京政府以即将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为重，承认湖北自治：“若中央结北合洋（原文疑印刷错误，应为“结合北洋”，引者注）武力以援湘鄂，则湘鄂必结合西南武力以抗……太平洋会议极以吾国内乱为忧，若吾国逆此潮流……尤恐列强代治之言嚣传。”[80]可以说，除尚在欧洲从事外交活动的林长民外，尚活跃的研究系头面人物大多牵涉其中。

然而，梁启超阵营低估了吴佩孚的野心和行动力，吴并不像梁启超所说的“似尚无黩武之意”，[81]更不像研究系喉舌《晨报》8月10日报道所宣称的只是出于两湖巡阅使的职责例行公事，“并非积极的有征南之野心也。”[82]事实上，吴军一开始没有非常积极地与湘军作战，是因为吴垂涎王占元的湖北地盘已久，碍于同属直系不便硬夺，遂借湘军之手将其驱逐，王占元既去，下一步就是要将湘军逐出湖北。17日，直军向湘军发起总攻，激战至8月下旬，湘军溃败。9月，经英国领事出面干预，吴、赵在岳州谈判，湘直战争告终。另外，吴佩孚通电提议在庐山召开国是会议，解决南北纷争。

对此结局，自感枉费心力的梁启超愤然称：“吾侪经此最后之试验，真可以对于彼辈不复一睨矣。”[83]乃至把吴佩孚的通电“投诸破簏”。[84]梁启超对吴不满，自感没得到对方尊重自然是原因之一，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吴的态度与梁启超的期望及研究系的立场相去甚远。直军击败湘军，不仅导致赵恒惕地位不稳，更使联省会议成为泡影。至于吴佩孚所主张的庐山国是会议，与联治派所主张的联省会议差异甚大。其一，联省会议是要先定省宪，后定国宪，而吴氏主张直接由各省推举代表制定国宪；其二，所谓的庐山国是会议，分为国民会议和国军会议，乃至要求“由国军会议暂推一人，以国军保障两会议之尊严”，[85]军阀坐地分赃之色彩过于明显。梁启超的原意是要吴、萧与湘赵联手，壮大联治派之声势，若吴接受梁的建议，则梁有恩于湘赵，湘赵日后将更为倚重研究系，研究系在湖南的势力可进一步得到巩固。另一方面，联省会议召开，研究系作为联治主义的推手，可以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乃至充当各省联治派之间的沟通桥梁，这对研究系的复兴是很有利的，而这些都随着吴佩孚自行其是而幻灭。吴佩孚在战争中曾使用水攻，淹没百姓数千人，引起极大民愤，[86]而外界近期传言“庐山会议之内幕，实含有梁启超欲籍此再出风头之怂恿”，[87]攻击蒋方震的言论亦很多，一向注重舆论影响的梁启超急于与吴撇清关系，一面劝导张一麐“庐山会议太近滑稽，盼公更勿与闻，徒自损令誉”，一面提示蒋方震“登报洗刷”。[88]这些举措体现了梁氏在游说未成后希望及时止损的心态。

从结果来看，梁启超阵营促使湘、直联手推动联省自治路线的努力失败了，但局势暂时没有像蒋方震担忧的那样，一边倒地朝着有利于孙中山的方向发展。部分国民党人值两湖战事之际的确“甚欲趁此潮流，乘时立功，取得武汉以统一中国”，孙中山本人也认为“夫两湖人民不愿我等出兵者，以为民治事业，不让他人为之；今既为吴佩孚所骗，大有觉悟”，[89]遂“特派周震麟为湖南劳军使”，[90]试探湖南方面的态度。但赵、吴已经和谈，吴承诺“保留赵之湖南总司令名义”，[91]赵不敢再与吴为敌。湖南省内拥护省宪的公团集体致电孙中山，称：“风闻我公因湘军失利，派兵来援……倘再以湘境为战场，必致使湘民无噍类……此次湘宪对于客军过境，制限极严……我公醉心共和，国民久仰，谅无拂民之举，以作祸湘之图。”[92]另外，同持联治主义姿态、与赵恒惕向有联络的陈炯明不愿配合孙中山的北伐要求，限于各种内外条件，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的愿望未能落实。应承认，研究系作为联治主义、湖南省宪运动的推手之一，给孙中山北上造成了一定困扰。

五、结论

进步党-研究系“被目为长于阴谋”，[93]其实，政治投机、幕后策划政潮、利用各方矛盾谋求发展空间等，民国时期大多数政派皆然，将“阴谋”悉数归罪于研究系一家，固然不妥，反之，忽视或低估研究系投身政治活动的动机复杂性和策略成分，乃至给人一种梁启超等人已超然于政派斗争之外的印象，亦属纠枉过正。研究系从党势鼎盛到衰颓瓦解，是在多番政治斗争中未曾达到预期目的、政治能量逐渐耗尽的结果。梁启超等人参与围绕联省自治路线的博弈，说明此时的研究系尚不甘于被边缘化，改造中国政治面貌乃至引领政局走向之心未死。

联治主义作为中央集权、武力统一的对立面，是否中国政治之最优解，可留待史家讨论，至少应承认其在当时具有不容忽视的民意基础。湖南自治虽最终失败，但一度使湖南人民获得了选举权，还留下了一部在中国宪政史上颇具分量的湖南省宪法，这里面无疑也有研究系的一份功劳。然而，研究系在推行联治主义理想的同时，亦隐含着功利性、策略性的一面。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早在清末，维新党人就对游说大员颇有心得；在进步党时期，梁启超亦不排斥利用上层人物来建设共和政治，为此可作出一定的妥协；1920年代初的研究系，政治能量已大不如前，若想继续推行其主张，更要尽可能地利用长期积累的人脉和信息渠道，敏感地把握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地方诸侯的利益需求，从而影响其决策。因而，研究系在这一时期的政坛角色有纵横家色彩，尤其是在湘直战争中表现出类似于“合纵抗秦”的思维，是由客观形势及其自身的政治底色所决定的。如果说在湘直战争之前，梁启超阵营对吴佩孚还不够了解的话，那么，在次年奉、直战争之后，梁启超、熊希龄等人仍支持直系“驱徐迎黎”、“法统重光”，可进一步佐证研究系的政治策略具有相当高的灵活性，非有丰富之政治经验者不能为之。

（本文首发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林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潮研究。

[①]《发刊词》，《改造》（上海）1920年第3卷第1期。

[②]梁启超在致蒋百里的信中称：“即倡社会党之计划固不可行……”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82页。

[③]同上书，第477页。

[④]靳云鹏1920年3月7日电云：“我公由欧回国，至慰，尚望惠然北来，用咨伟佩。”见《各通讯社电》，《申报》1920年3月8日。

[⑤]梁启超1920年3月25日信云：“东海（即徐世昌，引者注）约宴亦谢之。”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73页。

[⑥]《申报》评论云：“靳云鹏冀籍梁启超氏之力，抑止安福之专横……而东海方面为反对安福系起见，亦令梁启超氏与梁士诒氏互相联络，以当安福系，现在二梁业经握手，依目前之形势，直系旧交通系研究系三派，将大同团结……”见《阁潮最近情形》，《申报》1920年3月15日。

[⑦]梁启超在1920年7月20日致梁令娴的信中称：“日来直派军人频来要约共事，吾已一概谢绝……”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79页。

[⑧]参见梁启超：《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民心周报》1920年第1卷第42期。

[⑨]关于国民制宪，黄溯初致梁启超信云：“至于制宪问题，群（即黄溯初，引者注）个人意以为此时无从说起……目下如望能发生良好而能行之宪法，殆无异望狗嘴里出象牙，决无是处……又国民大会之说，虽决不成事实，但可于此时作文鼓吹……”徐新六致梁启超信云：“国民制宪大会极应鼓动，孟和（即陶孟和，引者注）谓不论办得到与否，总应喊一喊……”傅治致张东荪信云：“无地方自治之国，欲借国民大会收一日之效，解积年之纷，其事之难可想象。”关于废兵运动，蒋方震致梁启超信云：“言废兵运动者，因为皖、直之战方罢，国民对此问题易起兴会……”梁启超致蒋方震信云：“吾辈于文字之外，总须目前便有一种事实上之结合运动，此种运动旗帜要鲜明，要普遍，似莫于先设一废兵运动同志会，青年集者必众，他党派之人亦或可结合。”由此可一窥梁系推行此类运动之心态。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80-481、483、484、480、482页。

[⑩]李剑农：《民国统一问题》（篇三），《太平洋》1922年第3卷第7期。

[7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16页。

[77]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5册，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16页。

[7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516页。

[79]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

[70]熊希龄：《就南北速开善后会议与实行联省制度等事致广州岑云阶电》，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71]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80页。

[72]同上书，第73页。

[73]加拿大宪政党总支部的廖崇照在1921年建议梁“以剑器为急，而文学之教育乃在其次”，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89页。

[74]熊希龄：《主张地方分权之联邦制致岑春煊电》（1918年1月21日），《熊希龄集》（六），第392页。

[75]梁启超在给梁伯强的信中称：“谋制定湖南自治根本法，已为草成大纲三十一条，附以理由。”在致张东荪的信中称：“顷代湘人拟湖南宪法大纲，公有何特别意见，请见示。”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81、482页。熊希龄后来亦对外承认：“我等前次所提宪法草案，均系梁任公做的，我无一条。”见《在湘省宪法审查会上的演说词》（1921年5月27日），《熊希龄集》（七），第470页。

[21]见《推梅馨归湘代达筹划湘事意见与范源濂、徐佛苏等致赵恒惕函》《派胡刘两君回湘赞助自治致赵恒惕等电》，《熊希龄集》（七），第403、454页。

[22]《熊凤凰对于湘省自治之建议》，《大公报》（长沙）1920年8月20日。

[23]此说参见王无为《湖南自治运动史》（上编），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版，第11页。

[24]《袁华选之自治意见》，李铁明主编：《湖南自治运动史料选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3页。

[25]同上书，第452页。

[26]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七），第356页。

[27]熊希龄：《就省自治之事致长沙谭督军电》（1920年8月16日），《熊希龄集》（七），第345页。

[28]《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81页。

[29]同上注。

[30]见《谭省长之自治会议》，李铁明主编：《湖南自治运动史料选编》，第264页。

[31]见《昨日之各界联席会议一致议决举行市民游街大会》《昨日建议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之大会议》《昨日公民之制宪请愿》，李铁明主编：《湖南自治运动史料选编》，第267-273页。

[32]《自治声中之自乱-研究系只会捣乱吗》，《新华日报》（北京）1921年7月7日。

[33]据程潜回忆，他在讨袁时期见过梁启超，认为“此人善变，这次反袁的思想动机也不纯正”，不愿与之深谈。见程潜：《护国战争前后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四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34]陶菊隐：《记谭延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二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35]参见陶菊隐：《记谭延闿》，《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二卷，第64-65页。

[36]参见《赴湘讲演团杜威吴稚晖等对于湖南自治之意见》，李铁明主编：《湖南自治运动史料选编》，第99页。

[37]可参考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5册，第215页；李伏波整理：《陈嘉祐传略》，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印：《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北伐革命战争专刊》，1986年版，第232-236页、

[38]赵在1921年3月1日致梁氏的信开头称：“任公先生执事：久钦誉望，愿见末由，瞻企天云，驰思曷极……”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0页。据此措辞，双方之前应该没有见过面。笔者亦未发现其他史料显示两人此前有直接来往。

[39]有关赵的早期活动，可参见郭廷以、沈云龙校阅，谢文孙记录：《联省自治前后-湖南参议会赵恒惕议长访问记录》，张玉法等编：《口述历史》（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49-53页。

[40]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5册，第215页。

[41]关于湘军军官新、旧之别，可参见《联省自治前后-湖南参议会赵恒惕议长访问记录》，张玉法等编：《口述历史》（一），第68页。

[42]《赵恒惕之态度与湘局》，《晨报》1920年12月21日。

[43]见郭廷以、沈云龙校阅，谢文孙记录：《联省自治前后-湖南参议会赵恒惕议长访问记录》，张玉法等编：《口述历史》（一），第68页。

[44]关于赵恒惕与孙中山的关系，谷小水的文章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见谷小水：《二次护法时期赵恒惕与广东政府关系述论》，《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45]《推梅馨归湘代达筹划湘事意见与范源濂、徐佛苏等致赵恒惕函》，《熊希龄集》（七），第403页。

[46]《就解决湘财政困难事致长沙赵总司令林省长电》，《熊希龄集》（七），第447页。

[47]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0页。

[48]见《就起草湘自治法草案事致赵总司令等电》，《熊希龄集》（七），第454页。

[49]《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1页。

[50]同上注。

[5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2页。

[52]梁启超致萧堃、雷飙信云：“阜南师长近有书至，以未审通信所在，故未复……”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3页。

[53]赵曾通电号召西南各省先行实施自治，见《赵总司令主张西南各省先办自治电》，《湖南筹备自治周刊》1921年第1期。

[5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第55页。

[55]参见《赵恒惕解决南北纷争之意见》，《晨报》1921年8月10日。

[5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第36页。

[57]同上书，第48页，

[58]《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1页。

[59]见《孙文之北伐计划》，《京报》1921年7月31日。

[60]《广东国会可决北伐》，《益世报》（北京）1921年8月13日。

[6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3页。

[62]《长沙内讧与岳防吃紧》，《顺天时报》1921年9月4日。

[63]陶菊隐：《记谭延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二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64]《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2页。

[65]同上书，第479-480页。

[66]黄溯初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把其他政要称为“二德子孙（孟德、翼德）”，唯独认为“吴某为人尚有待于调查评价之余地”。同上书，第481页。

[67]《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2页。

[68]关于吴佩孚在湘鄂战争前对联省自治问题的态度，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吴曾经支持联治，有的认为并无明确表态。笔者认同后一种说法。参见王雅宁、刘晓堂：《报刊舆论视野下的湖南联省自治运动——以吴佩孚和赵恒惕政争为中心》，《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69]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第55页。

[70]《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3页。

[71]同上书，第491页。

[72]同上注。

[73]梁启超：《代黎元洪等致吴子玉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506-3507页。

[74]梁启超：《代黎元洪等致萧耀南书》，同上书，第3506页。

[75]梁启超：《致吴子玉书》，同上书，第3501页。

[76]《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3页。

[77]同上注。

[78]梁启超：《代熊秉三范静生致赵炎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三册，第3504-3505页。

[79]参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1-494页。

[80]《湘鄂战争中之调停策》，《新华日报》（北京）1921年8月17日。

[81]梁启超：《代熊秉三范静生致赵炎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三册，第3504页。

[82]《两湖巡阅使命下的吴佩孚》，《晨报》1921年8月10日。

[83]《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4页。

[84]同上注。

[85]《发起庐山会议之感电》，《益世报》（北京）1921年8月31日。

[86]参见《吴佩孚决堤之功德》，《新社会报》1921年8月28日。

[87]《难测真面目之庐山会议》，《益世报》（北京）1921年9月4日。

[88]《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94页。

[8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97页。

[90]同上书，第598页。

[91]《吴佩孚赵恒惕和平条件别报》，《晨报》1921年9月13日。

[92]《各公团致孙中山电》，李铁明主编：《湖南自治运动史料选编》，第333-334页。

[93]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