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政治文明进程和法制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比如，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大面积腐败，公民的权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地区发展不平衡，三农问题突出等。目前出现的较为严重的是以下四方面的发展困境。
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
自1996年以来，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2011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转变发展方式之所以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是因为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虽然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度依赖，以及能源利用绩效过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自身跃居到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前列，也使中国相当多的地区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中国出口商品和劳务已经在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但近一半以上的出口是由外商在华的投资企业提供的。由于处在整个产业链条的中下游环节，“中国制造”出口所获得的利润极其有限，一般利润率只有3%至5%，而这又很大程度上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实现的。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这种低效能被认为是把中国推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这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核心议题。但是目前，从中国很多省区市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看，发展目标还着眼于“翻番”，仍然是一幅快速增长的态势，推行的仍然是加速发展战略。
创新不足的困境
创新不足困境，主要受两方面的因素制约：
现有体制机制的制约。由于政府拥有过多的支配和配置资源的权力，往往使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时不是主要从经济效益去考虑，而是把对“政绩”的影响放在首要地位。政府主导的政绩考核是“大干快上”，是“唯GDP论”、“唯高速论”，这已成为官员升降的玉律。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的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坦言，“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而观念产生于现有的体制机制，干部考核标准则是基于政府主导的“大干快上”的政绩考核标准。
由于经济体制尚未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根本转变。因而在经济生活的相当多的领域，计划体制的力量仍很强大，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宏观调控中，有时计划体制还得到固化和强化，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
创新文化的制约。影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因素，从更深层次考虑，则是创新文化的缺乏。并涉及到品牌、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发挥技术专利拥有者的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制造外国专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瓶颈。据估计，每年“中国制造”为专利支付的费用大约占出厂价的25%至30%。“有增长，没品牌”，缺乏核心竞争力产品，缺乏自主创新的产品，这就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却是“世界初级产品加工厂”，很少来自自主品牌的营销。
但要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创新环境，以及有利于批判型公民的成长，则有赖于公民社会建设，需要改变国家强势、社会弱势的局面；有赖于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教育体制，就应鼓励“异想天开”，宽容失败。这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应当允许有争论，而要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则需要政治文明进程有较大幅度的推进才能实现。
对公权力制约乏力的困境
把公权力放进笼子里，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定律。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公权力得到严格限制，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中国目前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相对弱小，形成了 “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社会对于公权力的制衡能力相对弱化。这就出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公权力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经常逾越法律允许的边界，使公民权利难以得到实现或有效实现，导致了政府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大量冲突；二是公权力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得相当一部分官员腐败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这就使得腐败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因而腐败至今仍是严重影响执政党和政府公信力的突出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困境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或者与一些发达国家经历这一发展阶段时相比，都是较为罕见的。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原因有多方面。
公共政策受到质疑。政府出台的一些公共政策，公正程度和科学性不足，并经常受到垄断性利益集团的左右。垄断性利益集团，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此外，政府利用强大的税收能力，使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到国家。近年来，我国税收和政府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都在20％到30％上，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国富民穷”应当说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使得集中到国家的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不公平，一部分人获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
国有企业的垄断。长期以来，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是，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在这种观点支撑下，“国有病”愈益严重。“国有病”的最大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便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等方式而从社会获得巨利。这导致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而另一方面，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对经济的高度垄断，占有了愈益多的财富，而这些占有的财富并不为全民所享有。同时，国有企业的效率的提升又是与整个社会效率下降成反向运动，结果导致整个社会效率的下降。
两极分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居民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但相当一部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或极其缓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迅速暴富，使贫富差距愈益增大。而这十分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
要破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境，关键在于严格限制政府的行为，使各级政府的行为都建立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使各级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而要规范政府的行为，一项基本的要求，就是各级政府都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介入，而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但要实现上述要求，需要有一种强大外在力量制衡、约束政府行为，这就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有效约束政府行为的政治体制。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对政府的预算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严格控制政府过高的行政支出。政府出台的涉及民生的重大项目，必须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等等 。
